书城小说战争版:碧血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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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黄安老乡

——地方工作科代理科长尹洪菲的自述

黄昏时分到达踏实。第二天凌晨立即起行,过破城子、八龙墩,穿越十工山口,下午三时左右到达刘家庄子和马家庄子。这里距离安西县城十三公里。

为了快速到达新疆免遭马家军骑兵阻截,应该日夜兼程,这是需要;但是部队已经十分疲惫,没有必要的休整和稍稍充足的给养,要横渡戈壁沙漠也等于自取灭亡。

工委总部在刘家庄子开会,研究是不是攻打安西。

我没有参加会议,但知道争论很大。

在我看来,打与不打,很难说谁对谁错,只是一种利弊权衡。如果打开安西,部队得到充分补给,对进军新疆无疑是有利的,甚至是必须的。

但是,以疲惫之师,攻击以逸待劳之敌,一向是用兵的大忌,更何况敌人有城可守,打不到狐狸沾身臊,损耗兵力不说,很可能走不利落。

问题是在于安西有没有攻下的把握。这又回到了一个极普通又极难判定的困惑之中。

如果安西兵力单薄而且无备,一举攻克,粮弹皆有,打是正确的。

生活中却往往出现“但是”“万一”“如果”这些严酷的词,它是主观愿望的陷阱,既可以使你反胜为败,也可以使你反败为胜。万事莫不带有偶然性!

正确的判断来源于正确的了解实际情况。这又回到了连普通战士都知道的:知己知彼。

必须派出侦察。

总部首长要地方工作科先向当地群众了解安西情况,是不是有人刚从安西来?是不是有人要到安西去?如果派出武装侦察,显然是下下策,了解不到敌情反而先暴露了自己。

生活立即送给我们一个“偶然”,有一个从安西来的商人,拉着灰色毛驴,向战士们问红军司令部的住址。

一听他的湖北口音,就给我一种亲切之感。他大约有五十来岁,粗壮,微胖,脸色红润,跟我们这些面黄肌瘦的苦行者来比,显得更为鲜艳。他下巴光滑没有胡须,脸上挂着永不消失的笑容。他穿着一件羊皮小袄,领口敞开,冒着蒸蒸汗气,混杂着一股生肉气味。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热烈地跟我握手,把我当成了红军司令部的官长:“我好多年没有见到老家的乡亲了!”他抓着我的手狠劲地摇。

他有如此过分的热情,我不太理解,多少带点应酬的意味,说:“这是人生的乐事,万里他乡遇故知嘛。”我把他领到总部,先让他坐下,接着问他贵姓大名,找红军贵干。

张干事一直跟在我后边,进屋时,他帮助黄安老乡去拴驴,而后向总部首长报告,说有安西来找红军的湖北老乡,要不要带他去见首长。

首长指示我们先谈,摸摸底细。

他说他叫刘永超,是奉安西县县长尹尚谦之命来的。

这不能不使我惊喜万分。正愁不了解安西情况,他倒送上门来了。其中是否有诈?我告诫自己,要极端谨慎地对待。

他从怀里摸出两包宝塔牌香烟,还掏出一包被体温烘暖的葡萄干来招待我们。

我本不吸烟,为了同乡的盛情,我还是点燃了一支。张干事是个烟鬼,看他的眼神,这两包烟他想独吞。

刘永超告诉我,尹县长已经知道了红军西出祁连山的消息,就把他找了去,说他是红军的同乡,就叫他来和红军见面。希望红军不要进城,按着红军绕城过武威的办法,愿意派各界代表出面来跟红军谈判……

刘永超说,他是十几年前随乡亲到河西来谋生,后来定居安西做杀猪卖肉的生意。听说红军到安西县境,风闻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人人惊慌。城里豪绅商贾更是胆颤心怯,要求县长求兵保城。

