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喜欢钢铁、不热爱锻造的人，是不可能体会得到那份劳动的快乐。锻打也是一种创造，我怀着刚被起用的兴奋和紧张，倾全部精力投人工作。能自己干的就不指挥别人，能动手的就不动口，哪儿缺人就顶到哪儿去，我成了“全天候”的机动工，常常是日班连夜班，下了夜班上日班，一周一周的回不了家。惟一感到欣慰的是生产越来越正规，多少年积压下来的定货合同逐一兑现……每到月底，全厂的生产计划如果还差个三五十万元没完成，厂部就拍给我，对我来说多创造几十万元的产值不过是小菜一碟。后来我被调到作家协会，看到机关的人天天为经费犯愁，为三五万元，乃至三五千元就到处去求爷爷告奶奶，很后悔离开了工厂，倘是还当着锻压车间的主任，每月加一两个班就足够养活作协的。
随着生产的不断提高，我们车间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当时长江以北就只有我们这一台六千吨水压机，大型锻件都要拿到我的车间里来干，国家领导人也轮番到车间里来视察，有外国要人到北京访问，只要是想看工厂也大都会到我们车间来感受一番大型锻造的场面。这使我原本已经够紧张的神经绷得更紧了，可越怕出事就越容易出事……一次是西哈努克来，赶上那天刮大风，车间顶部的天窗被打碎，一块大玻璃斜楞着从天劈下，只差一米多没有把亲王的脑袋给开了！另一次是李先念来，我正在锻造一个170吨的钢锭，干得正紧张的时候锻造天车的兜链断了，通红的大钢锭就晾在砧子上。幸好当班的工人都是技术高手，只用了几分钟就换上了新链子，正围着看热闹的头头们都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妥，想不到李先念倒很内行，当场问了一句让厂部头头下不来台的话：“你们的设备有定期检修制度吗？”厂部领导满脸怒气看着我，这是转嫁责任，我知道自己的车间主任大概是当到头了，就索性实话实说：“检修制度是有，三年一大修，一年一中修，由于生产任务太重，大修计划一推再推。”李先念摇头：“这么大的厂子，这么好的设备，管理要有制度，一味地硬拼要把设备都拼坏了呢！”
李先念走后厂部没有马上追究我的责任，让我把急活赶完就安排大修。在大修的时候由于连续多日睡眠不足，我在空中干活时用力过猛，身子后仰时一脚退空，从十几米高的炉门框上倒栽下来，登时就死过去了。据说人在死亡的一刹那是非常美妙的，身体飞扬，灵魂喜悦，见到了活着时想见而见不到的人……我却没体验到一点有关死亡的美妙，当时似乎只闪过一个意识：“坏了！”后面就什么都不记得了。生命说脆弱还真脆弱，碰上偶然事件眨眼工夫一条性命就丢掉了。说强大也很强大，两个小时以后我又恢复了知觉，是在疾驶的救护车上，赤身露体躺在担架上，旁边坐着厂部卫生所的医生。我动动腿脚晃晃脑袋，不疼不晕，知道自己没事，就希望救护车能掉头回厂，不然我身上只穿着一条短裤，怎么见人？医生却坚持要把我送到当时全市最权威的总医院检查一下。那个时候，城里人少见多怪，爱看热闹，救护车一停立即围上一大帮人，见我穿着裤衩自己从车里走下来，就七嘴八舌，指指戳戳，把我当成踢足球的了。我红着脸不敢抬头，真比刚才被摔死还难受，让厂医领着从头到脚检查了一番，最后只给了我四粒止疼片。厂医的家在市里，他要回家，就从口袋里掏出三毛钱让我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去。厂子在北郊区，回去需要倒三次车，我赤身裸体怎么去挤车？只好躲进总医院的厕所，隔窗耵着大门口，等待车间来人给我带衣服来。我了解自己的工人，他们不会不管我的。
也许就因为那次我为厂子贡献了两个小时的生命，人都死过一遭了，可以既往不咎，厂部没有为掉玻璃和断链子的事处分我。让我风风火火地一直干到1982年夏天，市里下令把我调到作家协会。但，至今我仍然怀疑那次调动是否值得？也许工厂更适合我，我也更适合工厂。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重，便习惯于以家来比喻自己的所爱：“爱国如家”、“爱厂如家”、爱社如家”、“爱校如家”……等等。以后发现在这个口号下人们把属于国家的和集体的东西随便往家里拿，或随便糟蹋：“厂里有什么家里就有什么”，“队里的东西也就如同自己家里的东西”……这就使“爱XX如家”之类的豪言壮语很有些靠不住了。
