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是理想主义者，对身陷痛苦的人总是充满同情和怜悯，养狗的经历引导我把对痛苦的感受延伸到所有非人类动物，并对伦理问题进行追问。
——祖述宪（医学教授）
我怎样走上“动物解放”之路
祖述宪
一些朋友对我养狗，做起保护动物工作，很是不解。若是时光倒流十多年，我也不会料想到今天：关注动物的痛苦，实行素食，翻译《动物解放》，并且参与动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建立一种新的精神生活。在常人的心目中，爱护动物是些无所事事、多愁善感的女人们的事情，而我不像是这样的人。
我毕生从事公共卫生教学和研究，可以说专心致志，兴趣至老不衰。青年时代我做过很多令动物十分痛苦的实验，用过蟾蜍、小鼠、大鼠、家兔、狗和猴子，从不考虑动物的感受，也不怜惜他们的生命。就在我的思想发生改变之前二三年，我还在美国一所医学院进行大鼠实验，那里虽有一些缓解痛苦的规定为我们所没有，但无论如何动物实验都是残酷的。在对待人与动物共患的感染性疾病时，我的专业流行病学的律令告诉我，动物是一些病原体的宿主、传染之源，用他们作为研究模型，开发预防疫苗或治疗药物，用处死或者粗暴的方法采取他们的组织作为标本开展调查，而且想方设法来消灭他们，进行预防等，却不反思人类自己种下的祸根。同时，在揭露“特异功能”、“气功骗术”，批评保健品和其他庸医或“科学”骗术方面，我不遗余力，显示我对科学精神和维护社会大众利益的执著追求。然而，在有些人看来，关注动物、敬畏生命和热爱科学这两种品质似乎是不能系于一身的。
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促成我走上关注动物之路。这事得从十一年前说起。一位同事的女儿要分娩，担心家里的小狗会影响出生的婴儿，于是把狗牵到我妻子的办公室，让她带回家暂养。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住平房，比较宽敞；家里有一只猫养了五六年，尽管它与人一点也不亲密，还有不少坏脾气，我们都能容忍，照顾得很好。
这是一只雄性杂种小牧羊犬，刚一岁，体重不到十千克，叫德维，是个洋名字。当时城市虽然对养狗稍有开禁，采取高收费注册的办法进行限制，但当时却不办理。德维来家不多久，就遇上“创建文明城市”，卫生检查不准养狗。这时原来的主人也不要它了，叫我们任意处置。我们一时找不着合适的养主，只好东躲西藏，这令我们焦虑不安。不得已，只好把他送到A市的亲戚家。没过几天，外甥来电话说，大门没关紧，德维跑了。春寒料峭，天又下着雨，他们两家人分头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我们决定自己去找。第二天是星期六，一早我便赶汽车去了那里。首先是发布《寻狗启事》，但被广播电视台和报社一一拒绝，熟人后门都不行，因为原则事大。我们只好四处张贴，第二天市府“文明办”来了电话，说是有碍市容，要立即清除。张贴确实不雅，但与许多丑陋的招贴相比，我们这张算得上清新脱俗，只是寻狗犯忌。分散在大街小巷的上百张《启事》，贴时唯恐不牢，被风雨剥脱，现在要全部揭净，真是一种不小的折磨。
我带着德维的相片，在这个城市里漫游了两天，没有见到它的踪影。于是我和妻子在周末轮流踏上寻狗之路，足迹遍及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结果都是失望。我们如此坚持不懈，亲戚们的努力就不用提了。在德维出走一个月的那天下午，狗被找到了，大家都非常激动，辛劳终于获得报偿。要是把寻找过程中的趣事写成一篇“寻狗记”，相信读者是不会乏味的。一次我的外甥媳妇在火车上邂逅我的一位同事，聊起这个寻狗故事，令她们一见如故，并在一些熟人中传为笑谈。
找到的第二天，我们便去把德维领回来了，但养狗的合法性依旧存在问题。读书和追根究底的习惯促使我寻求理性的方法去解决，尝试与当局打交道。我很清楚，除中国以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是禁狗的，而把狗从养主家里拉走，在众人面前活活打死的做法，更是绝无仅有的。我开始调查外国的养狗状况和管理办法，与做其他研究工作一样，首先是检索文献。向国外著作者发函索取抽印本或著作来收集资讯，是我过去做研究的习惯方法，基本上不会落空。这次也一样，信发出不久便有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好几位专家寄来有关狗的各种书刊，有生物学和生态学的，有文化和历史的，有与人的关系和对养主健康影响的，还有管理和立法的，堆起来约一二尺厚。