荤段子一就是性故事。而性，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弗洛伊德说它是其他许多行为的驱动力。各种各样的人都会对它感兴趣，而且这种兴趣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直至晚年。
人类的任何一种活动，都没有像性那样在生活中起到这么特殊的作用。而现代时尚又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更为自由的性态度，在这个已经为消费欲望所主宰的世界里，性也成了一种消费品，花钱可以购买。
但，五花八门的性病，特别是染上就会要命的艾滋病，又给现代人带你是穷人还噩窗人.我的人生笔记来前所未有的恐惧、焦虑和孤独，真实的性快乐变得让人沮丧和惊惧。那么谈性就成了时尚，既省钱又安全，性饥渴和性压抑，却可以通过嘴的大谈特谈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于是，荤段子便应运而生。这确实是由文化所决定的，不同的文化形态，决定了人们的性观念和性行为会迥然不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现代世界上，并没有统一的性行为标准，一个民族的文化会限制这个民族的性行为模式。
中国虽然也在实行商品经济，社会也在大开放，但中国的文化背景决定不会制造出西方真杀实砍的性解放运动，倒能够造出一个谈性的运动―中国文化中的含蓄和智慧，让人们绕着弯子编出了无穷无尽的性故事。
在中国这是有传统的，哪个年代都有黄笑话，不过是于今为烈罢了。以前讲黄色笑话似乎是男人的专利，现在黄段子大普及，不能不承认跟女人们的加入有关。中国的导游小姐撞讲荤段子已经很出名了，还有一批年轻的女明星、女强人、女白领，也乐此不疲，甚至大大方方地专喜欢讲给男人们听。一群一伙的大老爷们儿，听着一个女人讲荤笑话，那自然就更刺激，兴头也会越发的浓烈。
这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特点。既然是讲笑话，男人可以讲，女人也可以讲，男人可以享受，女人也可以享受。现代科学研究积累的大量证据表明，男女之间的相似之处大大超过了差异之处，而且男女之间的绝大部分差别，并不是由于生物因素造成的，而是社会和文化塑造出来的。
正是现代社会的开放，文化的活跃和自由，使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禁锢觉得难以忍受，讲黄色笑话能够获得犯禁的刺激和快感。却又不犯大忌，正好借以消除旅途中的疲劳和寂寞，打发掉无聊应酬中的馗尬，和等待时的无奈以及烦躁。
现代人平时被套话、官话、假话弄得外壳都比较僵硬，装模作样，假眉三道，有时甚至被会场上的气氛压得喘不上气来。一个黄故事讲下来，大家都彼此彼此了，谁也甭想再严肃正经、装腔作势。导游小姐之所以开场先讲荤段子，就是上来先把每个人的陌生面具和包装全部撕去，这实际上等同于下马威，在最短的时间获得组织和管理大家的便利。
另外，在旅途中如果大家都瘸子脚面绷着，那也太累了。
人们却也不必为此忧虑，这股黄风是会刮过去的，连美国六十年代的性革命和我们的文化大革命都有个结束的时候，何况讲荤段子只不过是逞口舌之快，讲来讲去就没劲了。
社会的进步和成熟就在于容忍了顺口溜和黄段子的存在，我们也才得以用轻松的心态关注它，并借此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当前的社会情势和文化形态，要说也不无裨益。
我好久没有被舞蹈感动过了。前不久看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出乎想象的被震撼、被征服了。被歌舞本身所感动，更被这场歌舞的灵魂-杨丽萍所感动。
关于杨丽萍的舞蹈我想无须饶舌，她恍若飞仙，妙舞绝世，早已为世人所公认是当今舞坛上的一个奇迹，一个精灵。而《云南映象》令人惊诧的，还有她的精神、智窻和勇气。这精神像一种火，一种自由，一种神般的气息。
毋庸讳言，许多年来舞蹈被一种叫做歌曲的东西给搅坏了。每歌必有伴舞，一个人唱需几个乃至十几个人伴舞，几个人唱就得有几十个人伴舞。唱的意不在唱，舞的更是稀松平常，就如同到市场上买一条蕩黄瓜，再搭上一个瘪茄子，不是得了便宜，而是得了两个坏的。就在舞蹈已经严重败坏了自己形象的时候，杨丽萍堪称是拨乱反正，自编自导自领衔，起用少数民族当地的育年男女，不惜倾其所有石破天惊地创作了大型原生态歌舞《南映象》。
何谓原生态歌舞？
