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更惹得全厂的人都在骂我，外车间的人出于妒忌大说怪话：光是在厂里低头干活没有用，要想出头还得会到报纸上乱吹。本车间的人也怪我瞎吹招祸，到国庆那一天若拿不出曲轴怎么办？这时候有厂部的人告诉我，那篇稿子的发表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可以乱投稿，报纸却不会乱发表，报社将稿子打出清样后寄给工厂审核，是冯厂长签了同意并让办公室盖上工厂的大印。
冯文彬毕竟是参加过长征的人物，指挥攻坚战确有一套，离国庆节还有三天的时候，他来到我们车间的二千五百吨水压机跟前，搬了把椅子一坐。很快，厂部分管生产的副厂长、生产科长、设备科长、总工程师……凡跟曲轴有关的各路人马都跑到现场来了，曲轴试锻真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在此后的三天三夜里，冯厂长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水压机，他说话不多，就在那儿稳稳地坐着，我没见他吃过东西，更没见他打过哈欠，老是那么精气神十足。其他人却忙得脚丫子朝天，到十月一日凌晨二点多钟，六拐曲轴锻造成功，放凉以后吊上彩车，用铁丝固定好，参加试锻的全体人员站在车间大门口送我护着曲轴出发。
―个刚进厂不久的年轻人享此殊荣，可算出足了风头。我坐在驾驶楼子里兴奋异常，是第一次尝受虚构带来的荣誉，可谓因祸得福……我们赶到游行的集合地点才刚刚五点钟，司机叫郭启厚，人称郭傻子，其实他能说会道，比谁都精。他说我编瞎话露了脸，应该请客给他买早点。我心里高兴，还答应中午回厂后送给他一个高温车间的保健菜条。我下车按郭傻子的要求给他买了两个馊头一包炒花生仁，我给自己买了四两大饼夹炸糕。回到车上香香甜甜地吞下去之后，眼皮可就睁不开了，我告诉郭傻子，游行开始的时候喊醒我，脑袋舒舒服服地往后一靠就没有意识了……到我被喊醒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回到厂子里了。我想郭傻子如果不是惦记着我答应给他一个高温菜，说不定他还不会喊醒我。这时候轮上我犯傻了，用当时的话说，能参加国庆游行是极大的荣誉，押彩车的任务本应该是厂级干部的事，顶不济也得是车间主任去，歪打正着地轮上了我，全厂职工都盯着哪，我却既没游也没行，整整睡了一上午，什么都没看到。自己遗憾不用说，怎么跟厂部和车间交代？
心里恼怒就怪罪郭傻子，他说：我喊你了，喊不醒你能怪谁？不信我有证据，每喊你一次就用钢笔在你脸上画一道……他把我拉到镜子跟前一照，左脸颊上果然被画了好几条蓝道道儿。我仍旧埋怨他：这怎么向厂部汇报呢？郭傻子幸实乐祸：你不是能胡编吗？
被他这一骂我又有了灵感：你把游行的全过程跟我说一遍，否则我就不给你买菜。
最后我还是如实向厂部汇报了游行睡觉的寧，冯厂长哈哈大笑，一摆手给了我三天假。到底是大人物，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不一般。
怀念工厂
人总要怀旧，有旧可怀是一种美好。连过去的灾难回想起来都是愉快的。
一九七六年是我命运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年。年初发表了自鸣得意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春天这篇小讲就成了大毒草，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工厂专为我组织了七千人的批斗大会，在被监督劳动时一造反派用砖头砍破了我的右脸，当时他的砖头如果再上移一韭菜叶，我就成独眼龙了……看来是所有倒霉的事都叫我赶上了。可到了十二月份又突然被恢复车间主任的职务。
我是学热处理的，毕业后却一直干锻造，在重型机械厂一个大车间里。有职工一千多人，分锻造、热处理、粗加工三大工段，一万多平方米一跨的厂房共有四跨。我战战兢兢地一坐到主任的位子上，立即就明白厂部这么急急忙忙让我出来的意图了说白了就是让我干活。前些年工厂以革命为主，生产断断续续，定单压了一大摞，有许多十万火急的任务排不下去，如：十二点五万千瓦发电机的转子、大型柴油机的七拐曲轴、火车轴、巨型轮箍……真是百废待兴啊！兴就得干，干就要有机器，我们是生产工作母机的，我们这一行不先干起来，整个工业就难兴、我被闲置了几年，正渴望干活，渴望站到六千吨水压机的指挥台上一那是一个锻工最风光的时候。只要你手指动一动，立刻便轰轰隆隆，势如奔雷。炉门大开，火星迸射，天上地下一片通红，仿佛是创世纪的大爆炸即将发生，你将感到自己力大无比，无坚不摧，二百七十五吨天车的长臂就像是你自己的手臂一样轻松地伸进一千二百度高温的炉膛，钳出了烧得通红的几十吨乃至几百吨重的大钢锭，像挟着一座火红的小山，放到水压机的锤头下面，而后任你击打，锻压，揉搓，坚硬的钢变得像面团一样，随着你的心意不停地变换形状，直至成为一件合格的锻件。
