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盛夏已经过去，书摊上的“《废都》热”却还不见降温，从北国到南方，尽管物候、风尚、方言、服饰大异其趣，但就《废都》的畅销而言，却没有两样，它那熟悉的封面到处在招摇，好像妖冶的女子哪里都不会拒绝。它甚至悄悄地把王朔从书摊上挤了下来，同时似乎不无讽刺地告白着，文学的轰动效应并没有过去。据可能不准确的统计，此书发行已逾百万，盗印本也四面出没，至于读过这本书的人究竟有多少，那就谁也说不清楚了。这可真是新时期以来，甚至整个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
奇观之奇更在于，人们不但争相阅读，而且意见绝不一致，其分歧之大、争执之剧烈，虽未到“几挥老拳”的地步，也已激昂得空前。在读者和评论界，有人说它堕落，有人说它变态，有人说它是明清艳情、狭邪小说的仿制品，并无创新价值，有人说它是狡猾的商业策略，一笔早就预谋好的赚钱生意，当然，也有人对它推崇备至，视为深沉之作、传世之作，几近绝响，因而听不进批评意见。
面对《废都》，面对它的恣肆和复杂，我一时尚难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价，也很难用“好”或“坏”来简单判断。我对上述每一种看法似乎都不完全地认同，但也不敢抱说服他人的奢望，我知道那将是徒劳。我只想将之纳入文学研究的范围，尽量冷静、客观地研讨它的得失。我将循着作家创作个性的线索、作品人物和结构的线索、文学传统的线索，说一说我初步认识的《废都》。
一
这本书为什么要叫《废都》呢？从这个书名可否透露一些作者创作心态和倾向上的消息呢？贾平凹是很钟爱这个名字的，他先前的一部中篇小说即以此名之，现在的长篇仍用此名，可见寄托之深。看到这个名字，我立刻想到了新感觉派大师川端康成，想到了他的《雪国》、《千鹤》、《古都》三部长篇。在语词结构和命名方式上，《废都》确乎与之相近。诚然，《废都》的内容与川氏的小说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在作家的气质和情调上呢，就不能说没有沟通和默契了。贾平凹崇尚川端康成是众所周知的，但与其说在创作手法上崇尚、借鉴，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川端康成是以写女性、写颓废美而著称的，由于身世的不幸，他离群索居，落落寡合，气质阴郁，常常深陷在世事无常、人生幻化的精神危机之中，终至自杀。贾平凹当然没有感伤得这般严重，但他创作个性中的孤独、自卑，他那极其敏感、极其脆弱的性格，实与川氏心有灵犀，所以，《废都》的取名，未必没有川端康成颓废美的影子，未必不是一种连作者也不自觉的偶合。
由书名而提到川端康成，并不是出于索引的兴趣，而是想探知贾平凹何以会突然写了《废都》。有人说他走火入魔了，无法理喻他创作此书的动因。的确，《废都》在贾的创作中前所未有，这倒不在他首次描写了都市知识分子的生活，而在于剖露灵魂的大胆，性描写的肆无忌惮，由审美走向审丑，由美文走向“丑”文以及那透骨的悲凉、彻底的绝望。我倒不认为作者自言的“痛苦”有何矫饰，或竟以痛苦为幌子诲淫诲盗，更不以为作者是被金钱煎熬，早早打定了赚钱的主意。这些都不是真实的贾平凹，真实的贾平凹确实被痛苦的重负折磨着，无法解脱。他在《后记》里说，这些年来他的个人生活可谓大故迭起，灾难接踵，疾病、父丧、亲亡、离异、官司、流言……使他深怀悲抑，觉得“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病毒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其实，关于他的名人之累、本能之困、找不到精神归宿之苦，他还没有细说。像丧亲和离异之类，倘若放到平常人身上，大多自认晦气罢了，放到脆弱而感伤的贾平凹身上，就可能影响和触动他对整个宇宙人生的情绪反应。我们推想他因自身遭际的不幸特别能品尝川端康成式的悲凉，特别沉溺于颓废美，大约不是毫无道理。
