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武议第八》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战国初期，魏国的将军吴起在一次作战前，有人递给他一把剑来防身。吴起不接剑，说道：
“将领的责任便是挥旗击鼓指挥作战。面临危险时决疑断难，果断指挥作战，这是将军要做的。执剑在手，冲锋杀敌，并不是将军要做的事。”
旗鼓代表着命令，因此它的权威是不容怀疑、不容挑战的。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由于作战主要依靠密集队形，通过发挥军队整体的威力来获取胜利。因此利用旗鼓来达到军队行动统一便显得尤为重要。对旗鼓权威地位的挑战，是任何一支军队都不能容忍的。
有一次，吴起率军与秦国交战。作战命令尚未下达，有一个人便奋勇杀人敌人阵中，斩了两个敌军士卒的首级后返回本阵。吴起马上下令将这个违反军令、擅自行动的士卒斩首示众。当时，有部下劝阻说：“这是一个作战勇敢的有才能的人，不能斩啊！”吴起说：“他确实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却没有听从我的指挥命令。”最终还是把这人斩首了。
对于旗鼓的权威性，吴起曾有如下的论述：“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于声，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严。三者不立，虽有其国，必败于敌。故曰：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对此，戚继光在其《纪效新书·耳目篇第二》中说的更加明确：
“你们的耳只听金鼓，眼只看旗帜，夜看高招双灯。如某色旗帜点动，便是某营兵收拾听候号令。行营出战，不许听人口说的言语擅起擅动。若旗帜金鼓不动，就是主将口说要如何，也不许依从；就是天神来口说要如何，也不许依从。只是一味看旗鼓号令，兵看各营把总的，把总看中军的。
如擂鼓该进，就是前面有水有火，若擂鼓不止，便往水里火里，也要前去。如鸣金该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银山，若金鸣不止，也要依令退回。
若是这等大家共作一个眼，共作一个耳，共作一个心，有何贼不杀，何功不可立！”
那么，将帅是如何使用旌旗金鼓来实施指挥的呢？吴子所说的“凡战之法，昼以旌旗幡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只是就最基本的情况而言，实际作战所要传达的命令，显然要复杂得多，这就需要有很多的细则，才能将复杂的命令通过旗鼓准确地传达给全军将士。
应该指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将领，其旌旗金鼓所表示的命令也有相应的变化。在这里我们只能介绍一下普遍的情况，至于具体的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相关的资料，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就视觉信号而言，旗帜和灯火本身便具有不同的颜色的形状，再加上挥动的手法各种各样，由此便构成了复杂的命令系统。现在我们以五军阵为例加以说明。
在中国古代的编制中，一般以五五制为单位结构，部分也出现三五制的结构。其中，每一级单位，都有自己相应颜色的旗帜为标识。一般而言，红、黑、蓝、黄、白分别代表前、后、左、中、右。下一级单位，则以不同的镶边来区分。在中军大旗的周围，设有与各部相应的五色旗帜。主将若传令于某支军队，便树起与这支军队相应颜色的旗帜，受令部队见到旗号后，也树立本部旗帜，称作“应旗”，本部全体官兵应立即做好准备，等待命令。以此类推，将令便一级一级地传递下去。如果要向全军下达命令，则五色旗全部树起，各部均要“应旗”，进入待命状态。
指挥旗帜有树、点、磨、偃多种手法。树，正如前面所言，是要求相应的部队进行待命状态，听候命令；点，是指旗帜向某一方向摇动，要求相应的部队向该方向前进或攻击；磨，指旗帜作旋转状挥舞，要求相应的部队改变方向，转身行动；偃，即放倒旗帜，要求相应的部队进入隐蔽状态。