于是聪明人另外想出主意，利用人们爱家的习性，把公家的单位办成“家”一样的实体——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家”：职工之家、干部之家、社员之家、青少年之家……全国的专业作家如在一起也不会超过一千人，竟有十几个“作家之家”和“创作之家”。我有幸去过几个这样的“家”，那也都是“国营单位”，也要讲究经济效益，起码还要“自筹自支”地养着一批人。作家去了无非是少收费或者在有些项目上不收费。想在那种地方找到家的感觉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也没有人会把这样那样的“之家”真的当成家！
1998年夏天，中国作家协会接到了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总馆长写给我的信，他在信上说，数百名中国作家向耶鲁、哈佛、哥伦比亚三所大学赠书的活动已经进行两年多了，希望中国作协派作家赴美举行赠书仪式，并做讲演。这个任务最后落到我和扎西达娃等四个人的头上，在秋末的时候起程了。
作家出国是无须提前做什么准备的，该准备的东西都在自己的脑子里，即使一时想不起来的东西也都存留于自己曾经发表过的作品之中。特别是公派成团地出访，更用不着多操心，到出发的前一天我还在赶稿子，在登机前的碰头会上才看到了在美国的行程安排，知道了我们在美国东部活动的时候都住在“中国作家之家”。当时没有多想，只是有一点新奇，是谁有这份热情有这种本事，居然在美国搞了这样一个“中国特色”？想当然地猜测成是将现成的宾馆或招待所改头换面地多挂了一块牌子……一路无话，当我们搭乘的班机降落在纽约机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没有想到在出口处竟有一群人迎候我们，让人感到亲近和温暖。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冰凌先生，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得多，却已经开始发福，虎背熊腰，热情奔放，一看就是个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交上朋友，打开局面的人。他先自我介绍，然后为我介绍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几位参赞和其他来迎接的美国朋友，最后才轮到引见一位静静地站在后边的年轻绅士——不知为什么，我当时一见到这个人脑子里就冒出了“绅士”这个字眼。他在这一群人中美国化的釋度最深，有着得体的冷静和礼貌，足见他有很好的定力。不争着向前握手，也不拘谨冷淡，面有静气，身材修长，仪表整洁，透出干练又带几分儒雅。冰凌介绍他是沈世光先生，美国的“中国作家之家”就设在他的家里，作家之家的主任凌文璧女士是他的妻子。
我的心里“咯噪”一下，这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住在沈先生的家里！
我出国的次数不算多也不算少，不论是公派还是对方邀请，都还从来没有实实在在地在私人家里住过。何况我们这是一个四人代表团……我这个团长在飞机降落之前都不操心，现在想操心已经有点晚了，只能客随主便先住下来，明天视情况再说。
冰凌安排我坐沈先生的车，他驾的是一辆新型宝马，这倒引起我的好奇，根据他的车揣度他的身份和财力——香港有钱的人爱说一句话：“坐奔驰，开宝马”。有司机给开车就坐奔驰，自己驾车就开宝马。我坐进宝马，对沈先生的身份和财力已不问自知了——这似乎有点势利，见面先猜人家有多少钱，也算是入乡随俗吧。他的家在麦迪逊，从纽约到他的家至少要在高速公路上跑两个半小时。他驾车平稳快捷，很快就把冰凌他们甩在后边看不到了。高速公路两旁的林带高大稠密，如黑森森的围墙。我有过跑夜路的经验，最好是聊天或讲笑话，驱散驾车者的睡意。我们也正好可以相互有个大概的了解。
通过交谈，知道沈先生是上海人——这又给我心里增加了一份紧张感。因为上海人公认是最精明的。上海的报纸就公开讨论过上海人的形象问题，什么小男人，小女人，小家子气等等。我对上海人的反感只有一点，就像对广东人的反感一样，在你跟他交谈得正热闹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一个老乡，就会当着你的面用你听不懂的话唧唧咕咕，咿哟哇呀，且没完没了地把你冷落在一边，就像你不存在一样。谁碰上这种尴尬的场面，也只能有一种解释，背人没好话，好话不背人，他们一定是在传老婆舌头，说别人的坏话，或者是讲不愿意让别人听到的黄色故事。说来也怪，我在文坛上有两个很好的朋友，偏偏一个是上海人（夏康达），一个是广东人（陈国凯）。