我想这种形式以及这个舞蹈语汇，是杨丽萍创造的。因此她的解释应该是最权威的：原生态的内涵是最人性化的，原生态歌舞就是出子人的一种自然状态，是纯粹的、质朴的，和生命的本质相吻合，没有任何杂念的。《云南映象》就是表达了这种自然和生命的关系。人最初为什么要跳舞？跳舞就是人和天地对话，和自然沟通，是一种自发的状态，没有什么功利目的在里面。
这样的立意本身就骇世惊俗，极富展撼力。人们见惯了平庸和浮躁，突然被点亮了希望，值得有所期待。大幕一拉开便怒铁一声击欲碎，生猛鲜活，感天动地，其感染力无法抵抗，不觉魂魄激荡。舞台上的一人一物、角角落落，无不弥漫着原始的沉郁气质，和生气勃勃的原生野质。场面恢宏，气势雄阔，意境悠远，魂魄里流淌着浓烈的原生精神，一次次将原始生命的形态推向极致。
混沌初开，重鼓催生。我数不请，也来不及数清，估计舞台上要有一百多面或许是几百面形态各异大小不等的皮鼓，从不同的方位不同的高度以不同的姿势敲响，错落有致地组成了原始的大千世界。大鼓如一堵墙，小的似麦斗，鼓声或急或缓，或轻或重，急时如悬瀑，缓时似琢玉，轻如风摇莲花，重如精钢进裂，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请光。
后来看到杨丽萍的说明，才知鼓在那个民族的理解中代表女人，鼓槌代表男人，打鼓表示男女交合，生命诞生。但，这种内涵可意会却很难言传，因此才构成了舞蹈的核心内容，寄托了歌舞的灵魂。山苍苍，水泓澄，人呈现出本然的原始色调，盈盈立于天地之间。迷云弄月，繁衍生息，挥臂生旋风，顿足有激情，这成了他们生命的一种需要，跳舞就是为了满足自己。所以，他们每舞必跳的尽兴，跳的过瘾。而观众也就看的尽兴，看的过瘾。
结婚三十年后，入乡随俗在刘三姐的家乡送给妻子一个绣球，照完相才知弄颠倒了，应该是她把绣球抛给我。
《云南映象》里，舞好、歌也好』舞，是为强烈地呈现原生态的大景观，并非为舞而舞；歌，也非为歌而歌，是舞的补充和伸延，必不可少，又恰到好处。杨丽萍在《女人国》一场中唱道：太阳歇了么，月亮歇了么，女人歇不得么。女人歇了，地里就会长草，门缝就会进风，孩子就会着凉，老人就会头痛。只要女人在着么，山倒了，男人也扛得起……低回、沉厚、真率。人们对舞蹈家杨丽萍的歌唱，自然充满好奇。她是用灵魂在唱，而不是她的嗓子。歌声里有沧桑，有追问，更有无尽的意味……杨丽萍的歌舞无不带着她的强烈个性，这样的创作自然饱含着灵感和激情。当《云南映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短短几个月就演出一百三十多场，且一票难求，并将应邀远赴海外做全球巡回演出。许多年来，还有哪台节目真正能这般为世界所瞩目？面对媒体的火爆，杨丽萍却异乎寻常的低调，这越发显示了她不同常人的才情和心智。
大家可能早有感觉，当下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大多是主持自己、突出自己，随意抢话插话，卖弄自己的见识和机敏，经常咄咄通人，一逞口舌之快。而杨丽萍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主持人，无论对方提出多么尖锐的问题，跟她在舞台上舞不惊人誓不休的态度正相反，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有的沉静、柔和与自然，有问必答，答必不凡。比如：有位主持人明显的只对私人生活感兴趣，三番两次的话里话外的提到她婚姻失败的问埋，喋喋不休，使谈话变得琐细而沉闷。杨丽萍只正面回答问题，不理睬影射以满足主持人的好奇心。主持人终于忍不住正面提出来了：你怎么看待自己失败的婚姻？
杨丽萍说，我不觉得自己的婚姻是失败的，婚姻有各种各样，凡经历的都是曾经存在过，都是有理由的，应该发生的。别人不了解当事人的感觉，怎么就能断定哪是失败的，哪是成功的？我当时坐在电视机前，明显的感到主持人根本无法跟杨丽萍交流，尽管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杨丽萍的眼睛也在看着主持人，却已神游物外。两个人的精神品位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无法对话。后来在报纸上见到有些记者围绕着艺术创作提出了一些很巧的问题，杨丽萍的回答也极为精彩。如：有人问，《云南映象》里有四分之三的演员是当地人，你怎么这样有把握相信他们能演好？这是不是对舞蹈以及舞蹈教育的一种挑战？
杨丽萍说：不是挑战，是还原。他们是在跳自己的舞蹈，其独特就在于演员和生活、和原生态贴近。这不是为了展示技艺，而是为了展示生命，这些东西不是能学来的，而是他们与生俱有的。有人问：你的舞蹈出神入化，这里面有什么诀窍吗？她说：我没有诀窍，只是一种认知。舞蹈其实是我们祖先在劳动中对自己精神的一种供养，通过这种供养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只要你的舞蹈真正满足了这种人性化的要求，它必然蕴涵着很多的能量。原生态的歌舞本来就是很人性的，本来就可以和人的心灵产生共鸣，它本来就不缺乏艺术品位，也不会缺少观众。
