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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南船纪》

《南船纪》与李昭祥撰写的《龙江船厂志》,是中国古代不可多得的战船建造专著。历代学者似乎很少有人将它们看作兵书,但是从书中所记载的各型船只可以看出,它们大多是战船,对船只建造的管理方式与船只用途的论述,又都具有军事特色,是兵书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分支——军事技术专著。

《南船纪》的作者沈,是明代一位杰出的水利与战船建造专家,宇子由,号江村,江苏吴江县人,生于弘治四年(1491),正德十四年(15l9)举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授南京工部营缮司主事,旋调刑部主事。后出任绍兴知府,政绩甚佳,升任湖广按察副使,多为善政,解民疾苦,终因得罪缙绅而被罢官。晚年居仙人山,潜心著书,终年78岁,赠都御史。有《吴江水利考》5卷、《南船纪》4卷,以及《南厂志》、《牧越议略》等多种著作传世。《南船纪》是其代表作,成书年代不晚于嘉靖三十二年,因为《龙江船厂志》在此年刊印,书中多处引用了《南船纪》的内容。向有锓本,其八世孙沈守义为之重刊。今仅北京图书馆藏有清乾隆六年(1741年)沈守义刻本一部。为便于读者查阅,该馆曾复制一部。1989年12月,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船史研究会,又将其影印一部分,作内部交流用。

《南船纪》以战船及各型船只为主线,论述与造船有关的事项。第一卷记载了黄船、战巡船、桥船、后湖船,快船等船的图形、各部构件与船具的尺寸,以及用料数量、裁革等内容。第二卷记载了明代前期各卫所驻军所配战船的数量、修造规定,以及历年裁革和增造的情况。第三卷记载了南京工部都水清吏司与龙江造船厂等部门的编制,以及船厂所属地产等内容。第四卷记载了造船、收船、收料、料余与考核等规章制度,保留了古代造船工料的精确数据、造船定额等珍贵资料。

《南船纪》在论述战船建造与国家安危的关系时,常有精妙之语,为其他兵书所不见。

《南船纪》第一卷主要论述战船、巡海巡江船的建造与国家安危的关系等问题。除《龙江船厂志》外,其他兵书较少涉及,故解读如下。

(一)军用船的建造和使用

沈指出:“江汉浮浮,武夫蹈蹈,水之有战,周宣(王)始之。”周宣王虽然中兴了,但是江淮一带的人经常生事,“不容不用武以殄灭”。明朝虽已统一全国,但留都南京仍是根本重地,它“东连海岱,西控荆巴,南襟闽越,北枕青徐”,是天下腹心之地,小有震惊,便会牵动全国,所以不能“安不忘危”,在二百多年的造船事业中,耗资不下万计,对历代建造战船的规制和法则无不吸取,如春秋时吴国的战船蝗(余皇)、楼船、戈船,三国时孙权的蒙冲、斗舰,西晋王潜的连舫,隋朝杨素的五牙舰,宋朝韩世忠的海战船,虞允文的海蝤船,以及海鹘、舴艋、走舸、游艇、飞云、飞虎、飞鸟、飞江、苍隼、野猪、指南、先登等各种战船建造的经验都加以吸取。这些经验虽都为历代所创,但也不能泥古守旧,必须要按现时的需要和适用,创建各种新型战船。如新创的战座船有二百料(每料为120斤)战船、一百五十料战船、一百料战船、三板船、划船等,可供平时训练之用。巡船有巡沙船、一颗印巡船、九江哨船、大胜关哨船、轻浅便利船。这些战船都为有备无患而建,可以达到“铸九鼎而神奸惧”的目的。

沈指出:战船称战座船,就是因它像陆营的将帅帐幕,是将帅议事、寝息和战斗号令所出之处,给官兵有整齐威严之感,所以装备要齐全,守卫要森严,这是将帅指挥全船队作战的需要。

沈指出:水战与陆战一样,“兵无常形,阵无史法”,所以“伍子胥以船军之教比陆军之法,谓大翼(即大型战船)者当陆军之车,小翼(即小型战船)者当轻车,突冒(即攻击型战船)者当冲车,楼船者当行车。由是而观,则知战船有体大小不得一律而齐也”。所以主帅指挥大型战船,偏裨各将指挥中小型战船,作为先锋、殿后、左犄、右角,由此编配成综合型船队,发挥整个船队的战斗作用。

沈指出:巡船是为了巡察江海而建造的军用船,它们“或据扼要害以探其出没,或搜剔荒僻以发其埋藏,或混杂辏集以觇其啸傲,或隐伏坳曲以其闪缩,多方缉伺,皆以我之无形致彼之有形也。”所以,为了水域的安全,不让敌船有窥探我军情或突然袭击我船、我岸有可乘之机,在江海等水域用巡船进行巡逻哨察是至关重要的举措。