沈先生17岁到云南盈江县插队落户，一干就是十年。回城后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经过必要的准备，十几年前考迸耶鲁大学攻读数学，当然是边读书边打工。他打工的地方是一家日本餐馆，干得认真而刻苦，早来晚走，用当年在云南“土插队”的精神对付今天“洋插队”，多做、勤问、明学、暗记、查书……也是他和“日本料理”有这份机缘，一两年之后居然掌握了日本菜肴和寿司的制作技艺，站到了前厅的寿司吧，成了能支撑餐馆营业额的人物。此时，他的夫人也来到美国读书，到1992年他们夫妻和兄嫂共同投资买下了那座名为“武士”的餐馆……‘我在天津有个朋友就是开餐馆的，因此多少知道一点经营一个餐馆有多忙。他们怕塞车误了接机，七点多钟就到了纽约机场，在机场整整等了两个多小时。也就是说他们五点钟左右就离开了餐馆，耽误了沈先生半天的生意，这让我不安。如今为了别人，哪怕是为了朋友，肯耽误自己生意的人已经不多了。我们在路过纽海文市的时候，沈先生绕道回到他的餐馆处理了一些事情。餐馆巳经打烊，我在外面等候，得以观察这餐馆的规模——是一座三层红楼，规模不算小。耶鲁大学同哈佛大学一样，没有围墙、大门之类的阻隔，校园就是城，城就是大学。“武士”餐馆坐落在大学城的中心区，前临大道，后有停车场，位置不错。
从沈世光和他夫人的经历中，看不出跟文学有任何瓜葛，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他们都没有要当作家的打算，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家变成“作家之家”呢？我不能问得这么直白，只要绕个圈子打听出他们I夫妻和冰凌的关系，剩下的也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原来，冰凌刚来美国的时候在沈世光的餐馆里打工，沈先生给了他足够的自由，来去随意，来了有他的活干，走了给他留着位置，什么时候愿意还可以再回来。在美国到哪里去找这样的老板？沈世光夫妇暴露出一个弱点：同情文人。冰凌则相中了沈世光的厚道，当老板的都精明，这不足为奇，不是精英考不到美国来，当今商品世界原本就没有几个是傻子。但是，当了老板仍心存厚道，有了钱仍活得单纯，就难能可贵了。生活中能成大气象者，往往是这些内存宽厚、精明则善良和朴诚的人。
这就可理解了——我想大凡认识冰凌的人，或被冰凌看中的人，可能都要被他说服为文学做点什么，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沈先生夫妇恰好是既能出钱又能出力的人。冰凌既然被选为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的会长，他能放过自己的老板吗？于是沈先生的家就成了冰凌先生文学活动的根据地。设在他家里的“中国作家之家”挂牌开张的时候，总领事邱胜云、正好做客康狄涅格州的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家就住在纽海文市的著名学者赵浩生等，为之剪彩。年晋八旬、离国50年的赵浩生老先生浩叹一声，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有家可归了！”
我们离家之后飞越半个地球，真的也能在这个陌生的美国长岛海滨找到家的感觉吗？
晚上十二点多钟，我们赶到了沈先生的家。在夜色中，被四周的灯光托浮着一幢崭新的棕色两层小楼，尖顶木结构，飞檐翘脊，造型古朴别致。进到里面却相当豁亮，我估计不算地下室其建筑面积也不会少于300平方米。房间很多，宽敞透亮，由于灯火通明，我们又是刚从外面的黑暗中闯进来，觉得相当富丽，典雅温馨。室内的陈设和装饰非常考究，显示出主人多方面的情趣和不俗的艺术鉴赏品位，每个角落都布置得富有情趣。
俗云：“店大欺客”。何况这还不是“店”，我心里有了怯意，也许是歉意。装修这么豪华的带有强烈家庭色彩的私人住宅，而且看得出主人非常喜欢自己的房子和家庭，深更半夜地突然闯进来一群不速之客，会怎么想呢？此时我脑子里没有一点到了“作家之家”的概念，却生平第一次如此深切地体会到“不速之客”这四个字的真正涵义。
女主人凌文璧，也提前从餐馆出来，先一步到家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欢迎酒宴：有中国菜，有美国蛋糕和点心，有日本寿司，考虑到藏族作家达西扎娃爱吃肉食，准备了各式各样的面包、奶油、火腿和香肠，还有高档的法国红葡萄酒……餐厅里红烛高照，餐具铮亮，红木的餐桌、餐椅能照得出人的面孔，就连脚下——在厚厚的纯毛地毯上面又铺上一块珍贵的波斯地毯……这是名副其实的“贵宾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