其实，这些终究只是外在的、直接的诱因，真正深刻的根源早就存在于他复杂的创作个性中了。他的创作从来都在两种倾向之间摆荡，《废都》不过是其中一种倾向的走向极端罢了。这两种倾向是：积极进取与感伤迷惘、注重社会现实与注重自我精神矛盾、审美与审丑、温柔敦厚与放纵狂躁、现实主义的执著与现代主义的虚无等等的对立。就他的小说而言，十多年间走过了一条曲折多变的历程。早期的《山地笔记》，单纯稚嫩，清新流丽，追求的是乡野的自然美、心灵美；后来，他阅历渐深，流露出困惑、迷惘的情绪，遂有《好了歌》、《沙地》、《二月杏》等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以《商州初录》发端，以长篇《浮躁》为其总汇，中经《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等作，积极投身改革大潮，介入政治经济变革，以强烈的时代感和文化精神为人称道，将现实性与文化寻根巧妙融合；自八十年代中后期，他由热情转入冷静，由关注外部世界转入探索人性的复杂，悲剧意识增长，连续发表了《冰炭》、《黑氏》、《古堡》等作；近年来，他的心态有些紊乱，笔致飘忽无定，既有《太白山记》式的诡谲神秘，又有《美穴地》、《五魁》式的土匪系列，到了中篇《废都》再到长篇《废都》，他的精神逐渐被一种面对现实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沉沦感、悲伤感所左右。从这样的简约回顾中，不难看出他的摇摆幅度之大。这使人真想提出一个问题：到底哪一个贾平凹更真实？窃以为，写《废都》的贾平凹比写《浮躁》的贾平凹要更真实，更接近他的本来面目。事实上，《废都》式的悲凉和幻灭，早就在他的心胸中潜伏着，若注意他的散文《闲人》、《名人》、《人病》诸篇，可发现《废都》的雏形和胚胎。当他晚近的创作中出现了以生存意义的追寻为核心、以性意识为焦点、以女性为中心的突出特点以后，其悲剧意识和幻灭感就愈发浓重，终以《废都》的方式来了个总爆发。所以，平心而论，《废都》的创作实为贾平凹创作发展的一种必然。
除了外在的刺激，内在的积聚，还有一个因素对《废都》的创作也至关重要，那就是贾平凹有股自我作古的勇气——不管这种勇气正确与否、理智与否，他所怀抱的这股勇气毕竟是真诚的。他在《后记》中说，他看不起他以前的作品，也失却了对世上很多作品的敬畏，他发现哪里有他过去的书，就“赶忙走开”，“脸烧如炭”，深愧自己不过是“浪了个虚名”。他说，往日企羡的什么辞章灿烂、情趣盎然、风格独特，其实正是阻碍着天才的发展。而真正称得起“千古事”的文章，并非作家的杜撰，而“属天地早有了的”，不需要雕琢，也不需要机巧，如冬雪夏雷、四季转换般自然，如上帝无言般大朴。《废都》，似正属于他向这种境界挺进的作品，故贾平凹称为“唯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这本书”。贾平凹的见解有无道理姑置之勿论，仅从作品来看，他确实在大力扫荡“杜撰”、“雕琢”、“机巧”，让生活与灵魂尽可能本色地袒露，尽力追寻“天地早有了”的境界。
曹雪芹批评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才子佳人小说，决心“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地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是出于一种潜在的使命感；贾平凹虽无法与曹公同日而语，但他的自我否定，是否也是一种类似的冲动？“洗尽铅华悔少作，屏却丝竹入中年”，《废都》之作，不仅是为了宣泄一时的苦闷，对于时时梦想着走出商州，写出高境界大作品的贾平凹来说，他自有其内在的信念。他做好了“任人笑骂评说”的准备，对他揭示的心灵真实充满自信，他不顾忌家人会怎么看、朋友会怎么看、人们会怎么看，大有豁出去的决绝。一向胆怯、羞涩、淡泊自守的贾平凹，执著到这等程度，真不知鼓了多大的勇气。
二
《废都》的整体精神特征，有人名之曰“废都意识”，这不失为一种简明的概括，只是需要具体深入的剖析。