沈认为:建造战船必须因时而变,因为建造战船与制造其他器物一样,如果要充分发挥它的用处,就必须要按时代的需要而建造,这是不可违背的规则:“器以利用,制以趋时,昔之所在物而逮焉。故因革损益,君子亦惟随时以尽变,通之利而已。何也?利也者,时之所便而安者之谓也。或有利于古而不利于今者,君子从而革之。非君子有心于革也,利之穷也。或有不利于今而利于后者,君之从而兴之。非君子有心于兴也,利之通也。是故,因之昔者(适合于过去的)未必不为今之革,革之今者,未必不为后之因。”沈关于战造建造要因时而变革的论述,具有朴素辩证法的特色。

(二)军用船的形制构造

《南船纪》记载的军用船有战船、巡船、哨船、运输船等。

1.战座船四百料战座船二百料战座船

四百料战座船,属指挥船,船长86.9丈、阔17尺,分14舱,备16支橹,竖2桅,船头舱面长11.3尺,尾部长15.5尺,上部设望亭,舱面周围设栏、板,舱面下两侧开有弩窗矛穴,供士兵刺、射敌人之用。“其伟式迨楼船之轨范……大而雄,竖而利,用之驱浪乘飚……有不战而先夺人之心”的宏大气势。

二百料战座船,长62.1尺、阔13.4尺,分10舱,提头空舱长8.9尺,梢尾长10尺,船首设车罗、拍杆,以备击刺。旁列女墙,攻守兼备。大橹掣江,航速较快。竖2桅,设望亭,是仅次于四百料战座船的中型战船。

一百五十料战座船,体长54.4尺、阔16尺,分10舱,提头空舱长6.9尺,梢尾长9.5尺,竖2桅,设望亭,其余装备大致与二百料战座船相同。因船体居中偏小,既可为先锋,又能殿后,亦可为左犄或右角,适应性较强。

一百料战座船,体长52尺、阔9.6尺,分10舱,提头空舱长7.5尺,梢尾长9.5尺,竖1桅,设官楼,乘员30人,战具悉备,轻便快速,便于往来冲击敌阵,以尽其奇,隐蔽伏击以尽其变,出没无端以见其神雄。

一百五十料战座船一百料战座船轻浅便利船蜈蚣船

轻浅便利船,长52.5尺、阔10.5尺,分11舱,提头空舱长7尺,梢尾长8.5尺,竖1桅,舱面设战棚、女墙。此船因飘扬不滞而轻,浮泛不碍而浅,亨通不括而利,旋转不劳而便,大小与一百料战座船相近,创建于嘉靖十三年(1524),是既可用于作战,又可用于巡逻的两用轻型战船。

蜈蚣船,嘉靖元年(1522)八月,明军在广东新会之西草湾,击败前来挑衅的葡萄牙人,缴获其2舰及20门舰炮。经南京守备魏国公徐鹏举奏请朝廷,批准在南京龙江造船厂进行仿造。据《南船纪》记载,龙江造船厂于嘉靖四年仿造成功《文献通考·军器》记为嘉靖四年四月建成),用于江防。“至(嘉靖)十三年而复罢之。”当时的看法是佛郎机铳确实猛烈,有益于改善军队的装备,故为兵家所仿制。然而其舰“不过两旁多橹,取其行之速耳,而谓之蜈蚣者,盖象形也。考之一百五十料战座船,两旁制橹亦略似之,而杆以厢门,义尤为备”,所以便以一百五十料战座船取代蜈蚣船了。

叁板船(划船同),长38尺、阔8.4尺,分10舱,竖一桅,备四桨,是一种往来神速,机动灵活的轻型战船。浮桥船,又称舟桥船,长59.9尺、阔15.1尺,分8舱,提头空舱长9尺,虚梢尾长7.1尺。首尾有环扣,可用多只浮桥船搭扣成浮桥,让军队通过江河。

上述战船在作战时编成混合船队,便能发挥“大小毕具,迟速并宜”,协同作战的威力。

叁板船浮桥船

2.巡船

四百料巡座船,与四百料战座船的形制构造规格基本相同,除巡视江河外,还常用于观察水军操练,具有“操练以观其进退之常,巡逻以习其应变之略,奇正并用,缓急从宜”的特点,是战巡合一的军用船。

二百料一颗印巡船,因其官舱如印盖之形而得名。船体长61.5尺、阔12.6尺,分10舱,提头空舱长8.8尺,梢尾长10尺。主要用于巡捕江河中之盗贼。

四百料巡座船二百料一颗印巡船二百料巡沙船,是崇明沙船型巡逻船,船体长67尺、阔13.6尺,分10舱,提头空舱长8.8尺,梢尾长10尺,竖2桅,舱面设女墙、战棚,可用于作战。据说巡沙船是专为对付崇明岛上乘沙船入海为盗者建造的,具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思,即以巡沙船惩治为盗的沙船。