其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兽医学院的瑟普尔教授不仅寄来他的著作，而且向1997年第八届国际人与动物关系大会组委会推荐，邀请我赴布拉格与会，并在会上作“中国人对动物的态度及其历史和文化的渊源”的报告。我之所以写信给瑟普尔教授，是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曾在他那所大学的医学院进修，有时上班穿过他们兽医院的前庭，经常见到男人和女人们带着猫狗前去就诊，那情景就如同在儿童医院里父母怜爱孩子一般。我们这代人是在闭塞环境中成长的，初次到美国处处觉得新奇，人们对猫狗都如此宠爱，怎不令我印象深刻呢？
建国至八十年代，我们社会对狗的敌视和严苛管制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原因。因为，狗作为人类的伙伴虽然已有上万年的历史，但狗作为家庭的亲密成员则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所以，养狗长期被我们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狗是地主富人的帮凶；过去流行“忆苦思甜”，报告人总要想方设法显示“被狗咬的伤疤”。何况那年头人都勉强糊口，哪有东西给狗吃呢。不过，独立电影制片人温普林还另有一番妙解，他说：
“有一次跟一个老头聊天，我终于找到了答案。他说：我们八路军是最恨狗的。抗战那会儿，我们只能夜晚出动，大家饿得前胸贴后背，钻到村里想找堡垒户要点粮食，狗一汪汪叫，日本鬼子的机枪就扫过来了，这些狗让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哪！我们进城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把所有的狗全消灭掉。我这才明白，八路军对狗的仇恨跟对汉奸是一样的，所以叫汉奸狗腿子。”（《狗人儿》）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对待养狗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人们的态度仍然是“宁左勿右”。在讨论养狗的会上，反对养狗者总是大义凛然的样子，持容忍态度的人是很少数。我的一位朋友养狗，也经常为此犯愁，他是市政协常委，我问他为什么不在会上呼吁一下，他说那气氛令养狗人无地自容。究其原因，一是由于长期封闭造成的社会观念落后，二是国人的责任心差和缺乏宽容的一种反映。由于有些养狗人不负责任，使有些不养狗或者天性厌恶狗的人感到不快，在强势的主流意识指引下，他们就咄咄逼人，对异见不能容忍，甚至视同水火。于是，我把从国外获得的资讯介绍给主管部门的主事人员，与他们进行沟通，他们也大都通情达理，采纳了我的建议，下调登记费，给及时办理登记的养主以较大的优惠。同时，我也组织一些养主，开展“做负责任的养主”的宣传活动，要求养主不仅对宠物负责，而且要对社区负责，与邻里和睦相处。不过，真正关注动物福利的人并不主张饲养宠物，除非收容流浪动物。因为不宜把动物当做玩物，同时宠物在繁育、交易和运输过程中，也受到淘汰和残酷对待，而且总有不少结局悲惨。
人们恨狗，或者既爱狗又怕狗的另一原因，是狗可以传播疾病。但是，宠物的传病危险性显然被媒体夸大了，充满危言耸听和误解，令大众恐惧。澄清误解便是我的责任。例如，养狗可以使孕妇传染弓形虫病导致胎儿畸形，城市家养的健康狗也带有狂犬病毒，而且比例很高，这些广为流传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不幸的是，这些话经常出自一些专业人士或头面人物之口。其实，任何疾病的发生都存在一定的条件，动物传播疾病也不例外。只要养主负责任，给动物接种疫苗，进行去势绝育，圈养在家里，不让他们在外流浪，把传播疾病的条件拒之门外，就很安全。美国的一位儿科专家说：“一个儿童受其他儿童传染疾病的机会远比从狗、猫得来的机会大很多。”我的解释不仅消除了大众的误解，也转变了专业人士的许多看法。在SARS流行期间，一些地方的人们一度惊慌失措，听信谣传，无辜的猫狗惨遭屠杀，我的解释通过媒体广为传播，对于遏止非理性行为起了一些作用。
我本是理想主义者，对身陷痛苦的人总是充满同情和怜悯，养狗的经历引导我把对痛苦的感受延伸到所有非人类动物，并对伦理问题进行追问。施韦泽的《敬畏生命》和辛格的《动物解放》（注1）对我的思想起了决定性影响。
