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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练兵实纪》

明戚继光撰。明隆庆二年(1568)五月明廷命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其节制。他到任以后,上疏痛陈边备废弛、边军“七害”,“士卒不练之失六,虽练无益之弊四”,并针对蓟州一带地形的三个特点,提出车、步、骑战,“三者迭用”的用兵方略。他整敕军纪,革除弊政,改进兵器,修建敌台,建立车营和辎重营,使蓟门军节制精明,器械犀利,遂为诸边之冠。蓟镇“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练兵实纪》就是他在蓟门练兵守边的经验总结和真实纪录。

《练兵实纪》,清代常州麟玉山房刊本刻成《练兵纪实》。《明史·戚继光传》记作《练兵事实》,显系笔误。中华书局点校本据《明史·艺文志》、《千倾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校为《练兵纪实》欠妥,因上述书目作《练兵实纪》,应校为《练兵实纪》为是。

《练兵实纪》是戚继光练兵中编写的各种教材和条规的汇编。《练兵实纪公移》说:“譬如遴选营阵行伍号令旌旗之色,金鼓之音,车营、车步骑合营、野营、行营、野战、战胜、教养、晓喻之类,一切未备者,本府逐渐拟定。教练已经二年,各路与人卫将士,虽以台工未及详举,而标兵六营,耳提面命,颇皆堪阅。今将先后给与将士教习过条约,通集成帙,计八卷,一卷大约数十条,又附以练将一卷,乃听将官自习,不系士伍程督,计共九卷。”这就是《练兵实纪》正文九卷的成书情况,但只言“教练已经二年”,未说明具体成书年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登坛口授》载:“时帷庚午夏六月,诸边新台,肇建过半,乃奉制府会同抚院奏,奉暂停以举练事。”庚午年即明隆庆四年(1570),断为写成于明隆庆五年(1571)。据今人考证,戚继光练兵始于隆庆二年(1568),其成书时间当在隆庆四年末或隆庆五年初。《杂集》六卷写成于隆庆年间至万历初年,收入《练兵实纪》当在万历年间。

《练兵实纪》九卷九篇共二百六十四条,具体篇目是:练伍法第一、练胆气第二、练耳目第三、练手足第四、练营阵第五(场操)、练营阵第六(行营)、练营阵第七(野营)、练营阵第八(战约)、练将第九。后附杂集六卷六篇:储练通论(上下篇)、将官到任宝鉴、登坛口授(李超、胡守仁辑)、军器解、车步骑营阵解。书前还冠有“凡例”即“分给教习次第”共十五条,记述了将、卒各自应学习的内容、标准,教材发放办法,督促学习的措施等。

《练兵实纪》内容广泛,涉及兵员选拔、部伍编制、旗帜金鼓、武器装备、将帅修养、军礼军法、车步骑兵的编成保结及其协同训练等建军、训练和作战的各个方面。正文一至四卷侧重单兵训练;五至八卷和“杂集”的《军器解》、《车步骑营阵解》讲营阵训练;正文第九卷和“杂集”中的《储练通论(上下篇)》、《将官到任宝鉴》和《登坛口授》等篇记述了将帅的选拔培养、应具备的条件等。

《练兵实纪》成书于《纪效新书》之后,它既注意吸收南方练兵的经验,又结合北方练兵的实际,其练兵思想在《纪效新书》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主张根据实际情况改革训练。针对北方地形和敌情,提出改革编制,增设车营和辎重营,并提出车、步、骑三兵种协同作战的思想,记述了协同作战的方法。改革兵器,扬长避短。指出敌人力壮,专用刀,善骑马,我方的刀必须长于敌才能占便宜,就是砍不着敌身上,必先砍着他的马头。所以规定,我方各项器械必须各长彼一倍,敌善用弓矢,我则用远射火器火箭、鸟铳、喷筒制敌。提出要灵活布阵,“各随地制宜,如地不容若干车为一城,大大小小,多多寡寡,长长短短,曲直偏弯,只以地为准,并不相拘。”