二百料巡沙船

3.哨船

九江式哨船,长42尺、阔7.9尺,分9舱,提头空舱长6尺,梢尾长6.5尺,竖小桅,是江中航速较快的一种哨船。

安庆式哨船,长36.7尺、阔7.8尺,分8舱,提头空舱长6.2尺,梢尾长6.5尺,竖一桅,也是往来于江中航速较快的一种哨船。

大胜关哨船与安庆式哨船的船形相似,专在南京附近水域进行哨探。

九江式哨船

《南船纪》的理论精髓主要反映在战船建造与水战两个方面。

1.把战船建造看作是关系国家安危的事业

《南船纪》指出,凡是濒江临海和水网地带,水上就会有乱事发生,“不容不用武以殄灭”之。明朝虽已统一全国,但东南沿海和江淮之地,一旦“小有震惊,便会牵动全国”,危及天下腹心之地南京,所以必须居安思危,建造战船,供官兵在平时进行作战训练之用,在战时便可用以征剿来犯之敌。

2.建造战船必须“尽变通之利”

《南船纪》认为:建造战船既要吸取历代的规制、法则和有益的经验,又要因时而变。凡事都要遵循“变则通,通则久”的原则。安庆式哨船造船与制造其他器物一样,若要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就必须要按时代的需要进行建造,这是不可违背的原则。

3.混合编队奇正并用的水战理论

《南船纪》认为水战与陆战一样,具有“兵无常形,阵无史法”的特点。参战的战船,船体各有大小,长短宽窄各有不同,只有各型战船混合编队,奇正并用,因变设奇,才能投机制胜。四百料战座船“大而雄,坚而利……有不战而先夺人之心’的气势,中型的二百料战座船船首设车罗、拍杆,舱面建女墙战棚,舷侧有桨有橹,战具船具毕备,有攻战之利,小型的一百料与叁板船,“船小而速,则贵之往来游击,以尽其奇……出没无端,以尽其神”。浮桥船用之为桥梁,这是统兵将领必须重视的问题。九江式哨船与安庆哨船系微型战船,但江船之速者“莫如安庆、九江者,或为向导,或为排战,或为疑兵,或为伏甲”,诚为水战中之不可或缺的战船。即使是渔船,也具有往来神速的特点,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也不要轻易废弃它。由此可见,沈稽是明代后期一位通晓战船使用理论的战船建造家。

《南船纪》是我国古代少有的造船专著。书中对战船、运输船的造船工料定额的记载,最为完备详尽,堪称绝无仅有。书中还留下了平底船以大面梁为基数,尖底船以龙骨为基数,按一定比例倍数设计全船其他各部构件尺度的原始资料,对当时及后世的造船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昭祥在《龙江船厂志》中便多处引用了《南船纪》的记载和论述。《曾胡治兵语录》

蔡锷编辑。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95年以优异成绩入学为秀才。1898年考入湖南时务学堂,从梁启超学习。1899年东渡日本,进入以梁启超为校长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1900年辍学返国,参加唐才常等组织的自立军起兵反清。起义失败后重新东渡日本,进入由大同高等学校改组的东亚商业学校。此时他痛心祖国风雨飘摇,决心学习陆军。1901年以自费进入成城学校习陆军。1903年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深造。1904年冬从士官学校毕业返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训练新军。1911年被李经羲任命为云南新军第19镇37协统领。武昌起义爆发,与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在昆明响应,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为军都督。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暗加监视。1915年潜出北京,12月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起兵讨袁,与袁世凯军激战于四川泸州(今泸县)、纳溪。袁世凯死后,任四川督军兼省长。1916年因病赴日治疗,不治逝世。后人辑有《蔡松坡先生遗集》、《蔡锷集》等。

《曾胡治兵语录》中的曾、胡,指曾国藩和胡林翼。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清道光进士。湘军首领。1853年为对抗太平天国革命,以吏部侍郎身份在湖南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率兵阻击太平军,并出省作战,夺取武昌和田家镇。1855年败于太平军,退守南昌。1860年任两江总督,次年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主张“借洋兵助剿”,伙同英法侵略军夹攻太平军,1864年攻陷天京。1865年调任钦差大臣,对捻军作战,战败去职。与李鸿章、左宗棠创办江南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等军事工业。胡林翼(1812~1861),曾、胡是近代史上的反动人物,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他们同属“儒将”,注意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军事思想,善于总结和理性思考,在治军和作战中提出了一些值得借鉴的军事思想。《曾胡治兵语录》就是他们有关军事言论的选录。

《曾胡治兵语录》编辑于1911年。这年春天,经同盟会员李根源、罗佩金向云贵总督李经羲推荐,蔡锷赴云南担任新军训练工作。他初到时未受到重用,便住在教练处,整天手不释卷,辑录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兵言论,附以按语,编成《曾胡治兵语录》。六月,李经羲任命蔡锷为云南新军第19镇37协统领。镇统钟麟同委托蔡锷编“精神讲话”教材,遂将《曾胡治兵语录》以代“精神讲话”,印发新军官兵。