阿尔贝特·施韦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爱因斯坦称他为“集善和对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施韦泽创立了标志西方道德进步的一个里程碑，即敬畏生命伦理学。他身体力行，在非洲为穷苦的人们奉献终身。他指出，要“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就是说只有当我们把所有的生命，不止对人而且对所有动物的生命都视为神圣，产生敬畏时，我们才是有道德的或善的。简单说，善就是不伤害，不杀生，爱人并爱护一切动物。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施韦泽说：民族主义在两次大战中起了恶劣的作用，现在“把天真的民族主义当做唯一的理想”，是各国人民相互理解的最大障碍，是危险的。只有通过人道信念超越民族主义，从伦理出发谴责战争，才能解决和平问题。历史证明了他的预言。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彼得·辛格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伦理学家之一。他继承英国哲学家边沁的效用主义的道德原则，认为人类平等的基础，是因为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痛苦。因此，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不分肤色、不分性别、不分族群、不分物种都应当受到一律平等的对待，否则人类的平等也就缺乏逻辑基础。感受痛苦并做出反应的能力，是所有动物的保存生命个体、避免物种消灭的一种本能，同时也是人们考虑怎样平等对待不同生命个体的痛苦的一个尺度。我们主张，任何种族、性别和物种的痛苦都应当加以防止或减少。因此，他的道德哲学贯穿于他的伦理生活，致力于消除世界贫困、保护环境和提高动物的生存条件。如果平等是按人类与非人类动物划界，就是物种歧视，应当像种族或族群歧视和性别歧视一样加以反对。他的著作《动物解放》唤醒了千百万善良的人们，对世界范围的动物运动的兴起，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本书所揭露的残酷虐待动物的现象在世界上无处不在，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发生。当我对动物与人的了解和思考越来越深入时，我的内心就越来越多地充溢着对生命的惊奇和敬畏。我越是同情痛苦的生命，自己也越是感到痛苦。“同情就是痛苦”，辛格说，素食就是一种抵制物种歧视的行动。
人类是地球上最有智慧的动物，但人与其他动物共同起源于一棵进化树，有着亲缘关系。早在一百多年前，达尔文就在《人类的由来》和《人与动物的情感》（注2）中对人与动物的心理能力作了详细的描述，尽管差距很大，但存在共同的本能：包括各种情绪、好奇心、模仿力、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和推理能力，乃至一定程度的使用工具、抽象能力、自我意识、语言、审美感觉和对神秘力量的信仰等，而且“这种差别肯定只是程度上、而非种类上的”，即不是本质的差别。现代对动物行为学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地证明了达尔文的这些天才发现。因此，我们没有权利主宰非人类动物，更不应该残酷地剥夺他们。我们要善待生命，与其他生灵共享这个星球。爱因斯坦说：“我们的任务是一定要解放我们自己，这需要扩大我们同情的圈子，包容所有的生灵，拥抱美妙的大自然。”（注3）他所说的所有的生灵，我以为就是能够感受痛苦和快乐的所有动物。只有这样的伟大胸怀，人类的家园才能有持久的安宁。
如今我们的德维已经十二周岁了，健康而快乐地生活着。他对我们的依赖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便，使我们与远方孩子们的团聚机会大为减少，但我们永远不会嫌弃他，何况他给我们带来快乐，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我欣赏作家鲍尔吉·原野的诗意散文，是从《羊的样子》这篇怜惜动物的散文开始的。他送给我一本《羊的样子》散文集，称我是“以科学精神和爱心传达美好的人”。我是愿意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