在训练方法上,提出要分层次训练,“练将册给将;练卒册给卒”(《凡例》),并对将帅和平卒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对士卒不要求原文背诵,只记大意即可;将帅则须条条款款诵熟;将帅必须背诵练卒条款,而士卒不必背诵练将条款。还制定了鼓励背诵的措施,“若将条约随俗改为唱曲习学以代戏乐者,有赏。”对于触犯军法者,若能背诵五条,免打一棍。

在训练内容上,特别重视学习兵法理论。认为:“兵之有法,如医之有方,必须读习而后得。但敏智之人,自然因而推之,师其意不泥其迹,乃能百战百胜,成为名将。盖未有不习一法,不识一字,不经一事,而辄能开阖变化运用无穷者。”它还规定了学习内容和次第,指出要先读先讲《孝经》、《论语》、《孟子》白文,《武经七书》白文。次第记诵,不专句读文辞,但求理解精义;次读《百将传》,熟知诸将人品、心术、功业,以为借鉴;再读《春秋左传》、《资治通鉴》,以丰富历史知识;最后讲授《大学》、《中庸》大意,以修身养性。它还重视练心,要求使将士把实心拿出,“爱军是爱军的心,操练是操练的心,上阵是上阵的心,必思胜彼之法”。这样上下同心,就能达到万人联异为同,聚少成多,合寡为众。主张以练胆为先,对于“艺高人胆大”这句谚语有新的认识,认为“必须原是有胆之人,习得好艺,故胆益大。无胆之人,平日习得武艺十分精熟,临时手软身颤,举艺不起,任是如何教习,亦不得胆之大也”。

重视后勤训练和物质保障。戚继光针对以往官军因无辎重常常失掉战机的实际情况,提出“师行粮从,军事所先”,新创辎重营三座,每座大车八十辆,每辆骡八匹,并规定了辎重营的编制、训练方法,绘制了辎重营阵图。认为“辎重无失,便为奇功”。

重视政治训练。他认为“将有本,心术是也”。所谓“心术”,就是政治素质,即“光明正大,以实心行实事,纯忠纯孝,思思念念,在于忠君、敬友、爱军、恶敌、强兵、任难”,具体提出要有志向,懂得生死的意义,明辨利害得失,做好人,守节操,宽度量,禁声色,尚谦德,惜官箴,牢记货利、刚愎、骄傲、逢迎、委靡之害等。宣传为民杀敌而死,虽死犹生的道理,指出:“况使死得当,立庙祭祀,血食百世,是死后还活,地方士女,口碑一日相传,是一日活在世间;若生前无闻于世,就活在世间,已是死了。”还反复强调拼死作战则生,侥幸偷生则死的道理。它强调军队要尊重人民,将帅要尊重士兵,注重维护人民和士兵群众的利益,反对扰民和向士兵乱派公差杂役,规定:“行营排阵间,将领敢于行伍中抽一人一骑者,军法从事”,“军士擅发冢墓,焚庐舍,杀老幼及妇女,践禾稼,伐树木,奸犯人妇,及将妇女人营者,军法从事”。认为将与卒虽位有贵贱,但身无贵贱。反对下级对上级“惟惟奉命,甚至增美其说”。

强调练兵之要,先在练将。书中对将帅的品德、战术和技术修养有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它认为将帅是一军之长、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全军的情绪,所以要求先要训练好将帅。它主张兴办武庠,即军事学校,对各级军事统帅进行系统地正规训练。在学习文化的基础上,“授以《武经总要》,孙吴兵法,‘六壬’、‘百将’等书,俾各习读讲解其义。仍于骑射之外,如矛、盾、弋、铤、钩、弩、炮石、火攻、车战之法,各随所长,分门析类,各令精通,俟其稍熟,间一试之,或令之赴边,使习知山川之势,北敌之情。或暂随在营,使熟识旌麾金鼓之节,且教而且用之。用之不效,而复教之。如此,数年之后,必有真材”。它还对将帅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如要求“将官先以舍生为本”,“刚不可吐,柔不可茹”,习武艺学兵法,“必自身率始”,“不拘三军各色武艺,长短器具,必一一习之。既不能皆精,必精其一二技,而余技亦必习知其概”等等。

