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受活》，在我尚未拿到书时，已是好评如潮，批评界不少同仁给了它极高的评价，上海的高校且举行了隆重的研讨会，评语在不断升级，当然，网上也不乏尖刻的批评，看来这是一部将会引出大量新话题，并可能引起长久争议的作品。在这一切之后，我才开始了我对《受活》的阅读。我在此表达的只是我对这部作品朴素的看法。
四年前，我在《荒诞而凝重》一文中说过：“《日光流年》是关于生命的一个大寓言，是中国化乡土上长出的一棵荒诞之树，它正面是写死亡的，其实是面对死亡写生存的，直接追寻生命的本源意义。”两年前，我在《权欲与情欲的舞蹈》中说：“阎连科正在不断地生产奇书，仿佛出于一种天赋才能，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土味与洋味，本土的与现代的，传统的与先锋的，写实的与表现的，形似的与神似的，扭合在一处，概而言之，阎的写作特点是：充分的本土化与新异的现代精神之融合。”（以上见拙著《思潮与文体》，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我之所以在这里重复自己的话，乃是因为，在看了《受活》以后，深深感到，现在我要说的还不及自己几年前说过的话更到位，作为对阎连科的个性特质的把握，这些话没有过时。
无疑地，《受活》是有相当分量的，也是近年来绕不过去的一个长篇。它同《日光流年》、《坚硬如水》一道，让人信服了阎连科是个重量级的作家。《受活》是写乡土的，却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乡土。应该说，它绘制了一幅荒诞而惨烈的中部贫困乡村的生存图景，揭示了国人的某种灵魂状态。对此，作者是有清醒的追求的。他说，真实只存在于某些作家的内心，来自内心的、灵魂的一切，才是真实的，这就是写作中的现实，超越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些话当然不无道理。然而，所谓我们几十年倡导的现实主义是谋杀文学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是谋杀文学的最大的元凶云云，就不知该从何说起了。这几十年的文学究竟有何得失有何教训，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曲折命运，是需要专门探讨的问题。一个作家情绪化地发出某些违背常识的即兴的说法，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以如此武断的态度表达，不免让人颇感意外。
回到《受活》上来。它的焦点始终对准中国的乡土，是本土化的，但我觉得它也可能受到过福克纳《我弥留之际》的某种影响。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隐线，写茅枝婆、孩子们以及受活庄人的悲凉的历史（《我弥留之际》曾以第一人称写了一个母亲与一家亲人的那种悲怆，无爱，顽韧的生活，叙述最终埋葬母亲的乡村故事）。另一条是明线，写一个曾是公社的一般干部的柳鹰雀发迹当上县长后，梦想创造经济——政治奇迹，欲把列宁遗体购到受活庄安放展出，既获得大量门票收入，又获得“坚持马列”的美誉。购买遗体需大笔资金，于是利用受活庄人（残缺人）组成绝术团到处演出，把残疾人当作挣钱工具。两条线索交接碰撞。茅枝婆以“退到自耕状态（退社）”为条件，答应让受活人演出。结局是，列宁遗体没有买进，柳县长却遭到处理，他意外地被车轧断了腿，成为受活庄的一个成员；而获得丰厚收入的受活庄人则遭抢劫、遭讹诈，弄得人财两空，受尽了屈辱。
从《受活》所展示的艺术图景可以感到，阎连科是一个对中国乡土有着痛切而深刻的感知的作家，他对乡土中国的生存状态的揭示确有某些独到之处，尽管是以那样惨烈的、酷厉的、怪诞的、不忍卒读的方式来表达。他写受活人，也即写乡村的弱势群体，写他们的苦难和追求，心灵的苍白以及对权力的恐惧。同时他还在不经意中写出了如柳鹰雀那般乡村干部的精神状态，比如领袖欲、权势欲、光宗耀祖之类。柳鹰雀的政绩是建立在对弱势群体的物质掠夺和精神尊严的践踏上，因而必定失败。茅枝婆的“退社”、“脱县”，虽包含着保持人格尊严的动机，但即使受活人从此不再属于任何一个县的行政管理范围，它能回到先前那种“理想”的状态中吗？茅枝婆习惯于穿上寿衣抗争，到死也是这样，她以她的一生，来祭奠畸形的时代。真实的生活总是残缺的，受活庄的残缺人也是时代生活的某种象征。作者深知乡土，他能看到乡土中精神真实的一面，比如，他发现乡民个性中最明显的特征不是“民间化”，而是“社会化”。这里对现代国人所进行的精神拷问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民性批判”，而是在新历史条件下对“精神变异”的揭示和对人的精神的现代化的呼唤。
阎连科自己说，他的小说表现的内容，有时候主要来自内心的不确定性。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写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妨碍了他对生活作出更准确、更深刻的描写。例如，他对柳县长的描写就时有简单化和漫画化，缺乏对其心灵世界的横向和纵向的开掘。对阎连科来说，艺术表现上的本土化追求早就开始了，用土里土气的充满野性的方言来写作，也早从《日光流年》就开始了。这不止是一种语言追求，更是精神追求，所以他才说：“回家吧，那里有我们需要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