部队前进时，前哨配备高招（一种旗杆很高的旗）一副，五色小旗一副，用以向中军传递情报并接受命令。如遇见树林则举蓝旗，水泽举黑旗，发现敌人兵马举白旗，高山险阻举黄旗，烟火举红旗。如果前进无阻，便以高招旗报告道路情况，其含义是：举一面旗时，表示道路狭窄，只能单列行军。举二面、三面、四面，分别表示道路情况可供二列、三列、四列行军。若五面旗皆举，则表示道路宽阔，全军可以自由行军。发现敌人时，还要具体报告敌情，其方法是采取磨旗的办法，敌众则磨蓝旗，敌少则磨白旗，敌急则磨红旗，敌缓则磨黄旗，已无路可行非接战不可则磨黑旗。磨旗的方向，表示敌人所来的方向。中军接着汇报后，根据情况定下决心，然后发出应敌的命令。
夜间用灯，与旌旗的情况相类似，只不过由于其形制和手法的限制，传递的信号相对要简单一些。
旗的指挥功能到今天依然没有完全丧失。在炮兵部队，由于炮声轰鸣，无法听清口令，所以仍然用旗来进行指挥。海军舰队中，以旗语来传递信息、实施指挥也是很常用的手段。旗之作为通信指挥工具，可谓源远而流长。
与旗帜相似，击鼓也有许多变化。《司马法·严位》将战鼓分为七种，即“鼓旌旗、鼓车、鼓马、鼓徒、鼓兵、鼓首、鼓脚”。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只是这七种鼓的作用分别是：指挥旌旗开合，指挥兵车、骑兵、步兵前进，指挥兵器使用，指挥队形和军队的起坐（当时的战术动作之一）行动，至于具体的鼓点如何分别，已经不得而知了。一般而言，擂鼓表示前进，鼓声急便要急速进军，鼓声缓则速度放慢，如鼓声不止便是要展开攻击。
《吴子兵法·治兵》：“一鼓整兵，二鼓习陈（同阵），三鼓趋食，四鼓严办，五鼓就行。”这显示是指平时的训练而言的。及至战阵指挥，情况自然要复杂得多。遗憾的是，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已经难道其详了。
鼓的指挥功能在先秦以后有所退化，除了击鼓进军外，已难看到更多的变化。当时只作为停止或撤军信号的金类听觉器物，变化则越来越复杂，成为主要的指挥手段之一。
我们通常所说的“鸣金而退”，只是金作为指挥信号最常见的一种。一般情况是，鸣金一声，停止行动；鸣二声，各自退回原处，鸣三声，转身向反方向前进。
此外，金类器物根据吹奏时音节的长短、发声次数的不同等，再与号角、号炮等相配合，可以形成相当复杂的命令系统。
在此，我们以明代戚家军为例加以说明。
凡吹唢呐，是集合各营将到中军议事，商量军务；
凡吹喇叭，第一次要是通知火兵做饭，其他人员收拾武器行装，第二次开饭，第三次出发；凡吹“天鹅声”（即喇叭吹出长声），是要士卒齐声呐喊；
凡吹“摆队伍声”（原文如此，具体如何吹奏不明），所有车、步、骑兵一齐停止，原地展开队形，列阵准备迎敌；
凡吹长声喇叭，同时放铳（这里指用作号炮的火铳）一次，磨旗，表示军队要改变行进的方向，各部队看磨旗所示的方位，调整前进的方向；
凡吹哱罗，是要休息中的士卒起身，再吹一次，则骑兵上马，车兵附车，步兵操起武器站立整齐；
凡列队以后吹喇叭，是要部队稍事休息，再吹时，车、步、骑兵要一字列开阵形，准备作战；
凡打锣，是要骑兵下马，车兵下车，再打时，是要全体将士就地休息；
下营后竖黄旗，擂鼓，是要士卒出营汲水、砍柴、放马；
凡打钹，是要士卒归队，再打时，是要小队变大队。
由此可见，金类听觉指挥系统在军队指挥中确实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一指挥手段，一直到现代军队中依然保留着，最常用的便是大家都熟知的军号。红军建立后，曾创造了一套与国民党军截然不同的司号命令系统，使得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军对国民党军的军号所表达的含义了如指掌，而国民党军对我军的军号则一无所知，这对于我军取得“反围剿”作战和红军长征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号炮分多种类型，比较复杂，戚继光作了如下介绍：
“升帐炮三举即鸣金，大吹打。
升旗炮一举即擂鼓，鸣锣，升旗。
肃静炮入场发放后，三举要肃静，听下营。
呐喊炮每一举，喇叭吹天鹅一声，呐喊一声。常时三举止，临阵不拘，金呜乃止。
开营炮一举即听，点鼓便开营行。
分合炮一路一举；欲分几路，为几举，无定数。举毕看旗帜，依数分之。合营同。
闭营炮三举即大吹打，闭营门。
定更炮遇夜，擂鼓毕，一举，喇叭吹天鹅声。
变令炮凡正行之间，欲别更号令，隔远恐失视，故先举炮。闻炮，前令即止。专心倾耳，听新起何令，照行。”
由此可以看出，利用这套复杂的旌旗金鼓系统，将领确实可以将命令及时、准确地下达给部队执行。戚继光曾说过：“古今名将用兵，未有无节制号令，不用金鼓旗幡而浪战百胜者。”
正是依靠旗鼓的指挥，历代将帅才能保证军队的行动统一，进而获得作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