关于书中的迷信问题。《将官到任宝鉴》等篇中确实有利用时日吉凶预测人事和因果报应等封建迷信内容,这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书中又明确规定:“禁妖妄,讹言诳惑。妄说阴阳、卜筮、道释、鬼神、灾祥、祸福摇动众心者,重治。”并声明:“夫天时不足忌,在尽吾人事,自能感召天禄,所谓人定亦能胜天,阴阳时日,何为者哉!”这说明作者并不相信迷信,他收录这些内容,目的是让将帅掌握,作为一种心理战术,以达到“定众志而作气”的目的。

《练兵实纪》是明代以讲军事训练为主的著名兵书。它条理清晰,语言通俗,易懂易记;反映了明代后期火器大量使用后,军队编成的变化和训练作战的特点,“今以此书,考其守边事绩,无不相符,非泛摭韬略常谈者比”。因此,它具有较高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军事史料价值,受到后世兵家的重视。

《练兵实纪》现存版本主要有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刑蚧刻本、明天启二年(1622)刻本、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许乃钊刻本、清咸丰甲寅(1854)光霁堂刻本、清光绪乙未(1895)上海醉经楼石印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源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本、瓶花书屋本、京都琉璃厂刻活字本、抄本、多种铅印本等。抄本十卷,与刻本内容不同,子目为:骑兵、步兵、车兵、辎兵、合营、行营、下营、禁令、兵法、练艺、练器、训谕、条教、图解。《海防图论》

《海防图论》又称《海防图说》、《海防论》等,是明代关于海防的兵书,旧题胡宗宪撰,实际是由胡宗宪汇编而成。这在胡宗宪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凡耳目所历,哨探所传,无微不核,无细不综,因汇次为《海防图论》,凡若干篇。”经核对,自“广东要害论”至“山东预备论”辑录自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论》(见《郑开阳杂著》)这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所以,有的版本又著录为郑若曾撰。《辽东军饷论》由明万世德补辑,《日本考略》由明殷都补辑,但其资料都源自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论》。胡宗宪在给《筹海图编》所作的序中说:“余既刊其(注:指郑若曾)《万里海防》行世。”据此推测,《海防图论》当即是《万里海防图论》。题郑若曾撰是正确的。

《海防图论》主要篇目有:海防图、广东要害论、琼管论(原作琼馆守御论)、广福通番当禁论、福洋要害论、福洋五寨会哨论、福宁州论(原作福宁州守御论)、广福浙兵船当会哨论、浙江四参六总分哨论(原作浙洋守御论)、舟山论、浙直福兵船当会哨论、苏州水陆守御论(原作苏松水陆守御论)、江北设险方略论、江淮要害论、山东预备论、辽东军饷论、日本考略。本书铅印本后附《阵纪》八篇:战令、战机、摧陷、水战、火战、夜战、山林泽谷之战、风雨雪雾之战。以《武经七书》的言论为根据,阐述战场律令、战机选择和各种天候地形条件下的作战特点。

《海防图论》以地形和倭情为依据,论述了沿海各地的战略形势和在抗倭中的战略地位,提出了加强防御的措施。其总的防御思想是御之于远洋,歼敌于近岸,各省联合防御,协同会剿,内外夹持,水陆兼备。具体措施主要有加强鱼船管理,除掉内奸,使倭寇失去耳目和向导;占领海上要害岛屿,封锁倭寇必经之路;分哨和会哨紧密结合,尤其要加强防御接合部的会哨,堵塞一切空隙;在沿岸港口设水陆把总和游兵把总,既能水上击敌,又能在陆上堵截歼敌;组织团练乡兵,使处处有御倭之兵。每篇之后有辑录者的评论,如“苏州水陆守御论”后,针对原文提出的“调募客兵不如调土著之兵,可调习而有常;官造战船不如雇民间造私船,皮坚久而省费”的主张,评论说,“苏松海防所依赖者,无过兵船。第招募客兵亦未为不可,至于战船民造,实为坚久,是当永为例云”。

