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工厂
人总要怀旧，有“旧”可怀是一种美好。连过去的灾难回想起来都是愉快的。
1976―是我命运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年。年初发表了自鸣得意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春天这篇小说就成了大毒草，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工厂专为我组织了七千人的批斗大会，在被监督劳动时一造反派用砖头开了我的右脸，当时他的砖头如果再上移一韭菜叶，我就成独眼龙了……看来是所有倒霉的事都叫我赶上了。可到了12月份又突然被恢复车间主任的职务。
我是学热处理的，毕业后却一直干锻造，在重型机械厂一个大车间里。有职工1200人，分锻造、热处理、粗加工三大工段，一万多平方米一跨的厂房共有四跨。我战战棘竞地一坐到主任的位子上，立即就明白厂部这么急急忙忙让我出来的意图了一说白了就是让我干活。前些年工厂以“革命”为主，生产断断续续，定单压了一大摞，有许多十万火急的任务排不下去，如：12.5万千瓦发电机的转子、大型柴油机的七拐曲轴、火车轴、巨型轮箍……真是“百废待兴”啊！1975年，叶剑英、李先念受命请出邓小平，召开了“钢铁座谈会”。“兴”就得干，干就要有机器，我们是生产工作母机的，我们这一行不先干起来，整个工业就难“兴”。
我被闲置了几年，正渴望干活，渴望站到六千吨水压机的、指挥台上那是一个锻工最风光的时候。只要你手指动一动，立刻便轰轰隆隆，势如奔雷，炉门大开，火星迸射，天上地下一片通红，仿佛是创世纪的大爆炸即将发生。你将感到自己力大无比，无坚不摧，275吨天车的长臂就像是你自己的手臂轻松地伸进1200度高温的炉膛，钳出了烧得通红的几十吨乃至几百吨重的大钢锭，像挟着一座火红的小山，放到水压机的锤头下面，而后任你击打，锻压，揉搓，坚硬的钢变得像面团一样，随着你的心意不停地变换形状，直至成为一件合格的锻件。这时候，你脸被烤得生疼，工作服被烤得冒烟，安全帽下面大汗蒸腾，真是痛快淋漓！
不喜欢钢铁、不热爱锻造的人，是不可能体会得到那份劳动的快乐。锻打也是一种创造，我怀着刚被起用的兴奋和紧张，倾全部精力投人工作。能自己干的就不指挥别人，能动手的就不动口，哪儿缺人就顶到哪儿去，我成了“全天候”的机动工，常常是日班连夜班，下了夜班上日班，一周一周的回不了家。唯一感到欣慰的是生产越来越正规，多少年积压下来的定货合同逐一兑现……每到月底，全厂的生产计划如果还差个三、五十万元没完成，厂部就拍给我，对我来说多创造几十万元的产值不过是小菜一碟。后来我被调到作家协会，看到机关的人天天为经费犯愁，为三、五万元，乃至三、五千元就到处去求爷爷告奶奶，很后悔离开了工厂，倘是还当着锻压车间的主任，每月加一两个班就足够养活作协的。
随着生产的不断提高，我们车间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当时长江以北就只有我们这一台六千吨水压机，大型锻件都要拿到我的车间里来干，国家领导人也轮番到车间里来视察，有外国要人到北京访问，只要是想看工厂也大都会到我们车间来感受一番大型锻造的场面。这使我原本已经够紧张的神经绷得更紧了，可越怕出事就越容易出事……一次是西哈努克来，赶上那天刮大风，车间顶部的天窗被打碎，一块大玻璃斜愣着从天劈下，只差一米多没有把亲王的脑袋给开了！另一次是李先念来，我正在锻造一个170吨的钢锭，干得正紧张的时候锻造天车的兜链断了，通红的大钢锭就晾在砧子上。幸好当班的工人都是技术高手，只用了几分钟就换上了新链子，正围着看热闹的头头们都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妥，想+到李先念倒很内行，当场问了一句让厂部头头下不来台的话：“你们的设备有定期检修制度吗？”厂部领导满脸怒气看着我，这是转嫁责任，我知道自己的车间主任大概是当到头了，就索性实话实说：“检修制度是有，三年一大修，一年一中修，由于生产任务太重，大修计划一推再推。”李先念摇头：“这么大的厂子，这么好的设备，管理要有制度，一味地硬拼要把设备都拼坏了呢！”
李先念走后厂部没有马上追究我的责任，让我把急活赶完就安排大修。在大修的时候由于连续多日睡眠不足，我在空中干活时用力过猛，身子后仰时一脚退空，从十几米高的炉门框上倒栽下来，登时就死过去了。据说人在死亡的一刹那是非常美妙的，身体飞扬，灵魂喜悦，见到了活着时想见而见不到的人……我却没有体验到一点有关死亡的美妙，当时似乎只闪过一个意识：“坏了！”后面就什么都不记得了。生命说脆弱还真脆弱，碰上偶然事件眨眼工夫一条性命就丢掉了。说强大也很强大，两个小时以后我又恢复了知觉，是在疾驶的救护车上，赤身露体躺在担架上，旁边坐着厂部卫生所的医生。我动动腿脚晃晃脑袋，不疼不晕，知道自己没事，就希望救护车能掉头回厂，不然我身上只穿着一条短裤，怎么见人？医生却坚持要把我送到当时全市最权威的总医院检査一下。那个时候，城里人少见多怪，爱看热闹，救护车一停立即围上一大帮人，见我穿着裤衩自己从车里走下来，就七嘴八舌，指指戳戳，把我当成踢足球的了。我红着脸不敢抬头，真比刚才被摔死还难受，族41看让厂医领着从头到脚检查了一番，最后只给了我四粒止疼片。厂医的家在市里，他要回家，就从口袋里掏出三毛钱让我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去。厂子在北郊区，回去需要倒三次车，我赤身裸体怎么去挤车？只好躲进总医院的厕所，隔窗盯着大门口，等待车间来人给我带衣服来。我了解自己的工人，他们不会不管我的。
也许就因为那次我为厂子贡献了两个小时的生命，人都死过一遭了，可以既往不咎，厂部没有为掉玻璃和断链子的事处分我。让我风风火火地一直干到1982年夏天，市里下令把我调到作家协会。但，至今我仍然怀疑那次调动是否值得？也许工厂更适合我，我也更适合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