《曾胡治兵语录》书前有自序和梁启超1917年作的序,全书共十二章:第一章《将材》;第二章《用人》;第三章《尚志》;第四章《诚实》;第五章《勇毅》;第六章《严明》;第七章《公明》;第八章《仁爱》;第九章《勤劳》;第十章《和辑》;第十一章《兵机》;第十二章《战守》。前十章主要讲治军,后两章讲作战。每章先选曾、胡有关言论若干条,然后加上按语,或对本章概括归纳,或对曾、胡言论加以评述,或借题发挥,阐述自己的军事思想,提出对时局和作战问题的看法。如第十二章《战守》之按语:“右揭战守之法,意括而言赅,曰攻战,曰守战,曰遭遇战,曰局地战,以及边防之策,攻城之术,无不独具卓识,得其要诀。虽以近世战术之日新月异,而大旨亦不外是。其论夜间宿营,虽仅一宿,亦须深沟高垒,为坚不可拔之计,则防御之紧严,立意之稳健,尤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按咸同时,战争两方,多为不规则之混战,来去飙倏,不可端倪,故扎营务求坚固以防侵袭。)曾胡论兵,极重主客之见,只知守则为主之利,不知守反为客之害,盖因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备于我,其兵器未如今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故每拘泥于地形地物,攻击精神,未由奋兴,故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盖亦因时制宜之法。近自普法日俄两大战役以后,环球之耳目一新,攻击之利,昭然若揭,各国兵学家,举凡战略战术,皆极端的主张攻击,苟非兵力较弱,或地势敌情,有特别之关系,无复有以防守为计者矣。然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事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矣。兵略之取攻势,固也,必须兵力雄厚,士马精练,军资(军需器械)完善,交通便利,四者均有可恃,乃足以操胜算。四者之中,偶缺其一,贸然以取攻势,是曾公所谓徒先发而不能制人者也。普法战役,法人国境之师,动员颇为迅速,而以兵力未能悉集,军资亦虞缺乏,遂致着着落后,陷于防守之地位。日俄之役,俄军以交通线仅恃一单轨铁道,运输不继,遂屡为优势之日军所制,虽迭经试取攻势,终归无效。以吾国军队现势论,其数则有二十余镇之多,然续备后备之制,尚未实行,每镇临战,至多不过得战兵五千,须有兵力三镇以上,方足与他一镇之兵相抗衡,且一有伤亡,无从补充,是兵力一层,决难如邻邦之雄厚也。今日吾国军队,能否说到精练二字,此稍知军事者,自能辨之。他日与强邻一相角逐,能否效一割之用,似又难作侥幸万一之想。至于军资交通两端,更瞠乎人后。如此,而曰吾将取战略战术上最有利益之攻势,乌可得耶?鄙意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帮以兵戎相见,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用波亚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灭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仑于境外,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上述深刻入理的分析,严密的论证,与其说是一篇序言,不如说是一篇精彩的军事论文。

1924年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增补第十三章《治心》,并作序言,名曰《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印发黄埔军校“人各一编”。然蒋补《治心》一章,实为儒家修身养性之道,且冗杂离治兵甚远,大不如蔡锷所选精练。

曾、胡军事思想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既有反动成分,亦有虚伪之言。但他们同是书生从戎,“儒将”治军,熟悉历史和兵法理论,注意吸收古代优秀军事思想并运用于实践,所以其中不乏有借鉴价值的观点。在治兵方面,主张恩威相济,“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既强调仁爱士卒和民众,“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又强调令行禁止,赏罚严明,用兵“先明赏罚”,“号令未出,不准勇者独进;号令既出,不准怯者独止”。重视将帅的选拔和修养,认为,“兵易募而将难求;求勇敢之将易,而求廉正之将难”,“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尤其重视智略,认为“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将才不外智勇二字”,“智多勇少,实力难言;勇多智少,大事难成”。重视人的作用,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反对对人求全责备,主张用人所长,“用人不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人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对将帅主张以诚相待,“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强调练兵要严格,以“养其精神,炼其体魄,娴其技术”。认为“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必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为典法”,“久逸则终无用处”。在战略战术方面,其主要思想是“慎”和“稳”。主张宁可几个月不开一仗,也不可打无计划安排无准备的仗。强调行军以“稳”字为先。反对轻易踏险,轻用奇谋。强调“以静待动,先谋后战,稳扎稳打”。认为“交战宜持重,进兵宜迅速,稳扎猛打,合力合枝,足以括用兵之要”。主张后发制人,反对不能制人的“先发”,但是不是一概反对先发制人,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先发”、“后发”要看具体情况如何来定,认为“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诚为用兵之至要”。