《海防图论》是明代的重要海防文献,所提出的御倭方略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据胡宗宪《筹海图编·序》可知,此书在嘉靖年间刊印过,称《万里海防》,此刊本今不可见。万历年间刻本改称《海防图说》。以后被《兵垣四编》、《长恩书室丛书》、《后知不足斋丛书》等丛书收录,均题《海防图论》。《武备志》

《武备志》是中国古代部头最大的一部综合性兵书。全书二百四十卷,约二百万字,附图七百三十余幅,被称为“军事学的百科全书”。这部兵学巨著是由茅元仪历时十五年撰成。

茅元仪(1594~1640),字止生,号石民,又号东海波臣、梦阁主人、半石址山公等,明归安(今浙江吴兴)人,明末杰出的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出身世代书香门第,自幼好学不厌,博览群书,尤“喜读兵农之道”。年方十岁,他的家乡吴兴遇大灾荒,太守集议赈荒,官吏及富户无人敢应诺,独有未成年的茅元仪请求倾尽家藏粮食数万石,以救济灾民。他熟悉古今用兵方略,对九边阮塞要害,口陈手画,了如指掌。面对后金政权崛起,狼烟频频,明廷政治腐败,国运衰落,激起了发奋学习,探讨“治国平天下”方略,著书立说,以振兴明朝武备的雄心壮志。他寓居南京,潜心研究历代兵法韬略和当代国防形势,倾注十五年的心血,撰成了《武备志》这部古代兵学巨著,于天启辛酉(1621)刻印成书。自此,这位年轻学子声誉鹊起,以“知兵”之名被任为赞画,随大学士孙承宗督师辽东,抵御后金。他曾出塞视察红螺山,七天不见烟火,随从都面无人色,而他仍从容不迫。并到江南募集舟师战舰,为孙承宗筹划了辽东水军的部署。不久,孙承宗遭排挤去职,茅元仪亦被削籍,告病南归。崇祯帝即位后,茅元仪赴京向新帝进呈《武备志》,“且上言东西夷情,闽粤疆事及兵食富强大计,先帝命待诏翰林”。然而却被权臣王在晋等所中伤,以“傲上”的罪名被放逐定兴(今属河北)江村。崇祯二年(1628)冬,后金骑兵进逼京师,孙承宗于危难之际再度受命督师。茅元仪和二十四骑护卫孙承宗,从东便门突围至通州,击退后金军,解除了京师之危。茅元仪被任为副总兵,督理觉华岛(今辽宁兴城菊花岛)水师。先被权臣所忌被解职,后受辽东兵哗之累,充军福建。辽东军情紧急,请求募死士勤王,遭到权臣阻挠,悲愤纵酒而亡。茅元仪文武双全。明清之际学者称赞他“年少西吴出,名成北阙闻,下帷称学者,上马即将军”。他一生著述宏富,据《方以智茅元仪著述知见录》(任道斌编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统计,其著作有《武备志》、《督师纪略》等60余种,数百万言。但由于屡遭禁毁,多散佚。