因为城里兵少,援兵远在肃州,无法朝发夕至,所以愿意供给红军所需,请红军绕城而过,免得惊扰居民。

乡绅不敢露面,怕红军把他们扣押当作人质,又说红军都是内地人,就推举他前来联系。

红军绕城过武威的内情,我不甚了解,因为当时我不在总部,只是后来从吴永康部长那里知道一部分原因。凉州(武威)是马步青的老巢,是骑五师司令部所在地,河西重镇。马步青河防战斗失利,非常紧张,急电马步芳求援并调兵防守凉州。

据说,当时我军未攻凉州原因有二。一是想利用马步芳、马步青之间的矛盾,减轻我军西进阻力,争取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早日实现,尽量避免敌人纠缠,所以三十军和五军绕武威沿甘新公路迅猛西进,日夜兼程,抢占永昌,攻击甘州。虽然作出攻城姿态,那是佯示威胁,免得守敌出城拦击我军。另一个原因是,原计划攻击武威的任务由九军担任,但九军在古浪战斗中,损失太大,元气已伤,无法完成此重任,只能弃城而过。

如果按照刘永超所说,不战而胜,绕过安西急速西进,未必不是上策。但我不知道刘永超的话是否可靠,会不会是敌人的缓兵之计?我入伍已是八年,可谓老兵,深知兵不厌诈的道理,但我是文人,惯于纸上谈兵,无法判断其真伪。但看刘永超的表现,很是坦诚。他的积极态度也可理解。在他看来,如果他出使成功,使安西免遭“兵祸”,他在安西城里无疑会身价百倍,他的肉铺不但不受劫掠,而且会因此兴旺发达。

他此次出使联络,带有人质性质,如果有诈,他身在红军营中,必定遭殃。基于利害原因,他说的应该属实。

我叫张干事陪他闲聊,我去总部向首长报告刘永超来找红军的使命。

“有县长的信吗?”

“没有……”

首长决定亲自找他详谈。

刘永超不可能提供更多细节。因为他是一个联络人员,并非谈判代表,也无法回答安西县各界准备答应什么条件,仅仅是试探谈判的可能性。这种行径很可能是缓兵之计——

他们先让刘永超出面把红军挡住,尹尚谦则在软抗软磨中等待援军。

刘永超向首长提供了一个我们没有料及的情况,他说城里只有一个通讯排。

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县城应有自己的保安武装。而且,通讯排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叫守备队保安队或是警卫队?

我当着首长的面提出了这个疑问。首长却认为刘永超不是军人,弄不清部队的称谓。

刘永超说,只要红军同意谈判,请首长修书一封,他就立即转回。

这时突然响起了枪声,但不密集。刘永超表情惊愕,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首长不动声色,又询问了一些城内居民情况,而后要我去看看为什么打枪。我还没有站起,参谋长就来向首长报告,说是两百米外的车道上,出现了敌人七名骑兵,显然是敌前侦察,我军迎击后,已经拨马遁去。

很难判断是敌人的增援部队,还是县城里的那个通讯排。

首长让张干事陪同刘永超闲聊,照顾他的饮食,要刘永超耐心等待,经过研究之后,才能给他回音。刘永超通情达理,答应恭候红军决断,并说本村也是刘姓,他有几个熟人,可供食宿,不必烦劳红军招待。

张干事只能答应,免得他产生误解,自忖附近村庄全都驻满部队,他脱逃的可能性很小,也就随他的心意,只是告诉他不能远去,以免首长再要会见他时难找。

首长带我到总部,介绍了刘永超所谈的情况。

主张打安西的同志,认为刘永超此来,定是缓兵之计。县城空虚是可信的,因为敌人原本倾尽全力防我东返,把西部兵力调至高台、张掖、倪家营子一带。我们是四月二十三日走出祁连山,当日到达了踏实。今天是四月二十四日,县城得到消息不会太早,请求援兵是来不及的,先把我军稳在城外,在谈判中等候援兵是可能的。

尹尚谦很可能作两手打算,援兵不至,他就贡献一部分粮款;援兵到达,他就刀兵相见。目的只有一个,不让红军进城。因此,必须立即进兵,在对方尚在等候谈判消息作谈判准备时,突然兵临城下,或攻或谈,都很有利。