读《废都》，我确乎感到惊讶和震悚，它那大胆、赤裸、彻底、毫无顾忌的暴露笔墨，实为多年来文学中所仅见，就像筇竹寺里有位罗汉，撕开了胸膛亮出心脏让人看其形状。贾平凹的创作，向来以举重若轻、挥洒自如见长，颇得温柔敦厚之旨，其悲剧意识比较外在，更多的是乐感文化的自足，在这小说开始的部分，看他点染人物，铺排场景，熏染氛围，看他写酒席应酬、男女斗嘴、请客闲谈，很是叙次井然，且不时闪跳着幽默，以为贾平凹还是贾平凹；可是，越往后看就越难受、越压抑、越阴郁，前面欢愉、调侃的气氛迅即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一种毁灭的悲怆和窒息。书中的大多数男女，虽也谈笑自若，虽也自寻乐趣，但像一些虚幻的影子，或像一群乱撞的没头苍蝇，或为眼前的微末利益驱使，或深陷在物欲肉欲中不能自拔，大家都像丢了魂儿似的，不知明天干什么好，谁也腾不出空儿思索一下生存的意义。因为灵与肉分了家，灵魂还留在昨天的残梦中，躯体却不能不加入变动了的世事，于是只能听凭外物的裹胁和刺激，做出条件反射似的被动反应。为了感恩，就去写吹捧文章；要吹捧，就要媚俗，就要添油加醋，添油加醋就惹出了官司；惹出了官司就要设法平息；要平息就不能不贿送字画，捉刀代笔地写文章；捉刀代笔就不能不作假，作假就不能不惹出新麻烦……这可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人一旦进入了这种连环套、怪圈，就欲生不得，欲死无门了；可是，你能拦得住谁不进入这种连环套呢？是飞蛾就必然要扑火。这里的人们，头上没有理智的星光，脚下没有插足之地，大家都从原先给定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中抛了出来，一个个晕眩、浮躁、迷茫、狂乱，变得互相不认识对方，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这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之风甚炽，大家都忙于动作，终止了思考，只好把思索人的退化问题留给那头奶牛，把思索阴阳两界的神秘现象交给行将就木的牛老太太。这样，我们面对的就是一片物欲膨胀、精神荒凉的废墟。
它之所以出现如此悲凉的情景，是与《废都》中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分不开的。有人批评《废都》中的人物环境缺乏现代都市意识，没有大都市的豪华景观，没有霓虹灯、高速公路，没有架着金丝眼镜的留洋博士，也少中西文化的交汇冲撞，因而近乎城镇而非大都，庄之蝶也不像观念簇新的当代作家，腿脚上的泥巴还没有洗干净呢。这当然不是没有一定道理，但多少有些误读，还是用虚悬了的现代都市题材作品的要求来衡量之故。在我看来，《废都》的写西京城，写庄之蝶，主旨并非写现代都市文明的困境和世界性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而是写古老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颓败，写由“士”演变的中国文化人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西京城的土里土气，庄之蝶的偷香窃玉，大约都与这种绝对中国化的传统有关。
在作者笔下，西京城像个大博物馆，同外界有种隔离感，街上不时可捡到汉砖，快要拆除的民房的门楼上，竟是郑板桥字画的砖雕；老百姓家里的两把矮椅、一个香炉，可能是唐代遗物；破破烂烂的院落，也许正是簪缨之族的故居，真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有人从杨玉环的坟丘挖了一兜土回来，居然长出奇异的四色花，旋即花儿枯死，人儿病倒；有人在城墙上吹埙，声调呜咽，如泣如诉，等力气用完，那声音像风撞在墙角，无力地消失了。这是一种谁也逃不脱的精神气候、人文氛围。如果说，这种氛围终究是外在形态的话，那么，可怕的是，浸渍在这种氛围中的几千年的人们，渐渐在他们的心中也有了一座废都生了根。这心中的废都，集纳了大量的古传丸散、秘制膏丹，集合着修炼千年的人格理想、行为模式、审美趣味、佛玄道秘，致使人们的外在环境虽已巨变，内在的心理结构却纹丝不动。庄之蝶一看到古玩就两眼放光，为之入迷；孟云房钻研《邵子神数》时一只眼瞎了，却偏说因为泄露了天机而“一目了然”，为之入魔。至于谈玄说道、巫医星相、品女人“足”、赏女人“态”之类的描写，比比皆是。这些废都里的文化人，由文人而闲人，由闲人而废人，哪一个不是怀着文化上的黍离之悲、丧家之痛、畸零之感呢？如此看来，《废都》像一个现代寓言。
