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铎罗出使期间康熙对各类外国人表现出不同的姿态，而总体上相当宽容。遣使举动更表现出他还有以谈判解决问题的乐观希望，也表现出他认为自己的权威定会触动地球另一端那个最高权威的自信估计。然而1715年至1720年上半年，康熙对天主教及传教士的态度开始恶化，因为北京主教伊大仁两度派遣代理康和之（Carlo Orazi de Castorano）赴北京公布反对中国礼仪的教廷决议，先于1715年1月9日公布1704年和1710年的两道圣职部部谕，继而又于1716年11月5日或6日公布1715年宗座宪章。康熙皇帝的直接反应是在1716年11月7日立即逮捕康和之，令他如此着恼的不仅是教廷决议的内容，还有康和之竟然在不告知中国政府的情况下私自向北京传教士颁布这些决议，这分明是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从康熙接下来针对传教士下的一些指令看，他不愿相信已公布的教廷决议，但对在京传教士却也急躁起来。他对教廷的耐心和信心在这个阶段都开始禁受考验，然而就如许多已看到黯淡前景的人那样，仍会找理由安慰自己并尝试最后的努力。
康熙抵消教廷决议颁发后所产生影响的做法一是直接处置康和之，视之为造谣小人，二是强调只有等他的使臣带来教皇的回复才能决断是非，此外的消息都是传言。对待康和之，康熙显得有些气急败坏。他提出释放康和之的条件是，把所发布的文件带回给伊大仁并再也不在任何地方发布其内容。然而康熙似乎不曾想过，康和之本人没有权力这样做，他必须要遵守教廷决议和上级命令。康和之因为不能满足康熙的条件而被继续拘押，后来又被遣送广州，皇帝还勒令他收回所有的教廷决议副本送还教皇，这更显得是在欺负小角色，有失国君气度。寄望于使臣复命在康熙五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1716年11月12日）和五十六年（1717）给在京传教士的谕旨中有清晰表达，前一道称：“今览教化王处来告示，必定是假的。朕差往罗玛府去的艾若瑟回时，朕方信，信而后定夺。”后一道称：“毕竟我等差去人回时，事情都明白之后，方可信得。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无真凭据，虽有甚么书信，总信不得。”五十六年秋（1717年晚于10月20日某时）还向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传旨，要求查明头一年康和之带来的禁约告示是否真是出自教化王，因为这告示理当可疑。此外，他在五十四年（1715）就曾向传教士强调，艾若瑟（即艾逊爵）带往罗马的旨意是皇帝的真实意思，意在让传教士们不要动摇，并继续向教廷传达这层意思，随后他特命德里格和马国贤致书教皇说明这一点。可以看到，康熙在这两年里频繁就禁约告示一事下旨，显然对此事颇为紧张。
除了努力破除谣言，康熙也尝试一些积极措施。比如康熙五十四年让德里格和马国贤给教皇写信重申康熙对中国礼仪的解释，并请教皇信任艾逊爵。又如在康熙五十六年先请俄罗斯使臣带信给教皇，后又向欧洲寄发被称为“红票”的文件，以中文和西文同时写明皇帝的意思，盖广东巡抚官印，书不封缄，只要有西洋人来广州就交与带往欧洲。俄国人带信和发放“红票”的下文如何，史无明文，但德里格和马国贤寄给教皇的书信似乎出了纰漏，成为康熙皇帝向传教士发脾气的导火索。
康熙要求二人写的书信是按照皇帝的意思阐释祖先牌位的含义和“敬天”究竟敬的是什么。但康熙在五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1716年11月12日）召集在京传教士，当着众人的面诘问德里格，为什么写去一封违背皇帝旨意的信？德里格赌咒发誓，他的确是遵照皇帝的意思写信，但因为他中文不好，可能翻译时不够准确，可是他绝非有心忤逆皇上。关于康熙如何知道德里格写了有违他旨意的信，尚不知晓，不过显然他找到了康和之公布禁约一事的替罪羊。一方面使臣没有回音，另一方面传教士又各凭己意私自寄信，康熙完全有理由断定是这类信件加上之前阎当、铎罗的话语扰乱了教皇视听。眼下德里格落下把柄，康熙正好有了发怒的理由，他以十足的威胁口吻告诫德里格以及在场的所有传教士，如果有人要违背圣意，后果十分严重，哪怕只是一个人引起的事端，也可能要所有外国传教士承担最坏结果：“论中国的规矩，若不随利玛窦规矩，并利玛窦以后二百年的教传布的中国，连西洋人也留不得。朕数次与尔说多罗、颜珰的坏处，尔为何不将朕的旨意带信与教化王去，倒将相反的信写与教化王？尔这等写，就是你的大罪。若朕依中国的律例，其可轻饶！尔坏尔教，害了众西洋人，不但现在，并从前的西洋人都被尔所害，这就不是天主的意思。天主常引人行好，朕尝闻西洋人说魔鬼引人行不善，由不得他矣。”不过，口气虽然严厉，康熙还只是威胁，他仍然表现出一定的宽容，因为他此番饶恕了德里格，坚持等待他的使臣归来后再对整个事情做出决断。
但经历过康和之事件和德里格事件后，康熙毕竟心生疑忌，无法再保持前一个阶段那样的从容和宽厚，他命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调查康和之所颁禁约真伪，也调查德里格和马国贤是否果系教皇所差。由康熙这些举动可以看到，他怀疑禁约与德、马二人身份真伪的理由只是禁约内容与二人行止有违他的意思，所以他不是要调查真伪，而是站在皇帝的立场上判定某些人是否顺民。他至此仍希望教皇通情达理，只要看到皇帝的旨意就一定会理解并接受，而这完全是既不理解天主教又坚持本位主义前提下的自大与臆想，同教皇想当然地以为中国皇帝定会接受教廷决议的心态如出一辙。此后，康熙对传教士日益没有耐心，五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1719年12月3日）面谕耶稣会士新任副省会长利国安时，直指来中国的西洋人优劣不等，如果还有人乱寄违背圣意的书信，即以之为乱法之人，无用之人。除会技艺还有点用的，其余一概逐回各国。还要求从此以后由皇帝担任西洋来信的第一信检员，任何消息不得隐瞒。由此可见，康熙已经打算用信件控制和会不会技艺这样简单而又专横的方法替代面谈之后领票发誓这样繁琐但较温和的方法来确定，哪些外国人有资格做中国人，这是他的态度趋于严厉和保守的又一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