持慎审态度的同志不主张攻城,认为刘永超前来请求谈判是个阴谋,提供假情况要我们上当,并举出刚才敌人的骑兵侦察,就很可疑。

首长让我谈谈我的想法。

我说,刘永超态度坦诚,作为一个商人舍弃身家性命,甘作人质,不像有诈,我是主张攻城的。

反对攻城者却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理由:即使刘永超说的全部是实话,但他很可能是一个牺牲品,他并不了解真情。

这使我想到一种骗术。敌人先骗了他,利用他的真诚来骗我们。

这种猜测由于想象的成分太多,没有真凭实据,说服力自然不大。乘敌空虚不备,攻城必胜的诱惑力越来越强烈。

最后决定攻城。

我对刘永超据实以告。他先是呆愣了一会,然后顿足大哭。

他讲红军攻城,是胜是败,他都变成罪人。我极力予以安慰,但他的焦虑是很有道理的。

如果攻城得胜,尹县长和当地豪绅就会把他当成叛贼,把县城的机密告诉了红军,红军走后,他将死无葬身之地;如果攻城失利,红军也会认为他是奸细,引诱红军上当……

他放声哀哭,说他有妻子儿女,即使双方都不追究,他也无法做人……

毫无办法。只能好言相劝,婉词抚慰,而后又叙了一段乡情。

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作战科长带领两个参谋来找刘永超,要他画一张安西城的地形图。

我的同乡顾虑更大,知道越陷越深,但他无法借故推托,一个县城的老居民,不可能对县城一无所知,他那画图的手像疟疾发作似地瑟瑟发抖,汗水带着生肉气息往下滴落。

安西城是用板土筑成,就像一个扩大了的屯庄。除南门和西门外,东城墙和北城墙,有很长一段被流沙掩埋,特别是东城墙,被积年累月的风沙堆聚,形成一个斜坡,可以缘斜坡登城。

安西城外围有许多沙堆、土丘,可以掩护攻城部队接近。我看到作战科长面呈喜色,很有信心。

至于刘永超的担忧,他毫不在乎,为了革命胜利,生命都可以献出,还有什么不可以牺牲的呢?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刘永超的沉重的忧虑,仅仅是一点感情。但他毕竟是我的老乡,我总想给他一点宽慰……

夜幕降临后,部队出发,为了不使刘永超透露攻城的消息,由我和张干事“陪同”他随军而进。他不愿小毛驴冒险,借口它会大叫,留在刘家庄的熟人家里。

我鼓励他勇敢一些,看看部队怎么打仗,并保证他不会有生命危险。但他失情少绪厌闷欲绝,好像我这个同乡对不住他。饱汉不知饿汉饥,试想,他的妻子儿女都在城中,他怎么会有兴致观看攻城的冲天火光呢?

十三公里的路程,两个小时就到了。部队悄悄进入进攻出发地。总部设在离城两公里的地方。

一般攻击都选在拂晓,这是守敌最疲倦的时分。这次攻城却选在午夜。

先由一梯队在西门打响,吸引敌人,二梯队便由东城墙的斜坡强行登城。

作战计划应该说是完善的。

我、张干事、刘永超和总部机关的同志伏在沙丘上,观看攻城。大家知道城内只有一排兵力,再加民团防守,似乎用不着郑重其事大动干戈。

有个教导员在开赴进攻出发地时,竟然遗憾地说:

“老虎吃蚂蚱,不够嚼的!”

轻敌情绪固然要不得,这种充足的信心却十分可贵。

总部的同志竟然不控制灯火,有的在马灯下看图,有的蹲在沙丘上吸烟。

张干事把刘永超的“宝塔牌”攫为已有,现在竟然拿出来招待客人。

红军过武威时,城头的灯火通明亮如白昼,安西城恰恰相反,漆黑一片,死寂如荒坟。

几声枪响揭开了攻城序幕,接着是几颗手榴弹的爆炸声。单调而又凄凉,几乎看不见火光。

“太不来劲了!”有人在旁嘟念着。

甚至有人预言:敌人已经开城投降。

张干事跟刘永超开玩笑说:

“今晚,我睡到你的肉店里去,见见你的老婆和你的……”

张干事的话的下文“……孩子”还没有出口,忽然枪声大作。

“咦?不是只有一个排吗?”有人感到不对。有经验的人都能听得出,这是数百人的齐射。

接着是手榴弹爆炸的火光和十几挺机枪的轰响。

接着是炮弹的啸鸣。

“熄灭灯火!”