事实上，渗透全书的“废都”意识，主要还不是对于古玩、丰臀、小脚之类的迷恋，而是被传统文化浸透了骨髓的人们，无法摆脱因袭的重担，无力应对剧变的现实，在绝望中挣扎的那种心态。这是一种心灵的挣扎，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或在传统与现实的夹缝中惶惑莫名，无所适从；或由禁欲而纵欲，狂躁不安，自寻毁灭；或投机钻营，聚敛财富，重温财主缙绅的旧梦；或一腔旧式文人、破落贵族的傲气，作困兽之斗。书中所谓四大文化名人者，以及书商、农民企业家、编辑、研究员们，大多如此。书法家兼赌鬼的龚靖元之死，就很典型。他最后：“抱了那十万元发呆，恨全是钱来得容易，钱又害了自己和儿子，一时悲凉至极，万念俱灰，生出死的念头。”他们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可以商量，他们所表现的这种种意识、心态，不论叫废都意识也好，叫世纪末情绪也好，却不能不说反映着转型社会典型的精神特征的一方面。
我说过，贾平凹以往作品中的悲剧意识比较外在，这部作品中“牛”的思考者形象也仍然是外在的、表面的，可是，庄之蝶们缘于生命的颓废，却不能说是表面的。一般人只看到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混乱现象而看不到颓废，尤其不能从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矛盾中发现颓废。其实这种颓废包含着严肃的悲剧性，它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无力跟上这种要求的冲突。
三
我揣摩贾平凹的写《废都》，最初一个重要的意图是：毫无讳饰地展示这个光怪陆离的浮躁时代、晕眩时代的生活本相，尤其是世俗化、民间化的本相，留下一部珍贵的世情小说。从穿插其间的那个唱民间谣曲的老头，可以见出此种意图。作者未必不知道今天的人看这些谣曲并不怎么新鲜，但后世人看它们，就大有兴观群怨的喻世价值了。可是，写着写着，主调发生了微妙变化，主观化压倒了客观化，自剖灵魂的倾向压倒了展现世情的倾向，多少冲淡了它作为世情小说的品格，也缩小了它对社会历史内容的涵盖。从根本上说，问题出在作家与庄之蝶这个人物缺乏必要的距离感，庄之蝶的角色经常被作家自己代替，以致无法分解。
然而，尽管如此，《废都》关于世情的描绘仍是极为出色的。鲁迅先生言及“世情小说”时说：“这种小说，大概都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合之中，写炎凉的世态。”（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废都》的写法，正复如此，《废都》的结构很巧妙，貌似信笔所至，漫无边际，实乃精心结撰，细针密线，它以庄之蝶为中心，如蜘蛛结网一般地展开一层层世态风景；且联络自然，浑整一体，无生硬铺排，人为垒砌之病。庄与其他几个“文化名人”，如钟主编、景雪荫诸人，形成文化圈子；与孟云房、夏婕、京五、洪江、周敏诸人，形成社交圈子；与牛月清、唐宛儿、柳月、阿灿、汪希眠老婆等，形成男女圈子；与市长、秘书、农民企业家、人大主任等，形成政治经济圈子；与牛老太太、刘嫂、惠明、阿兰、黄鸿宝老婆等，形成民间圈子。这些“圈子”其实是我们划分出来的，在作品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流水般无法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