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细细品味作者怎样描写世态是没有篇幅的。我只想指出，作者写世情，一不是孤立地写，而是完全将世情化入艺术肌体；二不是冷静的旁观，而是带着浓厚的废都意识来看世情，往往看得深刻。譬如，钟主编的命运可谓惨矣，无疑反映着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坎坷，如牛负重。他最惨者何在？在于得不到应有的爱，得不到视若生命的某些寄托物。他渴望收到“梅子”的信，孰不知“梅子”本属子虚，那些情书，不过是别人不忍看他痛苦而编造的假信。他一直苦求高级职称，不料到死也没有得到；只因死后火葬场规定高级职称者可提前火化，他才总算得到一纸空名。这不是黑色幽默吗？但又未必不是世情的烛照。同是评职称，阮知非就轻松得多。他头顶着“文化名人”的桂冠，其实不学无术，唯一的本钱是从父亲那儿继承的“耍獠牙”的舞台特技，也早忘光了。他要庄之蝶为他代笔一篇如何“耍獠牙”的论文，作为晋身之阶，并且声言，“我是活鬼闹世事，成了就成，不成拉倒。”他自然不会不成功。与不幸的钟主编相比，阮知非才是浮躁世事中的当代英雄，他不惧怕名实相违，只怕缺少欺世盗名的胆量。此人后来发了横财，却被人捅瞎了眼睛，马上换了一副狗眼，从此看人看物总要低上几分。这不也是黑色幽默吗？但透过滑稽，正可看到世事中伪劣和浮滑的部分。
人情世态就是这样从作者的笔底浮现出来的。鲁迅先生谈到《金瓶梅》等“世情书”时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52页）我虽不认为《废都》已臻此境，但贾平凹写街景、写市风、写女人勾心斗角、写闲汉说长道短、真是着墨无多、跃跃欲生，他确是取了真经、得了神韵。他写黄鸿宝家的庭院小景，能让人想见一切乡村暴发户的气焰，他写“鬼市”的人影幢幢，交头接耳，能让人想见西京古都正在被“商品”这个怪物闹得夜不成寐。这样的世情，这样的氛围，才会有庄之蝶这样的人，否则，废都也就不成其为废都了。
四
庄之蝶的大名，出自庄子的《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那本意并不悲凉，是个自适其志、无拘无束的美梦，同属“物化”，变蝴蝶比变大甲虫要愉快得多。可是，当庄之蝶发现，自己很像旅游点上披红挂绿任游客戏耍的那匹大红马后，这名字就成了反讽。证之于《废都》，庄之蝶让人联想到“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李商隐）的迷惘，“长恨吾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苏东坡）的无奈，庄之蝶三个字，无他，“吾非我”而已。
从经典现实主义重视典型性格的眼光来看，庄之蝶并不棱角分明，有些模糊，有些虚飘，但是，若把庄之蝶看做一个精神载体，典型心理的寄寓体，甚至符号化的人，那就很富于底蕴。庄之蝶是个精神上的集合体，是个极端，是个超负荷地承载着文化人的复杂矛盾心理的人，通过他，作品把特定时代一部分文化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揭示得淋漓尽致。当然，像庄之蝶这样性欲泛滥的毕竟不多，倘说这就是当今文化人的模样，不但社会要鄙视，知识分子说不定也要抗议。可是，超过性欲狂疾的表象，他的自我迷失、无着无落，他的背负传统、无力超越，他的灵魂无寄、困于外物，能说没有一定的典型性吗？只是一切被推到了极端，推到了颓废和沉沦的极端，这就不免引起骇怪。
应该看到，庄之蝶终究是个缺乏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正如一些批评者指出的，他缺乏现代性，更像一个被突然捧上声名高位的乡土知识分子，他的活动太多地陷溺于声色玩乐，与几个女人的关系也有点闹剧化、轻薄化、感官化，这就不免刺激有余、灵性不足，感性的狂潮淹没了精神的求索，全书也就缺乏更为深邃的人文精神，以致伤害了整体的艺术品格。但是，即使如此，庄之蝶的苦闷和颓废，仍不无深意。
