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并非文字狱的始作俑者，也并非大清王朝第一个实行文字狱的皇帝，但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在他短短的13年执政生涯中，竟然查办了14起文字狱，文网之密、文祸之重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一个皇帝。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于年羹尧。年羹尧居功自傲时，雍正已经对他动了杀机，慢慢找机会治其罪。雍正三年出现了一次“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奇观，群臣以之为祥瑞上奏祝贺，年羹尧在上奏的时候，不但字迹潦草，而且将成语“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便被雍正认为藐视圣上。群臣明晓雍正的意思，也都群起而攻之，弹劾年羹尧92条大罪。不久年羹尧被革职乃至自裁，其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
年羹尧死后第七天，他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被斩首示众。汪景祺在跟随年羹尧期间，曾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并将之献给年羹尧。年羹尧被抄家时，这本《读书堂西征随笔》被收缴到宫中。
《读书堂西征随笔》是汪景祺随年羹尧的西征游记，多记时事见闻，偶及古史。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自邢州取道晋阳河东，入潼关，至雍州，凡路之所经，身之所遇，心之所记，口之所谈，咸笔之于书。其有不可存者，悉毁弃之。名之曰西征随笔。意见偏颇，则性之所近而然也，议论悖戾，则心之所激而成也。知我罪我，听之而已。”大意是说，自己知道这本书有些内容不太妥当，自己可能会遭罪，自己也不打算让更多人知道这本书。
《读书堂西征随笔》中有一篇专门赞颂年羹尧功绩的文章——《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年公书》，说年羹尧“台阁之文章，斗山之品望”，“守清廉中正之操，处脂膏而不染；端正心诚意之学，居暗室而无欺。上侍庭帏，孝敬根于天性；下训子姓，慈严合于义方”，乃“宇宙之第一伟人”，极尽阿谀奉承之词。
最糟糕的是，其中的《诙谐之语》篇中，甚至说“皇帝挥毫不值钱”！这样大逆不道的文章，雍正自然不会放过他。他先是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但又不能明显表现出泄私愤的样子，于是以“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为由，将汪景祺枭首示众，并令：十年内不得取掉汪景祺头骨。汪景祺的妻子儿女，被发配到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被流放到宁古塔，远亲凡为官者，全部革职，交由地方官管束。由于牵连的人很多，民间甚至传出雍正帝要“屠城”的谣言，汪景祺的老家平湖县，百姓纷纷外逃。
早在雍正二年时，年羹尧进京觐见，他的乡试同年钱名世赠诗曰：“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满口阿谀奉承之词。年羹尧自裁后，雍正帝以“曲尽谄媚，颂扬奸恶”为由，将钱名世革职逐回原籍，虽没有杀他，却御书“名教罪人”四个大字，令钱名世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不但钱名世没脸见人，他的子子孙孙永远都要顶着这块匾额出入。不仅如此，雍正还令当地地方官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到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一旦发现钱家没有悬挂，就治钱家人罪。即使如此，雍正还不解恨，他命自大学士、九卿以下的京官都作诗讽刺钱名世，获得三百八十五人奉诏诗，雍正一一看过之后，命人做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全国发行，让天下的读书人都知道钱名世的丑恶。谁讽刺钱名世，谁就能得到雍正的夸奖，谁批评这些诗，就遭到重罚。如詹事陈万策诗曰：“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因造句新巧而被雍正赞赏；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雍正流放到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追随隆科多的人同样要倒霉。如内阁学士查嗣庭。在处置年羹尧的时候，当年引荐年羹尧的蔡珽被牵连其中，而查嗣庭又是经隆科多赏识、经蔡珽荐举的。雍正一心想拔除年羹尧、隆科多的势力，查嗣庭在皇帝眼里便成了他们的同伙。
雍正四年（1726），查嗣庭出任江西乡试主考官，共出了四道考题：第一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第二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第三题：其旨远其辞文；第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这四道题中，先有“正”，后有“止”字，与汪景祺的《历代年号论》“一止之象”说法相似，被人弹劾。雍正以主考官出的题目“讽刺时事，心怀怨望”为由，将查嗣庭抄家，又从查嗣庭中查出“语多悖逆”的日记（查嗣庭日常对现实政治、满汉关系等问题等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偶尔也会发泄一些对朝廷的不满情绪），遂将查嗣庭逮捕。次月，雍正在查嗣庭的家乡浙江特设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读书人，整顿士风。
第二年五月，查嗣庭被折磨死在狱中，雍正仍然下旨戮尸枭示，并令查家男子十六岁以上判斩刑，十五岁以下流放。因为汪景祺和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又下令停止浙江乡试、会试三年，直到两年后，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又过了两年，才撤掉浙江的观风整俗使。
同年，又发生了谢济世案、陆生楠案。
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年，直隶总督李绂上任，他在取道河南时，受到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循例迎送。田文镜是雍正的宠臣，总能严格执行雍正的指令。李绂科甲出身，在河南期间，曾指责田文镜故意蹂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就密奏参劾李绂，说他袒护科举同年的黄振国，言下之意，二者有私结朋党的嫌疑。不久之后，李绂入京觐见，又在雍正面前说田文镜贪虐的事，顺便帮黄振国等人申诉了一下冤情。时刻关注朝臣政治思想的雍正立刻就嗅到了苗头，当即怀疑李绂与黄振国等人私结朋党。
同年冬天，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弹劾田文镜十罪，同时为黄振国鸣冤。雍正退还谢济世的奏疏，谢济世坚持要上疏，雍正一怒之下将谢济世革职逮捕，经由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后，拟定斩首。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弹劾的内容一致，都是为黄振国鸣冤，而黄振国又是蔡珽所推荐，蔡珽又与李绂私交不错，这就坐实了田文镜的密奏：这几个人在搞朋党。
最后，雍正减免了谢济世的死刑，改发配新疆；将蔡珽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后又革职。
这事还没完，吴县知县陆生楠也牵涉进来了。陆生楠本是举人出身，以军功获官，被引荐给雍正时，因“举动乖张”，雍正想可能有才，就将他留在京，改除工部主事。陆生楠第二次见雍正时，雍正越发感到他为人傲慢，而且他的奏折中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字样，雍正以为这是在讽刺自己。因陆生楠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且李绂原来也曾做过广西巡抚，于是怀疑陆生楠“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也将他革职，发配到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服役期间，写成《通鉴论》十七篇。雍正七年（1729）五月，《通鉴论》被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弹劾，说其中有“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诽议时政”。雍正遂召开内阁会议，不但逐条批驳《通鉴论》的措辞，还说陆生楠“罪大恶极，情无可逭”，当就地正法。同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王锡保在弹劾陆生楠的时候，顺便也弹劾了谢济世，说他所写的《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雍正看后，认为谢济世不但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遂命朝臣议谢济世该当何罪。群臣知道雍正心意，都说他应该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准奏了。结局却出人意料：雍正又给王锡保一道密谕，将陆生楠、谢济世同绑赴刑场，但最终却宣布谢济世免死。
至此，围绕着官场争斗以及借机打击年羹尧、隆科多而兴的文字狱，就告一段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