曾、胡是近代史上的反动人物,其言论中存有糟粕是必然之事;蔡锷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称太平天国为“粤寇”,对曾、胡大加赞美,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既应该批判,又应该曲谅。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蔡锷在本书序言中,将曾、胡誉之为“中兴名臣中铮皎者”,“懿行嘉言,皆足为我师资”。要人们“细加演绎,身体力行”,然而窥其本意,并非完全出于为曾、胡立言的动机,主要是有感于民族危机的严重,希望借此能对新军的训练有所“挽回补救”。

《曾胡治兵语录》问世后流传甚广。1917年于上海公开印行,梁启超亲为作序。1919年李根源于广州重印。1924年蒋介石增补后再版。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编辑《中国军事思想丛书》,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收入出版。现在流行的主要版本有1917年铅印本、1922年铅印本、1937年冯治安铅印本、1941年中兴书店《古代兵经》本等数十个版本。《乾坤大略》

明末清初人王余佑撰。王余佑,字介祺,自号五公山人,卒后其学生私谥文节先生,《自序》称己为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一说为直隶新城(今河北新城县)人(《中国人名大辞典》)。早年受业于孙奇逢(明万历进士),学习兵法,并随其征战。明朝灭亡,又从奇逢讲性命之学,隐居五公山聚众授徒,五公山人即由此而来。他虽隐居山野,“然性不平,好武健,雅不欲以腐木烂草掷此生平,虽巢栖薇茹,时一室叫跳,辄觉须眉如刀槊。故独慕陈同甫之好谈霸王大略。”“复熟览天下之大势,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败之机……然后标为十目,各成一卷,摭以古事,定以今评。”(《乾坤大略总序》)撰成《乾坤大略》。此外还著有《八阵图》、《万胜车图说》、《兵民经略图》等。

《乾坤大略·跋》指出:“此非谈兵也,谈略也。兵则千百端而不尽,略则三数端而已明矣。”“至于选将、练兵、安营、布阵、器械、旗鼓、间谍、向导、地利、赏罚、号令种种诸法,如人之耳目口体一物不可少者,则各有专书,不在此列矣。”意思是本书不含军事上的具体问题,而只讲扭转乾坤的用兵方略,即“乾坤大略”。因本书按类汇辑历代战争战例,以为用兵的借鉴,所以,山西育才馆民国9年(1920)铅印本又题《兵鉴》。

《乾坤大略》十卷,补遗一卷。卷目如下:

卷一:兵起先知所向;

卷二:兵进必有奇道;

卷三: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

卷四: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

卷五: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

卷六:攻取必于要害;

卷七:据守必审形胜;

卷八:立国在有规模;

卷九:兵聚必资屯田;

卷十:克敌在勿欲速;

补遗:佐胜之著,编中未录者,偶记于此。

《乾坤大略》是一部辑评历代用兵得失的兵书。“十卷挨次而进,各有深意”。观其内容,各卷之间互相联贯,自成体系。其体例与他书有所不同,全书之前有“总序”,每卷之前都有“自序”。去掉这些序文,便成为一部纯粹的军事类书。每卷围绕某个主题,辑录了较为丰富的历史上的军战史资料,如卷一《兵起先知所向》就辑录了纪信假扮刘邦诈降诳楚,大胜项羽等二十余条历代用兵故事。“自序”着重是对某个军事问题的评述,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军事思想。下面按照原书的顺序对其军事思想作一简述。

兵起之先,强调要审敌强弱,选准正确的进攻方向,确定正确的战略部署。他认为,战争往往在瞬间决定胜败;优柔寡断,进攻方向不明,注定要失败。明确进攻方向以后,一要“进取”、“疾速”,“兵贵进取,贵疾速。进取则势张,疾速则机得。”二要避实击虚,“敌弱或可直冲其腹;敌强断宜旁剪其支”,“乘势而趋利。”这样,就能使敌惊骇万状,而我则军威大振。

兵进之时,强调奇正之变,主张以奇道取胜。他认为,作战“不得奇道以佐之则不能取胜”,“一阵有一阵之奇道,一国有一国之奇道,天下有天下之奇道。即有时正可为奇,奇亦可为正”,“夫兵进而不识奇道者,愚主也,黯将也。”

重视初战,主张要尽全力争取初战胜利。他认为,初起之兵“不得已而与敌遇,非战无以却之。盖兵即深入,则敌必并力倾国以图蹂荡我,恐我声势之成,此而不猛战疾斗,一为所乘,鱼散鸟惊,无可救矣。诚能出其不意,一战以挫其锐,则敌众丧胆,我军气倍,志定威立,而后可攻取以图敌”。

作战之时,强调出奇设伏。他指出,战争的情况很复杂,古有百战之说(如《孙子》的“百战不殆”,宋代的《百战奇法》等),其实远不止百战。但无论何种战争,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善于出奇设伏。所谓善于出奇设伏,就是能“用众以覆众,因弱而为强”。