大家都认为你是为舞蹈而生的，自己怎样评价这样的认识？杨丽萍答：舞蹈只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最佳的一种表达语言。我不会为舞蹈而死，那太极端，偏激是一种很弱的表现。生命有很多部分，我从来不去想舞蹈占有多大成分，什么都想请楚就太累了。如果我能讲清楚，就没有办法用舞蹈来表现了。就因为说不清楚才跳舞。
说得多好，真实，随意，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不是刻意地追求一种深邃，却有惊人的见解。她有自己的舞蹈，也有自己独到的思想，舞惊人，见识也惊人，其智能谋，其力能任。所以，她能创作出惊人耳目的（云南映象》，并借这场大歌舞形成了自己的舞蹈创作体系。有大气象，大智戆，自是不同凡响。
作家，你为什么不自杀？
去年秋天，我应广西理工大学之请做关于当代文学的讲演。在讲演的后半段请听讲者提问时，有个人传递上来这样~张纸条：现在的作家为什么不自杀、不发疯？这是不是没有大师的一个原因？
当着两千多人的面，我老老实实地承认不能马上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手里没有资料，待回去后写成文章，并寄给广西理工大学作为回答。
天才与精神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是世界上许多人都感兴趣的间题。
英国心理学家菲利克斯，波斯特博士积十年心血研究出了结果：精神病是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异常表现，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病态。然而，创造性才华和病态心理这两个人类心理活动上的极端，竟有着某种联系。天才中多有精神疯狂症，而精神疯狂症又时常能激发灵感和创造性。因此，许多高智商的人患有精神病，高智商和精神病在遗传上有着双基因的可能性。
用艾森克个性问卷对艺术家、作家进行测试，发现作家在概念过度包涵、怪异思想上和精神病人极其相似。
菲利克斯波斯特博士按现代精神病理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了人类历史上三百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得出的结论是：
政治家中有百分之十七的人患有严重的精神病理毛病，如希特勒、林肯、拿破仑等，他们中有嗜杀如狂的恶麂，也有美国历史上出类拔萃的总统。
科学家中有百分之十八，如高尔登、门德耳、安培、牛顿、哥白尼、法拉第等。
思想家中有百分之二十六，如尼采、罗素、卢梭、叔本华等。
作曲家中有百分之三十一，如瓦格纳、柴可夫斯基、普契尼、舒曼、贝多芬、莫扎特等。
画家中有百分之三十七，如梵高、毕加索等。
小说家中有百分之四十六，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海明威、普鲁斯特、劳伦斯、卡夫卡、司汤达、福楼拜、莫里哀、托马斯曼，等等不胜枚举。艺术家是波斯特研究中的重灾区，他解剖了五十名文人，除莫泊桑以外都有轻重不同的精神病！惨啦，文人为什么这么倒霉呢？这与所从事的创作职业有关，敏感易冲动，或雷霆震怒，或极度狂喜，或愤世嫉俗，或精神分裂，容易发作，也容易压抑，容易狂傲，也容易绝望。所以世界著名作家自杀的特别多：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茨威格、法捷耶夫、叶赛宁、杰克，伦敦……几乎可以列出一个近百人的大名单！难怪大学生感到奇怪，现在的作家为什么没有自杀的？也许他们心里真正想说的是现在的作家没有写出惊世之作，不具备发疯和自杀的资格。
其实，许多精神病患者的天才，恰恰是在一生中最健康的时期创作出他们最好的作品，他们是在完成了伟大的事业之后才得精神病的。真正在疯癱中走上创作巅峰的似乎只有梵高，他自小就有些神经质，从一八八八年开始，以每三天一幅的速度创作了一千三百幅画后突然发疯，住进圣保罗精神病院。曾手持剃刀想割断他的朋友、同是印象派大师的高更的喉管。后来在狂怒中只把自己的耳朵齐根切下，寄给了他钟情的妓女。也就是在他疯得最厉害的时候创作出了传世杰作一幽蓝的《蝴蝶花》。
那么，现在的文人为什么自杀和发疯的少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