《武备志》是一部大型综合性辑评体兵书。它体系宏大,条理清晰,体例统一。全书分类排纂史料,每类之前有序言,考镜源流,概括内容,说明编纂指导思想和资料依据;大类之下有小类,小类之下根据需要设细目,如《军资乘》下又分为8类64个细目;文中有夹注,解释难懂的字词典故,如在《孙子·行军篇》“仗而立者”下注“依兵仗而立”;文旁有批点,用“〇”表微妙处,用“”表示紧关处,用竖空心线“”表示一篇纲领,用竖黑线“”表示分段条目,用“”表示隐微处;文上有眉批,或赞扬,或批判,不拘一格,如在《孙子·九地篇》“善用兵者,譬如率然……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上批道:“千古阵法,概此一语。李药师稍窥其端,其余名将犹堕云雾中。”《武备志》完备的体例,不仅表明了著者对各个问题的看法,而且为读者把握全书的重点提供了线索。

《武备志》共由兵诀评、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大部分组成。

《兵诀评》,18卷,选录《孙子》、《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全文和《太白阴经》、《虎钤经》的部分内容,进行评点。他非常推崇《孙子》,“自古谈兵者,必首推孙武子”。他还有一段名言:“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后人在引用这段话时往往掐头去尾,只取中间一句,来证明《孙子》是古代“空前绝后”之作,实际上是不符合茅元仪本意的。茅氏是将《孙子》与先秦其他五家兵书相对比得出的结论。尽管如此,茅氏评说仍有偏颇之处。不可否认,《孙子》的成就最高,但其他五家也各具特点,都在不同的方面对《孙子》有所发展。

《战略考》,三十三卷,按照时间顺序,从战略的高度选录了春秋、战国、西汉、东汉、三国、晋、宋、齐、梁、陈、隋、唐、五代、北宋、南宋、元等十六个朝代有参考价值的战争战例。茅元仪认为,“良工不能离规矩,哲士不能离往法。古今之事,异形而同情,情同则法可通;古今之人,异情而同事,事同则意可祖”。所以作《战略考》“以为今之资”。古代战争战例资料非常浩瀚,他并非有记必录,而是有严格的标准:一、不是讲战略的不录,“非略弗录”;二、不是奇略不录,“略非奇不录”;三、要能启人心智,“每举一事而足益人意志”;四、要能“言之竟日而弗倦,试之万遍而不穷”。《战略考》共选录六百余个战争战例,大都在历史上以奇谋伟略取胜著称,如马陵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虎牢之战等等。

《阵练制》,41卷,由“阵”和“练”两大部分组成,前者强调要详细,后者强调要通俗实用,“阵取其制,制则宁详;练取其实,实则宁俚。”“阵”下又分94个细目,附三百一十九幅阵图,详细记载了从先秦至明代各种阵法阵图,堪称古代阵法阵图大全。茅元仪认为,古代阵法失传,后人便胡编乱造。本来古人量地制阵,出现方、圆、曲、直、锐之形,可后来有人便“易以旌旗之名,诡以神将之临,重以五行之目,饰以五方之色,淆以吉凶之门”,把本来很形象实用的阵法搞得扑朔迷离。其原因是秦以来谶讳盛行,阵法也被蒙上了神秘色彩。其中“有最卑浅而无当者”。对这些诡诞不经之作,如果废掉,有人反而会以此惑世,“故谱而存之,鲜有删铲,阵所掊击,以广学者之目。”“练”又分选士、编伍、悬令、教旗、教艺五部分,详记士卒选练之法。有士卒的选拔淘汰,车、步、骑、水兵的编伍,赏罚律例,教兵方法,兵器训练等,多采自唐宋以来的兵书《太白阴经》、《虎钤经》、《行军需知》、《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