乘胜略地,主张用招降之法。一场战争取得胜利,便成“破竹之势”,乘胜略地,扩张战果,无需继续用兵,“不烦兵也”,而以安抚招降为上。但招降之法,必须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对敌造成强大威势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因为,“胜则人慑吾威,而庇吾势,利害迫于前,祸福怵其心,故说易行而从者顺;若在我无可恃之形,而徒以虚言嬲众,是犹梦者之堕井,无怪乎疾呼而人不闻也”。

进攻战,强调要首先攻取要害之地,扫清进退障碍。他认为,“要害之地,我不得此,则进退不能如意,而形相制,势相禁”。敌若凭险反击,“霍然如探喉骨而拔胸块也”,必置我于死地。他并总结历史教训说,“古恒有军既全胜,而一城扼险,制吾首尾,几覆大业者”,进一步强调攻取要害之地的重要性。

防御战,强调要固守住对战争胜负有决定意义的战略目标。他指出:“能取非难,取而能守之为难;汛守非难,守而能得其要之为难。昔项羽委敖仓而不守,弃关中而不居,而卒使汉资之以收天下,此最彰明较著者也。他如陈稀之不知据邯郸而阻漳水,董卓之不知依旧京而守洛阳,自古及今坐此患者,不可胜数,而独南宋君臣守江失策尤为可笑。”

在国防后备建设方面,一是强调立国要有正确的方略和宏大的规模,改革旧制,创立新法,“朝廷之上置中书以总机务,疆场之外,建专阃以总征伐;经理度支,抚驭军民,适宽严之宜,得缓急之序;崇大体,立宏纲,破因循之旧格,布简快之新条,使人人辑志,处处向风”。二是主张屯田,减轻民众负担,解决军队粮饷。他认为“百万之众,无食不可一日支”。如李密以霸王之才徒以用粟不节,卒致米尽人散;而刘邦却以能食敖仓之粟,得以亡楚兴汉。“屯田一著,所谓以人力而补天工也”。

本书在最后一卷,论述了用兵全胜之术,主张在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待机而动;反对死打硬拼,鲁莽从事。他以与虎搏斗作比喻,指出,斗虎“当设网罗,掘陷阱,围绕其出路旁,睨而伺之,久将自困,若奋不顾身,径进而与之斗,鲜不伤人矣”。斗敌与斗虎理同,“故欲克敌者,强其势,厚其力,谨其制,利其器,然后堂堂阵,正正旗,声罪致讨,而施戎索,乃全胜之术也”。

《乾坤大略》初以抄本行世。辰州秦聚奎在为本书写的序中说:他在任职肃水时看到的抄本,往往事不归类,踌驳颇多。他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任职饶川时,王余佑之裔孙王懋亭茂才来饶,携其先人藏书数种,内有此书原本,因重校一遍,始知篇中错杂重复之处,为后人所窜入,而原书本来是融会贯通的。当时筹防吃紧,到处戒严,韬钤攻守之术,尤为救时良剂。于是,他据原本重录一份,与旧本相校,将后人窜入的十三条,删其重复,另记于后,以资参览。这就是所谓的秦校本。本书被收入《畿辅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宝兴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翻刻、山西育才馆于民国九年(1920)翻印。这些不同的版本,或以秦校本为底本,将窜入的十三条附于书后,如山西育才馆铅印本;或以旧抄本为底本,但在后人窜入的内容后面一一注明“秦校原本无此条”,如《畿辅丛书》本即如此。《海国图志》

清魏源撰。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官至高邮知州,和龚自珍同属主张“通经致用”的今文学派。鸦片战争时,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予浙东抗英战役。他是清代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一生著述甚丰,鸦片战争前主要有《书古微》、《诗古微》、《默觚》、《老子本义》等,鸦片战争后主要有《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等。此外,还协助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成《皇朝经世文编》。

《海国图志》是在《四州志》的基础上几经增补编辑而成的。《四州志》是根据英人慕瑞(Murray)著的《地理大全》编译的,文字经过林则徐修饰,主要概述世界各国史地政治情况,全书约八九万字。林则徐被革职后,将此书和有关外国资料交给魏源,嘱其编撰《海国图志》。魏源遂以《四州志》为基础,广泛搜集中外有关著述,增补整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撰成《海国图志》五十卷,共计五十七万字,较《《海国图志》四州志》内容增加了五倍多,另有地图二十三幅,洋炮图式八页。五十卷本刊行后,国内争相传诵。魏源复加增补,扩为六十卷,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重刊于扬州。这次刊行增入西南洋、希腊等四国,五印度沿革总考,欧洲总沿革,北洋普鲁社国、琏国(即丹麦)以及外大西洋墨利亚(美利加)洲,及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中国西洋历法异同表,中国西洋纪年通表等。西洋技艺部分,五十卷本只有附录一卷,六十卷本增为八卷,其内容原来只介绍洋炮,六十卷本增加火轮船、地雷、水雷、望远镜等器艺的制造和使用方法。此后,继续加以补充,并且亲到澳门、香港等地游览采访,终于竭十年之力,编成《海国图志》一百卷,于咸丰二年(1852)刊于高邮。百卷本全书约八十八万字,各种地图七十五幅,西洋船炮器艺等图式七十五页,还增补了地球天文合论、国地总论等九卷,各卷并增添了很多新见资料。地志部分扩充到六十六卷,西洋技艺增为十二卷。百卷本卷目如下:

卷一:筹海篇:议守上、下。

卷二:筹海篇:议战、议款。

卷三:海国沿革各图、地球正背面图、亚细亚洲各图。

卷四:利未亚洲各图、欧罗巴洲各图、亚墨利加洲各图。

卷五:东南洋海岸诸国、越南。

卷六:越南分国沿革。

卷七:暹罗。

卷八:暹罗本国沿革。

卷九:暹罗属国今为英夷新嘉坡沿革。

卷十:缅甸。

卷十一:东南洋海岛诸国、吕宋、吕宋所属岛。

卷十二:荷兰属岛、大岛、英荷布路三夷分属地间等岛。

卷十三:英荷二夷所属葛留巴岛。

卷十四:附葛留巴所属岛。

卷十五:英荷二夷所属亚齐及三佛齐岛。

卷十六:英夷所属新阿兰岛。

卷十七:日本岛。

卷十八:东南洋诸岛形势。

卷十九至卷二十:西南洋各国、五印度总述上下。

卷二十一:中东印度分述。

卷二十二:北南印度分述。

卷二十三:西印度巴社国。

卷二十四:西印度阿丹国。

卷二十五:各国回教总考。

卷二十六:西印度如德亚国。

卷二十七:天主教考。

卷二十八:南土鲁机回国。

卷二十九:五印度沿革总考、附恒河考。

卷三十:中印度沿革、东印度沿革、南印度沿革、西印度沿革、北沿度沿革。

卷三十一:北印度西北邻部附录。

卷三十二:北印度以外疆域考。

卷三十三:利未亚洲总说、东利未加阝厄日多国、未利未加阿迈司尼国。

卷三十四:东利未加分隶他国兼摄者八国、北利未加分隶他国兼摄者四国、南利未加分隶西洋各国兼摄者五国土酋自主者四国。

卷三十五:西利未加二十四国。

卷三十六:中利未加二十五国。

卷三十七:欧罗巴洲总沿革。

卷三十八:布路亚国。

卷三十九:大吕宋国。

卷四十:荷兰及弥尔尼王国。

卷四十一至卷四十二:佛兰西上下。

卷四十三:意大里国。

卷四十四至四十五:耶马尼国上下、附分国二十五部。

卷四十六:欧塞特里阿国、附寒牙里九部、波兰国。

卷四十七:瑞士国。

卷四十八:北土鲁机国。

卷四十九:希腊国。

卷五十:英吉利兰墩国都五十三部、附英吉利斯葛兰岛三十部、英吉利爱伦岛三十部。

卷五十一至卷五十三:英吉利国广述上、中、下。

卷五十四:俄罗斯国东五部、俄罗斯国西八部。

卷五十五:大俄罗斯十八部、小俄罗斯三部、南俄罗斯五部、加俄罗斯四部、俄罗斯南新藩五部、俄罗斯东新藩四部、西悉毕厘阿二部、东悉毕厘阿二部。

卷五十六:俄罗斯沿革。

卷五十七:普鲁社国。

卷五十八:琏国、大尼国、瑞丁国、那威国。

卷五十九至卷六十一:外大西洋亚墨利加洲、弥利坚国总记上、中、下。

卷六十二:弥利坚东路二十部。

卷六十三:弥利坚西路十一部。

卷六十四:北墨利加洲墨西科国、附西南四国西方三国及西北诸蛮。

卷六十五:北墨利加洲内英俄各国属地。

卷六十六:德沙国、危地马拉国。

卷六十七:南墨利加洲智国、金加西腊国。

卷六十八:巴拉大河国、伯西尔国。

卷六十九:智利国、各国兼摄地在南墨利加洲内者。

卷七十:南墨利加诸岛、西海诸岛、南极未开新地附录。

卷七十一:南西洋各国教门表。

卷七十二:中西历法同异表。

卷七十三:中西纪年通表。

卷七十四至卷七十六:国地总论上、中、下。

卷七十七至卷八十:筹海总论一、二、三、四。

卷八十一至卷八十三:夷情备采一、二、三。

卷八十四:仿造战船议。

卷八十五:火轮船图记。

卷八十六:铸炮铁模图记。

卷八十七:仿铸洋炮议、炸弹飞炮说、炮车炮图说。

卷八十八至卷八十九:西洋用炮测量记上、下。

卷九十:西洋炮台记。

卷九十一:西洋自来火铳法。

卷九十二至九十三:攻船水雷图记上、下。

卷九十四:西洋技艺杂述。

卷九十五:西洋远镜作法。

卷九十六至卷一百:地球天文合论一、二、三、四、五。

魏源编《海国图志》参考和·征引的文献资料数量多、范围广,涉及中外古今各类著作。除《四州志》以外,还有历代史志如《汉书》、《隋书》、《元史》、《明史》等;明以来岛志书如《海岛逸志》、《岛夷志略》等;外国人著作如英国人马礼逊《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地理备考》、美国人高理文《美理哥国志略》等;并且还亲自询问英夷俘虏,将了解来的情况,写成文章辑入本书,如《英吉利小记》。百卷本先后共征引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此外还有各种奏折30多种。

