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继《南渡记》之后，又捧出精致典雅大气的《东藏记》。《南渡记》写了十五年光景，《东藏记》的写作也不短，延续了七年时间。其间，作者的父亲冯友兰先生逝世，作者本人又遭遇一场大病，但书还是完成了。以上二“记”，都是作者投注了大量心血和深沉情感的生命之作。与当今很多带着新出炉的温热气息、与现实贴得很近的长篇不同，这两部书的人物情事已在作者的头脑中活得太久了，它们是六十年前往事的浮现，是不可磨灭记忆的影像。《东藏记》杀青，计划中分为四大卷的、总题为《野葫芦引》的长篇系列，已完成了一半，真是可喜可贺，知道宗璞近况的人莫不为之敬佩有加。近年来，宗璞的目疾日益严重，写作已“全凭口授”。朋友中多有劝她放下不写的，因为身体要紧，她却总是于心不甘，刻骨铭心的前尘旧事压迫着她，她的内心里始终有一个顽强的、执拗的声音：“写下去是我的责任！”如此看来又不完全是“怀旧”二字可以了结的。
读《东藏记》，最突出感受是，由于作者特殊的家庭教养、生活环境以及作者融贯中西的学问根底，使得这部作品的人文内涵和艺术品格非常内在，不是那种外贴上去的“文化相”，而是骨子里的东西，是作者人格、学养、才情、气质、心灵的外化。大有“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的气象。观诸文坛，不难发现，现在描写各个历史时段知识分子的作品多了起来，不少作者把他们的忧愤和思考，聚焦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以致我们在激赏其思想锋芒的时候，往往会遗憾于它们写得“不像”、不够味，未能传达出中国知识者特有的气韵风神。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有些课不是一天两天能补齐的，而宗璞的“两记”基本做到了，它们的特点恰恰是“像”，是传神。作者的笔致从容委婉含蓄，作品的风格外冷静而内热烈，它以孟弗之一家为中心，以明仑大学南迁昆明后的动荡生活为主体，网络般伸展开来，扯出了各色知识分子，不但在家常语、平凡事中写出了亡国之痛、流离之苦、漂泊之难、生存之艰，而且写出了国难当头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多色调的人格图景。序曲中有一首《春城会》吟叹道：“到此暂住文旌，痛残山剩水好叮咛，逃不完急煎煎警报红灯，嚼不烂软塌塌苦菜蔓青，咽不下弯曲曲米虫是荤腥，却不误山茶童子面，腊梅髯翁情，一灯如豆寒窗暖，众说似潮壁报兴，见一代学人志士，青史彪名，东流水浩荡绕山去，岂止是断肠声。”这首曲子基本隐括了《东藏记》的主要内容和美学追求。
《东藏记》最重要的特色，仍在对中国知识分子人格操守、道德理想、文化品性以至心灵历程的探索和描绘。这实际也是宗璞一以贯之的探索。1956年出版的《红豆》，描写天崩地解般的大变局中一对男女大学生的苦恋与决绝，以儿女情长的方式写出了建国前夜急风骤雨中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的分野。作者好像预见到了一年后一场新的更惨烈的大变故即将来临似的。“文革”后，宗璞的《三生石》、《泥淖里的头颅》、《我是谁》等作，则在更深刻更严峻的背景下思索知识者的命运，完全褪尽了《红豆》中残存的浪漫，有时不得不诉诸变形和荒诞。在《南渡记》里，我们见识了作者对吕清非和凌京尧两位老人面对高压和虐杀的威胁所表现的不同姿态，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冷静笔法。吕老拒不接受伪职，以死抗争，完名保节。凌京尧也拒绝、也逃避，但他到底扛不住日本鬼子的火烙铁和大狼狗，俯首就任了所谓华北文联主席，一生名节毁于一旦。我们注意到，不管是写吕老还是写凌老，作者都摈弃了简单化的社会学的判断，寄予深厚的同情和理解，尤其对凌京尧其人，可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在《东藏记》里，由于人物大都僻处昆明，相对平静地教学、度日，大量篇幅写的是孟家夫妻及儿女们的事，缺乏那种大起大落、命如悬丝的情节，因而也就不像前面提到的那几部作品有生死抉择之紧张，颇有点台风中心的宁静感。事实上，作品正是以西南联大的生活为原型的。这就需要一种于平易中见精神的内在的力度。主要人物孟弗之，方正、沉稳、坚定，本身戏剧性的成分不多，但我们仍能鲜明感受到，他那既具传统文化涵养，又具民主科学理性的精神风韵。孟妻吕碧初，以及他们的女儿峨、嵋，所占笔墨最多，给人印象甚深。明仑大学的知识分子中，落拓不羁的白礼文，聪明透顶却被欲望所累的钱明经，还有学富五车却未必有多少独见的尤甲仁夫妇，可能是刻画得特别突出的几位。卫葑这个人可以视为小说的潜主角，他曾是学生领袖，后来的革命者，足迹踏过北京、延安、昆明，但他好像在哪里都找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作者说他是：信他所不爱的，而爱他所不信的，可谓的论。
总体而言，《东藏记》虽然描写了各色各样旁逸斜出的人物情态，但在回眸抗战岁月里流寓大西南的知识分子群体时，抱持的是一种肯定的、赞赏的态度，肯定他们续存中华文化精神的决心，坚持知识的传授和人格的培育，于是，民族文化的火种不绝，就有了希望、有了活力，于是，他们在物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精神富有，理想不灭。事实上，从作者尚未写出的后两卷——《西征记》和《北归记》的构想来看，一卷欲写西南联大学生的投笔从戎，一卷要写抗战胜利和返回家园的情景，也都是服从于作者的这一讴歌型的大主题的。这不禁使我想到了《围城》。如果说宗璞的“两记”主要是赞扬，那么《围城》里三闾大学里的种种，主要是调侃、自嘲、人性的反省。所谓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就还是一种对知识分子痼疾甚或人性的缺陷的思索。《围城》只能产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要是让钱钟书先生在解放后或八九十年代来写，恐怕就不会有《围城》这本书了，同样，“两记”虽然是五十年前的旧事，但因为作者是历次运动的“过来人”，所以它们也只能是今天的样子。
坦率地说，作为小说，《南渡记》和《东藏记》都不算是那种很抓人、很好看的小说，这或许是它的散文化的风格和几乎没有悬念的写法决定的。它的优势在于，氛围足、诗意浓，在某种意义上，氛围和情调是置于人物之上的，看小说写昆明的吃、住，还有腊梅林和云彩，真是妙极，没有不为之动容的。但过于重视情境的营造，却也淡化了情节和悬念，总觉得没什么揪住人不放的东西。《围城》为什么好看？除了那智慧的幽默、精妙的观察，是不是还与方鸿渐的恋爱婚姻史有关，犹如一条草蛇灰线埋伏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