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先民缔造早期农业文明，他们所拥有的只是极其简陋的木石工具和不屈不挠的意志。我国早期农业文明大体是利用自然的结果，而非征服自然，先民选择最有利的环境定居，故其村落遗址多在傍邻小河的台地、丘陵上，并不在大河附近。
该地理特点在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已非常显著。河南密县莪沟北岗发现典型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坐落在双洎河支流绥水与洧水汇合的三角地带，处于群山环抱之中，南距嵩山山脉不过10余里，周围有大片土地可供农耕。大体上临小河，环山丘，附近又有平坦的地面应是早期农业诞生的摇篮，因为人们取水方便，容易耕垦，又可渔猎采集以补农业生产之不足。我国早期的文明是在这种天人相当和谐的环境里蕴育成长的。考古家探研关中仰韶文化遗址，归纳出三种不同的地理类型：
一是河流两岸的土丘，渭水以南的支流较多。
二是发育较好的马兰阶地，多在渭北黄土原地，高出河床三五十公尺。
三是在距河床较远的泉水附近，泾水沿岸较为典型。
基本特征不外小河、土丘和平坦土地三点。
不仅关中仰韶文化如此，举凡华北新石器时代遗址，西起兰州，东至辽东、青岛多不例外。像山西西南地区的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址常位于河旁第一二台地上，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驰名中外，是在土丘上的。而最早发现龙山文化的城子崖濒临武原河，也是河边台地之一，高出平地3~5公尺，远望宛如城垣，故乡人称为“城子崖”。山东邹县野店大汶口文化遗址，南靠龙河，东南近峄山，是傍山近水的台地。这种例证不一而足。
江汉淮水流域的地理景观虽与黄河流域不同，但史前遗址所在的位置则无大异，也多在近水的台地和丘冈上。考古家发现的“湖熟文化”遗址相对高度6~7公尺，绝对高度海拔10~20公尺，称为“台形遗址”。它们多沿河流或湖沼岸旁，聚靠山岗，成群散布。其地理环境也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北临大江，南靠土岗，遗址一面倚近土岗，其余三面是水田。
第二种，两面大山，中间是河流贯穿的山冲，遗址分布在河流两岸接近大山余脉的土岗处，周围多水田、平地或池塘。
第三种，山岗环绕的低洼小盆地，遗址离山岗不远，四周有圩田、小溪或池塘。湖熟文化的年代虽然偏晚，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周初，但其遗址环境的特点是整个新石器时代江、汉、淮水流域的通相。比湖熟文化还早的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夹在两条小河流间的三角地带上，东西北三面是小丘，或聚或散，海拔40~50公尺，西南地势较平坦。长江以南至杭州湾的良渚文化，以吴与钱山漾为例，遗址四周许多小山环绕；丘城遗址则位于两个相连的小山上，紧临太湖。淮南青莲岗正冲着洪汛区，遗址在一条岗脉上。至于江南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河姆渡文化，上述的地理特征已经很显明了。河姆渡遗址位于杭州湾南岸、四明山和慈溪南部山地之间的一条狭长河谷山原上，西、南两面濒临姚江，过江是四明山麓，东、北两面一片平原，地质钻探，这片平原的耕土层以下有厚度不一的泥灰层，是湖泊沼泽水退淤积造成的。穿过平原则为慈溪南部山地。这些迹象表明，当时河姆渡周围的地形应是平原、湖沼和丘陵山地的交接地带。
总之，气候虽殊，地理虽异，古代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农庄聚落都有一个共同现象，即在近水的高地：水，或支流或湖泊，地，或台地或丘陵。我们的祖先在这种环境过日子，故称为“丘民”，孟子乃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墨子也说：“古之民就陵阜而居。”春秋时代依然有很多地方名为某丘，或某阜的。还有一种大丘，古书称为“虚”，譬如鲁是少昊之虚，卫是颛顼之虚，陈是太昊之虚，邻是祝融之虚，齐是爽鸠氏之虚，皆三代以前大部族所居的丘陵。古人山居，文献传说和考古发掘是可以通释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