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社会问题长篇。将“社会问题”置于小说之前，好像是一种嘲弄，好像一沾“问题”，作品就天然地不高雅，该贬值了。我们确实经常在贬义上使用着社会问题小说这一名目，也确实有不少只图暴露问题的痛快，忘记了文学的审美特征的“社会问题小说”，使其名声欠佳。但是，敢于触及问题，直面人生，绝不意味着艺术性的必然丧失。更为重要的是，文学的历史证明，一个时代的文学，倘若不能触及该时代最重大、最根本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就不能认为是可与时代匹配的文学。事情不在于我们喜欢不喜欢，而在于社会内在矛盾、冲突、问题淤积到不得不喷发时，它就要选择各种方式，包括文学的方式来表现，社会问题小说即为其一。就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象。上世纪九十年代此类长篇不少，著名的有《抉择》、《天网》、《人间正道》、《中国制造》、《国画》、《兵谣》、《人气》、《幻化》、《财富与人性》、《大雪无痕》、《欲望之路》、《石瀑布》等等。一般来说，这类作品的反响总是比较大的，销售也不成问题。《抉择》的获得茅盾文学奖并不偶然，除了张平一贯致力于此，其文本自有优势之外，它的获奖还意味着，此类创作路径已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认为应在今天的文学殿堂占一席之地。这首先是生活本身的严峻性所决定的。然而，问题的麻烦在于“问题小说”本身怎样提高艺术品格的问题，在反贪小说、官场小说风靡一时的今天，已经变得越来越突出了。这似乎是一个两难问题：腐败严重，人们很需要反贪小说；但反贪小说一多，又迅速陷入模式化的泥淖，有的使文学不成其为文学了。历史上不乏由“问题”切入而成为不朽之作的例子，对于此类创作来说，现在是难逢的好时机，重要的是如何向现实的广度和人性的深度拓展。
６、都市长篇。都市化是世界大趋势，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它的震荡烈度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对于农业文明传统深固的中国社会来说，都市化不但改变着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而且改变着整个中国的精神生活的方式和文明程度。都市是市场的漩涡，欲望的渊薮，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都市文学也离不开欲望化这个中心。大量人口的流动，城乡价值的冲突，都市的上层、下层、白领、蓝领、边缘人，构成了多少浩繁复杂的价值纠缠与精神矛盾啊。毫无疑问，当今都市是文学之树的沃土。这里，我所说的都市文学是有条件、有前提的，并非以都市为背景伸展出一些无关主题的作品皆可叫都市文学，而是指都市本身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影响着所有人物命运的人物出场的作品：每个真正的都市是有个性，甚至有灵魂的。同时，它又是与正在成熟着、膨胀着的市民阶层和市民社会紧密联系着的。更重要的，它一般总是表现人与都市这个庞大的“物”之间展开的心灵的搏斗。也就是说，它涉及的主要是灵与肉、人性与金钱、精神与物质的激烈冲突。现在，在一些新生代作家那里，他们主要以中短篇形式，已经写了许多视角独特、新颖泼辣、富于陌生化效果的都市小说，但长篇领域的好作品不算多，尚处在摸索期。《长恨歌》写了一个都市之花的一生，意在透过风尘气、脂粉气、半殖民地气，写出上海这座大都会的灵魂。这是只能心会，很难言传的。就好比一定要问长恨歌恨什么，那只能说，人生长恨水长东，一个女子在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在海上繁华梦中，那难以实现宿愿的惆怅，那人生如梦的幻觉，岂无恨焉？池莉是近年脱颖而出的都市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她以前的小说并不典型，所以“脱颖而出”是就都市小说而言的。《来来往往》等作中对市民中价值观的浮动，对世俗化的伦理人情的描绘，颇有声色，绝对是当今中国都市的新感觉。新生代中突出的则是邱华栋。给人印象较深的长篇还有《软弱》、《海噬》、《大腕》、《都市狩猎》、《钥匙》、《我爱美元》、《正午的谋杀》、《比如女人》等一批作品。
７、女性主义长篇。这可能是个勉强的分类，但也无可如何，以“女性主义”名之，意在强调以女性的性别意识为本位及其在此意识下的写作，并非泛指所有女性写的长篇。经历长期的极“左”思潮下无性别的文学，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对女性有了重新发现，重塑了女性温柔、体贴、善良、无私的母性，结束了无性文学。但却有“中性”化倾向，一般将“母性”与“主体性”、“人性”等作为启蒙话语混合使用，侧重于强调其人道的、社会伦理的意味。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一脉女性主义的写作潮流，声势不小，主要是一批年轻女作家，其突出特点是，对启蒙意义上的女性意识加以解构和弱化，而强调女性在社会体验、文化构成、身体经验、心理特征等方面皆有别于男性，现在是充分释放女性独特性的时候了。