《军资乘》,五十五卷,由营、战、攻、守、水、火、饷、马八部分组成。类下又有子目,子目下又分细目,内容非常广泛。现将子目抄录于下:营:营制(下设十八个细目,记李靖等立营方法)、营算、营地、营规、夜营、暗营;战:军行、渡险、赍粮、寻水、候探、烽火、乡导、审时、布战、料敌、应战、设险、入伐、受降、符契、旌旗、器械(下设三十三个细目,记弓矢刀剑等兵器)、祭杩;攻:措置条件、器具图说;守:城制、约束、需备、措应、器式、堡约;水:水利、水平、战船、济水、禁涉、海候;火:制火器法(下设三十七个细目,记各种火药制造方法)、用火器法(下设五个细目,记各种条件下火器使用方法)、火器图说(下设四个细目,记各种火器图式);饷:屯田今制、屯田水利、河漕、海运、车运、骑运、人运、米盐、宴犒、矿砂、医药;马:相形、相毛、齿诀、刍水、医药、禁忌、简别、结束、驰骤、征调、厩牧、贡市、虏产。从以上子目可以看出,这部分所记军用物资完备而详细,从攻守器械、火器火药、车马战船到粮饷米盐无不具载,堪称古代军用物资大全。尤其是在军事技术方面收录资料更丰富,共收录各类武器装备六百余种,其中仅火器即达180多种。是收录军事技术成果最多的一部兵书。不仅如此,它还首次辑录了火龙出水(一种龙头多发火箭)等他书罕载的珍贵资料。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海候”部分占风、云、雾、电、海潮等内容与《占度载》的占验内容不同,它是当时气象经验的总结,没有把自然现象与人事相附会,有一定实用价值,如“占雾门”用雾相预测天气:“晓雾即收,晴天可求。雾收不起,细雨不止。三日雾蒙,必起狂风。白虹下降,恶雾必散。”还记载了浙东等沿海地区的潮候。

《占度载》,九十三卷,由占、度两部分组成。“占”即占天,记天文气象。子目有:占天、占日、占月、占星、占云、占风雨、占风、占蒙雾、占红霓、占霞、占雨雹、占雷电、占霜露、占冰雪、占五行、太乙、奇门、六壬、杂占、选择、厌禳。这部分内容反映了古代人们对天文气象的朴素认识,如“天色惨黄为风”等。但是转而把自然现象与人事相附会,便成为谎诞迷信之说,如“天色惨白,风声凄切,大兵起”等。

“度”即度地,记兵要地志。子目有:方舆(下分一统图等十六个细目,详讲内地)、镇戍(下分蓟镇等九个子目,详讲边疆)、海防(下分二十七个细目,有“日本人犯图”、广东、福建、浙江、南直隶、山东、辽阳等沿海地区总图、兵险考等,详讲沿海)、江防(下分江防考等五个细目,详讲江河)、四夷(下分四夷总图等十九个细目,详讲周边属国)、航海(讲航海所到诸国,即所谓声教)。茅元仪认为曾公亮《武经总要》“独载边塞道里之远近,而于方舆之概,户口兵马之数,缺如也”,“近王将军之谈地理也,详与沿革,旁及山川,则太矣,而于关要者仍有缺,非所以言武备也。故我志武备而终之于度”。这部分详细记载了明代的山川形势、关隘要塞,道里远近,州府及卫所设置、兵马驻防、督抚监司、镇守将领、钱粮兵额等内容,尤其是收录了郑和航海图,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以及航海用《过洋牵星图》,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武备志》在内容和编纂方法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

1.广收博采,内容丰富。

茅元仪的祖父茅坤是著名藏书家,又“究极兵家之学,其书多秘诸枕中”(顾起元《武备志序》),为茅元仪采辑兵学资料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他不满足于此,又四方搜讨传借,私访秘图写本。“其所采之书二千余种,而秘图写本不与焉;破先人之藏书垂万卷,而四方之搜讨传借不与焉”。(宋献《武备志序》)全书囊括了当时兵学的各个方面。

2.选材精当。

强调资料要可靠,不凭道听途说;讲实用的问题,不采稗官野史,如他在《占度载·度·序》中说:“其声声之不通于中华者,不敢据稗而信也;贡献不通于大国者,不敢信耳而传也。”紧紧围绕武备选材,如在《战略考》和《占度载·度》序言中规定:“非略弗录”;“于武备稍远者,听之舆图方史可矣”;名胜古迹主要供游览、吊古之用,与行军作战关系不大,“故不敢详”等。注意选录最新资料,全书对明代军事记载最详,不仅选录了先于编者的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治军、练兵、作战等方面的言行,也选录了与他同时代人的军事资料,如王鸣鹤的“号令说”等。