有一次，周敏对庄之蝶的苦恼很不理解，曾说：“我不明白，你现在是名人，要什么有什么，心想事成，倒喜欢这埙声？”周敏的不理解，也是一般人的不理解；但不理解庄的苦恼，也就无法理解《废都》全书。据书中介绍，庄之蝶是档次高、成就大、声名远播的作家，是个不大缺钱又不大爱钱的主儿。他不乏善良和同情心，为了安慰孤苦的钟主编，不厌其烦地炮制假情书。但他又善良得近乎懦怯，周敏胡乱吹捧他，他体谅周敏一是为了报恩，二是为了立足，也就默许了；景雪荫大闹，他于心不安，就写信道歉，说了实话。不料，这些善举、让步恰恰成了自掘的陷阱，给他招来无穷的祸患。书中写到庄之蝶，常用一个词，叫“泼烦”，此乃西北土语，意谓并非因一事引起的纷至沓来的烦恼。庄之蝶精神状态的总特征，正可有“泼烦”喻之。这“泼烦”包含三层内容：一是社会性烦恼。二是生存性烦恼，三是形而上的烦恼，而核心问题在于，不断丧失本真性的悲哀。
庄之蝶不是不想保持自己的本性、个性、独立性，做到我是我，不是物；我是我，不是他；我是我，不是“名”，但在现实面前一一崩溃了。作为名人，大家众星拱月似的包围他、需要他，他不愿别人以名人待他，却又意识到自己是名人，处处迁就角色，限制自我。市长利用他，制造假农药的厂长愚弄他，他最信任的洪江出卖他，全都离不开他的名人之“名”。他终于悟到，他其实是“名”的仆役。这可说是社会性烦恼。作为“作家”，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写什么正经东西，他的几桩宏伟文事，无非是写有偿的报告文学、写假情书、写假论文、写挽联，替法院某人之子代写文章之类，捉刀代笔，李代桃僵。结果他没有了自己的“时间性”，也没有了自己的“空间性”，找不到自己了。但正像唐宛儿说的，他又是个需要不停地寻找新刺激的人，既然作为生命存在的形式的创作已不存在，怎么办呢？只好到性欲狂潮中去发现自己的生命和力量。这可说是生存性烦恼。
“人之生也，与忧俱生”，但并非所有的人对忧烦都具有清醒的自觉。有人没入物质和世俗的无物之阵，人云亦云，只能感觉世俗的烦恼，不能感觉精神的烦恼，更不能感觉形而上意义的烦恼；庄之蝶则不同，他极度敏感，随时随地地追问着，我是谁，真正的我到哪里去了？加上他头脑里塞满了《素女经》、《闲情偶寄》、《浮生六记》之类的劳什子，硬要到现实中寻找他所谓的古典美，他能不恍兮惚兮吗？有一次，他在太阳下发现自己的影子没有了，惊骇不已；他和唐宛儿在宾馆里胡搞，丑态百出，不一会儿又在大会的主席台上就座，泰然自若，他自己也不明白他是个怎样的怪物，或人是个怎样复杂的怪物。对庄之蝶来说，存在有如牢狱，自我去而不返，“性”也拯救不了灵魂，他便日甚一日地走向颓废。他的频繁的性生活，从最初的性爱逐渐转化为动物性宣泄，由确证自我转化为体验死亡。小说接近尾声前，他与唐宛儿有过一次疯狂的自虐和施虐式的性行为，自始至终还有哀乐伴奏，这很像三岛由纪夫在《忧国》里，剖腹自杀前的武士用性交来告别人世，性变成了死亡的象征。庄之蝶与唐宛儿，终于像“两块泡了水的土坯”一样颓然无力。
还有比这更颓废的吗？庄之蝶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足为训，与许多并非不存在的意志坚韧的、信念坚定的献身者和殉道者型的知识分子相比，庄之蝶显得多么羸弱和可怜。如果说，他也有价值，也有醒世意义的话，那就是，暴露了一个夹杂着污秽和血的、毫无遮饰的孤独而病态的灵魂，让人们看到，传统文化培植的某一种人格，怎样在这急遽变革的、世纪末的、浮躁的时代里，走向沉沦的精神悲剧。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