随着这声大叫,有三发炮弹尖啸着越过总部上空落到后面两百米的地方,隆隆爆炸了。

接着又有几发,散落在附近,炸起的飞沙溅落在我们身上。灯火熄灭了,敌人失去了目标。但攻城部队却遭到了狂烈的轰击。城墙上一片锣鼓和喊叫声。

“他……他们怎么有炮呢?”刘永超嗫嚅着,连他也看出城里已经增加了敌人。

“敌人援兵到了!”

这是最正确的判断。

总部命令部队停止攻城,退出战斗,以沙丘作掩护,向五营村——王家屯庄、康家楼庄退却。

敌人的骑兵分成几支马队,冲出城门追击,直到在我伏击下纷纷落马时,才发觉这种蛮干行径是一种疯狂,急忙退回城内。

第二天,我们才从受伤落马被我俘获的一个骑兵连长口里知道:

在红军主力进入祁连山后,马步芳已经通电河西各地驻军,防止共军西出祁连,并估计有可能从嘉峪关外奔向敦煌、安西方向,进入新疆。

马步芳这个判断,是来自军事情况的思考还是来自我方被俘人员之口,不得而知。他在红军未出祁连山时就作了预防,这是肯定的。他命令在西宁驻军的李增荫团尾随追击,并电令驻肃州的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派兵防守安西。马步康当即派刘呈德团星夜驰援。

尹尚谦向肃州告急时,马呈德的步、骑兵已经在途中了。

尹尚谦于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派刘永超赶往十二村,等待红军,以谈判为名阻止红军进城。他则率领幕僚士绅躲出城外,以防不测。四月二十四日凌晨刘呈德的援兵到达,此时,刘永超已经离城,当然不知有援兵入城。

天刚透亮,敌人即出城向王家屯庄进攻,但敌人兵力有限,只能冲击,却无力包围,我们则凭借屯庄的围墙抵抗。入夜,我们冲破敌人阻拦,向西北方向突进,抢占了由甘入新的白墩子。

敌骑紧追不舍。有几次总部也遭到突袭,连总部首长都挥枪上阵厮杀。

且战且退,在黄昏时分,我们退到了红柳园。这是一个美丽的名字,自从进入河西走廊以来,我一直想看看红柳的紫红色和粉红色的繁花。由于不是开花的季节,我只看到它的赭红色的枝条。

红柳园是西进新疆的必经之地,在地图上标有它的大名,其实是个很小的屯庄,只有几家泥屋,还有几家客栈。由于甘新公路从此穿过,它像一个古代驿站,供过往旅客休息、打饯。

它的四周全是青沙石戈壁,生满似花非花似叶非叶的骆驼刺,干硬刺手。中部有一堆一堆坟墓似的风化岩和沙丘。路边有一条干涸的河床像一条死蛇,鳞光闪闪。河床西边一丛丛红柳,赭红色的枝条在沙风中摇曳。

我眼前老闪过刘永超那圆胖红润的脸,从王家屯庄突围西进时,竟没有来得及跟他告别一声。那不是我的疏忽,而是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我们抓到的那个受伤的骑兵连长,在夜间不知被谁杀死了,他的头歪到一边,脖子被马刀砍断了,只有一片皮肉相连,……战士们对连日追杀我们的马家军,宁愿违犯政策受个处分,也要解解心头之恨。……没有什么可追查的,把尸体拖进沙沟里掩埋了事。

这是战争!

在红柳园,我们仅仅来得及喝几口水,吃一把炒麦,马家军就追上来了。这些坏蛋就像甩不掉的影子,紧紧跟随。也许张干事的形容更确切些:

“他娘的,简直像钻到肉里的蚂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