3.编排合理,有一定的逻辑秩序。

全书五大部分,从理论到实践井然有序,又不可分割,郎文唤在序言中以医药作比喻,生动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首兵诀者,如医,之探腑脏,论脉理也。次战略者,如医之举旧案,宗往法也。次阵练者,如医之辨药性,讲泡制也。次军资者,如医之分寒温,定丸散也。终占候者,如医之考壮弱,断死生也。”每部分的子目顺序也是按照它们的内在联系排列的,如茅元仪在交待《军资乘》子目的排列顺序时说:“三军既聚,必先安其身,身安而后气可养,身安而后患可防,故首以营。营具而可以战矣,故次之战。地有异形,时有异势,不可徒恃其野战,故次之以攻。可以攻人,人亦可攻我,故次之以守。五兵之用有时穷,则必济之水火,水火之资生者大,故其为杀也亦暴,智伯曰,吾知水之可以亡人国也,故次之水。水待于地,火时于天,地有定而天常移,是以火之效居多,故次之火。明乎六者而思过半矣,然民以食为天,故次之饷。士以马为命,故次之马。于兹八者,核其详,辨其制,是为军资乘。”

4.评论精炼概括,既讲历史沿革,又讲当代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自己的看法,具有批判精神。

如在评论兵器时说:“诸艺宗于棍,棍宗于少林,少林之说莫详于近世新都程宗猷之阐宗。”(《阵练制·练·教艺·棍·序》)又指出,弩之法不传,程宗猷革新古弩机,创造出腰开弩,力可达三十六钧(合当时1080斤),而力举三百斤者便可使用。他在“挑壕而营”的上方批评说:“今御虏者,全用挑壕法,所谓自置其身于死地也。”

5.辑录了许多他书罕载的珍贵资料。

如一些杂家阵法阵图,连研究阵法的专著《续武经总要》都未记载。尤其珍贵的是收录了“郑和航海图”、“航海天文图”,及明代一些少见的舰船兵器及火器等。

6.图文并茂。

全书附图738幅,除《兵诀评》和《战略考》外,都有大量附图,生动形象,便于理解说明文字,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窥见明代兵器、车船等的形制,山川河流的概貌。

7.采用了目录学中的参照法,对交叉重复的内容进行了说明,便于互相参照。如《军资乘·战·器·弩·序》指出:“其详则见于练制中。”《占度载·度·序》指出:“若漕河,见于饷,不复再。”这样读者便可到《阵练制》中去查找弩的资料;到《军资乘·饷》中去查找漕河方面的资料。

《武备志》汇辑了历代的兵学成果,包含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反映了各个不同时代的特点,但不能视其为辑录者的思想,所以本文不再一一概括介绍,仅据序言和评点对茅元仪的军事思想作一简单介绍:呼吁加强武备,富国强兵。他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此三代之所以为有道之长也。自武备弛,而文事遂不可保”。他痛斥当世士大夫不习兵事,遇有战事惊慌失措,束手无策,误国误民。提出“惟富国者能强兵”,“足饷尤先务”。主张开矿、屯田、发展经济。重视军队的训练,认为,“兵之有练,圣人之六艺也。阵而不练,则士偶之须眉耳”。战时号令不齐,“不归于战而归于练”。在国家防御方面,主张边、海、江防要并重。针对西北边疆的特殊情况提出“人自为守”的战略方针,指出:“西北诸边,与虏相犬牙,非随地为堡,则子女、牛羊、储粮、蓄刍皆虏资也。虏资粮于我,故我必清野,始可与虏战。有堡始可以清野。虏人自为战,故我必人自为守,始可与虏敌。有堡始可以人自为守”,对海防提出“其要在拒之于海”。又认为江防的战略地位也非常重要,指出:“迫海而亘中区,外溃则为门户,内讧则为腹心,故江之要与边、海均。”对于攻与守、盛与衰、强与弱的认识,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例如,他认为我“可攻人,人亦可攻我”,“善守者,使不得攻”。能从攻与守这两方面认识问题。他还认识到物极必反的道理,指出:“夫极盛者,必极衰,天道然也”,“然衰极则盛,理之常也。”并用这一道理论证贡市潜伏危机的道理,劝说明廷振兴武备,指出:“贡市者,体极尊,名极美,而财日浚,备日弛,丁我之盛,其衰伏焉。有所衰,必有所盛,可不畏哉”,“我不振则彼强,故张皇六师,非黩武也。”