《海国图志》既是一部记述世界各国地理、历史和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宗教、文化等情况的外国史地著作,又是一部军事地理著作,是一部海防大全。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是一部“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的愤时之作,介绍史地知识、科学技术只是手段,御侮图强才是目的。其最大特点是具有强烈的反侵略思想,从选材到内容安排,都紧紧围绕这一思想展开。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贯穿全书的最主要思想。魏源从介绍夷情入手,用“师夷”作手段,以“制夷”为目的。他提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魏源通过鸦片战争,比较了敌我双方的优劣,认识到要抵制西方侵略(制夷),必须向西方学习(师夷),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认为,对于以“洋艘洋炮”为“长技”的侵略者,既不要惧怕,也不要轻敌,主张对英国侵略者要“力持鸦片之禁,关其口,夺其气”,把外流的白银,用来“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之用,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

依靠人民群众,反对外国侵略,是《海国图志》的又一重要思想。魏源通过沿海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事实,看到了人民的伟大力量,提出了利用民众的力量打击侵略者的主张。他认为,“调客兵不如练士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挑选土著之利有三:一曰服水土;二曰熟道路;三曰顾身家”。并指出:“广东岸上力作之人与水中渔贩之人,其技勇皆欧罗巴人所不及,若挑练此等人为兵卒可谓一等勇壮之兵。”他还主张裁减水师,以本地人充任,“取诸沿海渔产枭徒者十之八,取诸水师旧营者十之二,尽裁并水师之虚粮冗粮,以为募养精兵之费”。魏源把抵抗侵略的人民群众称为“义民”、“义兵”,予以歌颂赞美;而对那些仇视、害怕和污蔑人民为汉奸的投降派的无耻澜言予以坚决驳斥:“若谓闽粤民兵虽可用,而多通外夷”,那么“何以广东之斩夷酋、捐战船者皆义民?两禽夷舶于台湾、火攻夷船于南澳者亦义民?”并举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具体事例说:“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帅,歼夷兵,以款后开网纵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

《海国图志》还提出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海防思想。魏源之所以提出与明代郑若曾等人完全相反的海防思想,是因为,清朝所面临的敌手和明代倭寇有很大不同,他们船坚炮利,具有海上作战的优势,清军必须扬长避短,方能制服敌人。所以,魏源提出要采取类似游击战的战术,具体战法是:选择有利地形,扼守内河,坚壁清野,选练精兵,备好火攻,埋伏奇兵,诱敌深入,然后依靠“兵炮地雷,水陆埋伏”,狠狠打击侵略者。他认为采取这种战术,就会:“如设阱以待虎,设罾以待鱼”,必制敌于死地。

《海国图志》的内容和思想都很丰富,研究成果也很多,这里仅挂一漏万地介绍了它军事方面的主要思想。该书出版后,对洋务派、改良维新派,以及国内当时及其后史学界对世界史地和西北地理、元史等史学研究,对中国海防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改良维新派的启迪。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它在国外也引起了重大反响。英国人威妥玛曾将其日本部分译成英文,刊于《中国丛报》第19册,向西方介绍;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也对该书作了选译,供西方研究者参考。它在国外的影响,最大的是日本,他们几经辗转翻刻,传播甚为广泛。中外学者对该书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清张之洞说:“《海国图志》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日本盐谷世弘称赞《海国图志》是“名为地志,其实武备大典”。

当然,《海国图志》也有其局限性。在编撰方面,除《筹海篇》和各部分的叙文和按语,以及《元代北方疆域考》等文字为他精心撰述外,大多是辑录他人著作汇编而成。而且汇编时其中原有的欠缺与错误,也没有作较多的纠正。在思想方面,他主张利用民力反对外国侵略,却又想借此转移斗争目标,企图使“沿海销无数之械斗。中原收无数之枭匪”,并称之为“以毒攻毒”。他主张“师夷”,但只限于学习造船制炮和养兵练兵之法;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虽沾沾称许,但却没有改革封建统治制度的意向。尽管如此,《海国图志》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

《海国图志》出版后,进行了多次翻刻,有道光甲辰年(1844)古微堂聚珍版五十卷本、道光己酉年(1849)古微堂重刊六十卷本、咸丰二年(1852)高邮刊百卷本(以下均为百卷本)、同治六年(1867)陈善圻重刊于郴州本、光绪二年(1879)魏光焘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光绪六年(1880)邵阳急当务斋新镌本等十余种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