这时候，你脸被烤得生疼，工作服被烤得冒烟，安全帽下面大汗蒸腾，真是痛快淋漓！不喜欢钢铁，不热爱锻造的人，是不可能体会得到那份劳动的快乐。锻打也是一种创造，我怀着刚被起用的兴奋和紧张，倾全部精力投入工作。能自己干的就不指挥别人，能动手的就不动口，哪儿缺人就顶到哪儿去，我成了‘全天候，的机动工，常常是日班连夜班，下了夜班上日班，一周一周地回不了家。唯一感到欣慰的是生产越来越正规，多少年积压下来的定货合同逐一兑现……每到月底，全厂的生产计划如果还差个几十万元没完成，厂部就派给我，对我来说多创造几十万元的产值不过是小菜一碟。后来我被调到作家协会，看到机关的人天天为经费犯愁，为三五万元，乃至三五千元就到处去求爷爷告奶奶，很后悔离开了工厂，倘是还当着锻压车间的主任，每月加一两个班就足够养活作协的。
随着生产的不断提高，我们车间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当时长江以北就只有我们这一台六千吨水压机，大型锻件都要拿到我的车间里来干，国家领导人也轮番到车间里来视察，有外国要人到北京访问，只要是想看工厂也大都会到我们车间来感受一番大型锻造的场面。这使我原本已经够紧张的神经绷得更紧了，可越怕出事就越容易出事。一次是西哈努克时任柬埔寨国王）来，赶上那天刮大风，车间顶部的天窗被打碎，一块大玻璃斜楞着从天劈下，只差一米多没有把亲王的脑袋给开了！另一次是李先念（时任国家主席）来，我正在锻造一个一百七十吨的钢锭，干得正紧张的时候锻造天车的兜链断了，通红的大钢锭就晾在砧子上。幸好当班的工人都是技术高手，只用了几分钟就换上了新链子，正围着看热闹的头头们都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妥，想不到李先念倒很内行，当场问了一句让厂部头头下不来台的话：你们的设备有定期检修制度吗？厂部领导满脸怒气地转身看着我，这是转嫁责任，我知道自己的车间主任大概是当到头了，就索性实话实说：检修制度是有，三年一大修，一年一中修，由于生产任务太重，大修计划一推再推。
李先念摇头：这么大的厂子，这么好的设备，管理要有制度，一味地硬拼要把设备都拼坏了呢！李先念走后厂部没有马上追究我的责任，让我把急活赶完就安排大修。在大修的时候由于连续多日睡眠不足，我在空中干活时用力过猛，身子后仰时一脚踏空，从十几米高的炉门框上倒栽下来，登时就死过去了。
据说人在死亡的一刹那是非常美妙的，身体飞扬，灵魂喜悦，见到了活着时想见而见不到的人……我却没有体验到一点有关死亡的美妙，当时似乎只闪过一个意识：坏了！后面就什么都不记得了。生命说脆弱还真脆弱，碰上偶然事件眨眼工夫一条性命就丢掉了。说强大也很强大，两个小时以后我又恢复了知觉，是在疾驶的救护车上，赤身露体躺在担架上，旁边坐着厂部卫生所的医生。我动动腿脚晃晃脑袋，不疼不晕，知道自己没事，就希望救护车能掉头回厂，不然我身上只穿着一条短裤，怎么见人？医生却坚持要把我送到当时全市最权威的总医院检査一下。
那个时候，城里人少见多怪，爱看热闹，救护车一停立即围上一大帮人，见我穿者裤衩自己从车里走下来，就七嘴八舌，指指戳戳，把我当成踢足球的了。我红獷脸不敢抬头，真比刚才被摔死还难受，让厂医领着从头到脚检查了一番，最后只给了我四粒止疼片。厂医的家在市里，他要回家，就从口袋里掏出三毛钱让我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去。厂子在北郊区，回去需要倒三次车，我赤身裸体怎么去挤车？只好躲进总医院的厕所，隔窗盯着大门口，等待车间来人给我带衣服来。我了解自己的工人，他们不会不管我的。
也许就因为那次我为厂子贡献出了两个小时的生命，人都死过一遭了，可以既往不咎，厂部没有为掉玻璃和断链子的事处分我，让我风风火火地一直干到一九八二年夏天，市里下令把我调到作家协会。
但，至今我仍然怀疑那次调动是否值得？也许工厂更适合我，我也更适合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