由于茅元仪长期与清政权处于敌对阵营,加上他为抗击后金政权、保卫明廷的著书目的,书中有许多对女真族和后金的不敬之语,所以,这部很有价值的兵书在清代遭到禁毁,清乾隆年间被列入《违碍书目》和《清代禁毁书目·禁书总目》。致使这部兵书的版本发生了较为复杂的流变。明天启元年(1621)刻印本,由于保持了本书原貌,“多悖碍字句”,在清禁书严律下,流传不广。现在只有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等几个大的图书馆藏有此本,而且有的本子被清代人挖掉了一些“违碍字词”。明天启年间刻的版块,后被汪允文收藏。汪允文,钱塘(今杭州)人,室号莲溪草堂。清初,他对收藏的明刻板块进行挖改修补后,进行了重印,因书名页下印有“莲溪草堂藏板”,故称为莲溪草堂本。此本撤掉了卷首李维桢、顾起元、张师绎、郎文唤、宋献、傅汝舟等六人序,挖掉了茅元仪自序中的“东胡”。清廷取得政权之初,尚无暇顾及禁书,出现了一种刻印较好的据明本覆刻本,由于未著明刻者姓氏和刻书年代,往往使人误以为明刻本。实际上若细心观察亦不难鉴别,因为,它为避清讳对原序言进行了篡改,如茅元仪自序中的“东胡”改刻为“兵戈”;郎文唤序中的“东夷小丑”改刻为“域中小丑”;张师绎序中的“建夷匪茹”改刻为“边陲告警”等等。并抽掉了李维桢序。正文中凡对清“违碍之语”均缺字,并刻成了墨围,还抽去了第二百二十八卷《四夷》中《女直考》的内容。日本宽文4年,即清康熙三年(1664),日本须原屋茂兵卫据明刻本覆刻。此本增刻有日文假名训点,序和正文未作任何删改,从内容上保留了明本原貌。清至道光时已开书禁,此书得以公开印行。这时的公开印本是木活字本。书前增收了“明史节录”和“茅待诏小传”。此本系据清初刻本排印,卷首删去了李维桢等六人序,“自序”中的“东胡”改排为“干戈”,书中对清“违碍之语”加墨围代替,《女直考》亦被删掉。清末,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湖南以日本刻本为底本覆刻,另外,还有抄本行世。现存各种版本以明天启元年刻本为最善。

《武备志》是中国古代部头最大、类似军事百科性的兵书。它以丰富的内容、比较科学的编纂方法、珍贵的史料,赢得了后人的赞誉,受到社会的重视。在遭到禁毁的情况下,几经翻刻,广为流传,说明它影响深远。在国外,日本不仅于宽文年间据明刻本翻刻,而且于1974年以和文出版发行。它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和军事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对于研究军事史、经济史、交通史、海外关系史、科技史、历史地理等均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当然,本书也不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在对有的兵书评论时,未有深究,承袭了以往错误的说法,如他评论《三略》说:“本太公所作,黄石公尝推演之授子房。”又如因袭《续武经总要》、《武编》等明代兵书对宋代兵书《虎钤经》的记载,将其作者许洞记为元代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