这一脉创作，着重发掘作为个体的女性其性别身份在社会中逐渐形成的过程，也就是所谓女性成长的主题，尤其注重被视为禁忌的性别体验的描绘，传达女性的另一种呼声。比如《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破开》、《左手》、《桑烟为谁而起》、《双鱼星座》、《私奔》、《玻璃虫》等等。我认为，对女性意识的觉醒，对她们在与男性、男权的对立冲突中所表现的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和平等意识的吁求，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也不可否认，有的作品越来越带上“性别自恋”的倾向。这一脉创作特别注意与政治性、道德性、社会性的女性形象区别开来，这既带来特色，也带来局限。因为归根结底女性还是社会人。这一思潮还与个人化写作关系密切。个人化是个十分歧异、含义模糊的概念。个人化当然不是指个性化的写作，而是一种人文姿态，对个人独特性和自由意识的确认。现在，以陈染为代表的所谓私人生活派，以描写极端个人化的生活与心灵感受为对象的写作，虽有其价值，但也到了不打开窗户，推开门扉，难有大的发展的关口。
以上七大流向，不可能囊括所有创作，只能说，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来说，它们是突出的、最富特征性的，思潮性的。我未谈乡土创作，并非它不重要，而是相对不甚突出。事实上，不论人类文明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类永远有解不开的乡土情结，永远需要乡土情感的抚慰。难以归类的好作品也不少，比如《乌泥湖年谱》、《大漠祭》、《我是太阳》等等。
四、非审美化倾向与长篇观念问题
应该看到，一些非审美化倾向正在严重地困扰长篇创作——其实是整个文学的发展，却并未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首先是，为了追求某些虚悬的目标，以文学性的大量流失为代价的现象。我发现，在不少被媒体叫好的长篇里，很难读到隽永有味的细节，栩栩如生的人物，感同身受的浓郁氛围，扑面而来的鲜活气息，倒是可以明显感到，它的作者在费劲巴力地从事一种理念化、智性化、逻辑化的书写，他要竭力突现某些戳露的“思想”，某些形而上的提示，某些西方的文化观念，或无休止地表达某种义愤。这样的作品往往很难读，需要拿出啃硬骨头的韧性才行。作品当然要有思想，要形而上，要富于文化的、哲学的品格，但是创作必须首先尊重艺术的个别性原则、形象性原则，否则就滑向非文学了。已有不少年头了，有人总是在劝导作家向一种艰涩而可疑的风格靠近，实际是牺牲文学性向西方的某些文化哲学靠近，混淆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或文学与文化哲学的界限，并且宣称这才是最高境界。事实上，这样努力的结果，不是在“回到文学”而是在远离文学。是的，我们最欠缺的仍然是思想的穿透力，但这种穿透力不可能通过牺牲诗性来获得。这种思想魄力并非西式观念的中国式转述，而应是扎根本土，饱蕴感性、灵魂和血肉，与中国当下的人文命题紧密结合的一种形象的力量。另一种非审美化的倾向同样可忧，那就是，总是想依靠外在因素引起轰动，总是通过一些简单、僵硬的人物关系，来图解现实急需的某种东西，它不是在反映生活的复杂与深刻，而是把复杂与深刻简单化了。
长篇被称为“生活长河”小说，所有的观念都在强调它的大，于是，称它为百科全书、纪念碑、史诗，视它为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标志。这种大的观念演化出了编年史式的固定视角和体例，成为长篇的经典性表述。这种宏大观念对当代长篇的影响是巨大的。接近世纪末，许多作家都在经营百年体小说，时空跨度大，人物众多，作家为这种观念付出了沉重代价，成功者也有，但极少，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误区。有些小说长达数百万字，几乎没有人读完，而出版者却在宣传它可与托尔斯泰比肩。这种风气一开，该止不止，拉长时空，动辄多卷本，以为大跨度就是“分量”。这种非要写够一百年，非要追求过程的完备性而不惜破坏艺术的完整性，非要写到大团圆，非要维持一个史的规模的写法，真是累死人了。也因为这种偏执，“半部杰作现象”至今没有什么改变。我们甚至在很长时间没有注意到，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倒恰恰是那些紧凑的小长篇。当然，深层地看，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长与短，而在于如何开发艺术表现的无限可能性，长篇亦然。应该从编年史写法的模式中解放出来，走向开放性，让长篇的风格样式变得越来越丰富，尽可能多地让历时性的变迁以共时性的灵魂冲突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可从《百年孤独》、《日瓦戈医生》中受启示，也可从《铁皮鼓》、《玩笑》、《洛丽塔》中受启发，时间跨进二十一世纪了，长篇观念还不该好好刷新一番吗？
（原载《电影艺术》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