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1700年11月30日北京的耶稣会士从康熙皇帝那里得到的关于礼仪含义的批示令罗马教廷大为光火，加速了教廷审议礼仪问题并做出最终结论的进程，甚至向中国派遣宗座特使之举也很可能与此插曲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耶稣会士请求康熙皇帝介入礼仪之争的举动在北京方面也引起不小的风波，铎罗来访时，皇帝对之充满戒心却并不轻易打发他走的姿态，故意让阎当钻圈套的行为，铎罗一离京就发布领票令的举动，都似乎表明康熙对于这次接触早有准备。那么，为什么中西方最高权力当局对于对方介入礼仪问题都如此敏感和严肃呢？原因正在于，礼仪不单纯是文化的象征，还具有社会控制职能，它因为是社会规范体系的一部分而含有权力意义。这层含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格外明显，在欧洲的教权体制下也份量十足。
中国的“礼”是一整套系统化的行为规范，是儒家为达到其治世理想而采用的一种控制手段。儒家认为家族中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差别和社会中贵贱上下的分别就构成整个社会秩序，“礼”便是维持这些社会差异的工具，也是维持由这些差异所确立之社会秩序的工具，它通过为贵贱、尊卑、长幼设立特殊的行为规范来保持差异。然而礼治并不能仅凭伦理和道德原则实现，在教化的同时，它还要凭借社会制裁的力量来维持。“礼”受到政治权力的认可与支持，也使它自身可以承担“法”的职能。礼仪在中国古代被纳入政体结构和教化程式，具有集政治性、道德性、宗法性、民族性于一身的特点，渗透社会生活并驾驭社会生活，它实际上社会权力和社会政治秩序的一种体现。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正是因为体认到中国祭祀礼仪的上述社会与政治功能，才明智地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因为反对这类礼仪势必会被中国民众和中国政府认为是反对中国的政权与统治基础，势必会使外国传教士的思想困惑上升为对他们的政治迫害。因此，当康熙皇帝发现外国人在争论和指责中国祭祀礼仪时，他所感觉到的是有人在干涉大清王朝的社会秩序，而当这些外国人的领袖“教化王”发布反对礼仪的命令的，无疑这位“教化王”在扮演一个与他争夺统治权、一个鼓动中国人反对皇帝的角色。
礼仪在天主教社会里也同样具有社会规范的含义，无论在哪个社会，以外在的行为规范为审查依据比以内敛的思想状态为审查依据，在操作层面都更为便宜，而制定和维持一种礼仪的集团都是社会权力的既得利益者。教权强大的时期，违反天主教礼仪规定就可能被判为异端或不信神论，身为异端所遭致的不仅是社会的敌视，还有经济制裁、政治迫害、人身威胁、剥夺生命等各种惩罚。教皇被康熙批示惹恼时的直接反应是，他认为耶稣会士竟然在神学问题上求助于异教徒的世俗君主。产生这种情绪的思想依据正在于，天主教会一向自视为给神学问题和世俗问题划分边界的唯一权威，而它划分这个边界的同时也就是在确定自己的权力边界。在宗教法庭是欧洲最高审判机构的年代里，把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贯以神学名义搬上宗教法庭正是教会社会控制权力的一种体现。在礼仪之争发生的时代，天主教会的社会控制权力正因王权的侵蚀而趋于收缩，在此情形下，强调神学问题的边界、判定问题的神学性质，就更不止是思想问题了，显然还包含着通过合法合理的形式争夺对社会事务控制权的意图。康熙的介入显然是对教皇权威的巨大挑战。
由于礼仪与社会控制权有如此密切的关系，礼仪之争只能在两种情况下真正得到解决，一种是祭祀礼仪与社会控制权之间的纽带松弛，因为自动退出权力舞台而不会再引起实质性冲突，但这直到20世纪才实现。1939年教廷发布决议接受中国祭祀礼仪，但这时天主教会已不握有对任何社会的控制权，同时祭祀礼仪在中国也已失去法律效力而仅保持为部分人的习惯，在此情形下禁止抑或容忍礼仪都只是关乎少数人的事情，不会在整个社会引起骚动。另一种情况则是，当中欧两个权力系统就社会控制权力做出一些让渡时，礼仪问题可以不升级为社会冲突，然而在18世纪不可能有这样的对话基础。因此，礼仪之争在18世纪无法在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停止，只能采用生硬的中止方式——中国方面禁止传教并加深对外国人的猜忌，罗马则毫不顾及天主徒的感情与安危而凭一纸文书从形式上禁断礼仪之争。
这样做虽终止了礼仪之争，却无法解决由礼仪认识分歧所引起的社会矛盾，中国方面实际上无法禁止传教士秘密活动，教廷的代理人们则不得不应对中国民众因礼仪问题与他们频起冲突。天主徒因为弃绝中国礼仪而在生活中遇到来自周围环境的种种压力甚至麻烦，因此18世纪后期的传教士仍被迫一再就叩头、扫墓、牌位、家族祭祀、集资建庙等问题向传信部寻求指示。这可以说是礼仪之争的又一种表现形式，是发生在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而且是下层百姓中的冲突，是天主教信仰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冲突，而这一切在19世纪频繁以教案的尖锐形式爆发出来。这种冲突决不是任何罗马神学家的理论分析所能预防或平息的，甚至于在西方各国能够以强力干涉中国的时代，基督宗教势力也无法凭权力消弭这样的冲突。毕竟，礼仪之争发展到以权力冲突为主导的地步后，当初由利玛窦倡导并为中国士人接受、可能带来积极成果的立足平等和开放基础上的文化对话便难以为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