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鼓用之于指挥，传达将帅的指挥命令，这只是其传递的主要信息，而不是全部信息。聪明的将领透过旗鼓还可以得到许多不为人注意的情报，并以此作为决策的依据。让我们从曹刿论战谈起吧！
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春，齐国出兵伐鲁。鲁国谋士曹刿请求随军出战，得到了鲁庄公的同意。两军战于长勺（今山东曲阜北，一说莱芜东北）。
双方列阵完毕，鲁庄公便急于下令击鼓进攻，被曹刿劝止。齐军自恃实力强大，急于求胜，于是擂鼓发起进攻。鲁庄公接受曹刿的建议，严密防御，以逸待劳。齐军连续三次擂鼓出击，均未冲破鲁军的防线，反而受到不小的损失，士气因此衰落。
曹刿见时机成熟，建议鲁庄公击鼓反击。鲁军一鼓作气，迅猛地冲向敌人，很快冲垮了齐军的阵势。
鲁庄公见齐军败退，急欲下令击鼓追击，又被曹刿劝阻。曹刿下车仔细观看了齐军留下的车辙，又站在战车的横杆上眺望齐军退走的情形，然后才同意追击。
结果，鲁军重创齐军，取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
战后，当鲁庄公询问如此指挥为什么能取得这次作战的胜利时，曹刿回答说：“用兵打仗所凭借的是勇气。第一次击鼓冲锋时，士气最为旺盛；第二次击鼓冲锋时，士气便开始衰退了；第三次击鼓冲锋时，士气便完全消失了。齐军三通鼓后，士气业已丧失，而我军一鼓作气，正值士气旺盛之时，自然能够一举击败齐军。”成语一鼓作气便出自于这一典故。
接着，曹刿又分析了不立即追击的原因，说道：齐国毕竟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不可等闲视之，而要谨防其佯败设伏。后来，我看到他们退走时的车辙印很紊乱，望见他们旗帜东倒西歪，才大胆建议实施追击。
透过金鼓旌旗，曹刿得到的信息可谓多矣！正是凭借这些信息，他才能正确进行决断，并最终赢得了作战的胜利。
正因为金鼓旌旗透露出如此多的信息，一些高明的将领便利用这一特点制造假情况以惑敌。《百战奇法·疑战》中说：“凡与敌对垒，我欲袭敌，须丛草杂木，多张旗帜，以为人屯，使敌备东而击其西，则必胜。或我欲退，伪为虚阵，设留而退，敌必不敢追我。”
公元前555年，晋、齐在平阴（今山东平阴东北）交战。当时晋军在山林险阻之处遍设旗帜，虚张声势。齐灵公登上巫山（一名孝堂山，在今山东肥城西北）侦察敌情，见满山遍野旗幡招展，尘土飞扬，不禁大惊失色。他误以为晋军人多势众，于是不战而率军逃走了。
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突厥始毕可汗乘隋炀帝杨广出巡北塞之际，突然率数十万骑兵来袭，尽占雁门郡四十一城中的三十九座，只有雁门、崞县两城尚在隋军控制之中。隋炀帝被困于雁门，遂一面命人布防，一面下令停止对高丽的征伐，回兵救援，同时征召各地的军队前来救驾。
当时年仅17岁的李世民也随云定兴前来救驾解围。考虑到突厥兵力强盛又攻城甚急，而隋朝援军多数尚在途中，李世民建议“多赍旗鼓为疑兵”，以迷惑敌人。突厥见旌旗遍野，金鼓齐鸣，以为“援兵大至”，又得到北边告急的消息，于是引兵退去。雁门之围遂解。隋军追至马邑（今山西朔县），俘二千余人而还。
在这里，旗鼓被用作一种“示形”的手段，目的在于使敌人难以断定我的虚实情况，从而诱使其作出错误的决策。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与其他的“示形”手段并没有什么不同。广布旗帜，多用金鼓，是方了示敌以众，使之不敢轻易与我交战，这便是“虚而示之以实”；而偃旗息鼓，则是示之以寡，引诱敌人前来以达到与之决战的目的，这便是“实而示之以虚”。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兵法原则只有灵活运用方能成为制胜之道，“示形”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在特定的情况下，“或虚而虚之，使敌转疑以我为实；或实而实之，使敌转疑以我为虚。”这便全在于将帅的灵活运用了。
旗鼓作为示形手段，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空城却敌到悬羊击鼓，都不是凭空臆造，而是来源于战争生活再加上作者的合理想象而成的。对此，我们就不多作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