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加·斯诺原著
1934年秋红军主力军向西北出发长征时，留在江西作为掩护部队的一支中国共产党军队，他们究竟遭遇到怎样的下落呢？这支掩护部队的命运，传说着已被整个消灭，不久以前还是一个哑谜。但是经过了无穷的袭击，包围，追逐，封锁，灾荒，疫病，这支有九条性命的红军，到现在忽而一变而成扬子江下游在日渐扩张的游击势力中一个铁的中心了。关于他们的故事，我相信这次还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站在这支军队背后的那个人，和朱德、毛泽东一样有趣味的项英，他最近在华中某地，亲口把这故事告诉我。
红军自江西向西北撤退时，除掩护退兵时所必需的最小限度的兵士外，他们不想牺牲多余的军力，所以只有三千个正规红军留了下来，其他另有七千个赤卫队，二万个党员的非正规军。他们所有的武器是一万枝来复枪、几打的机关枪和大炮以及旧式的兵器，其他的只以手榴弹、刺刀、大刀长枪作武器。
领导这支敢死队的首领是一个出身于贫穷阶级而在共产党中的政治和军事上都有崇高地位的项英，他的样子在一个住在通商口岸的外国人眼里看来是一个典型的苦力。他的嘴唇和鼻子阔而且大，不很整齐的牙齿已落掉了数只，手很粗，阔大的脚板是最适宜于穿农民的草鞋。
他今年41岁，10岁丧父，留下他的一个母亲和一个妹妹。当时他们兄妹俩在织造厂做学徒度日，时常受到虐待。到16岁时，他已成为一个正式的工人，一年以后，虽然没有任何政治知识，他却已在武汉领导当地织工从事于第一次大罢工。从此除李立三以外，他就成为中国劳工组织的最有名的领袖了。
1924年国共合作，项英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时在中国西部任总工会秘书，领导工人50万，对于北伐革命成功，颇有助力。清党运动后在上海、汉口暗中活动，1928年被派赴莫斯科参加第六届国际共产党会议，还在那里作短时期的留学，1929年回国被选为全国工会的主席。1930年派入江西苏区，在以后的四年中，他便一直占据着苏区中的重要职位。
1934年秋天，完成了掩护大队红军撤退工作以后，他们遭遇了极大的困难，江西既不能立足，他们便散居在浙江、福建和广东的边界。他们的无线电通讯站最后也被破获，于是他们和共产党的西进部队失掉了联络，变成了一支失落的孤军。1936年我在西北问起毛泽东和周恩来时，他们对于这支掩护部队也一点消息都没有。
事实是从1935到1936年间，他们被十五万至三十万大军包围着。到1936年中，在福建西部的根据地也被破获，封锁政策使他们不得不采用了新的战术。项英告诉我说：“把我们所处的地位考虑以后，我们决定把剩余的兵力，分成几百几百的小部队，分散在广大的范围内，我们放弃了保护根据地的计划，我们将专心于游击战争。”
“到1936年底我们的军队遭遇了无可挽回的劣势，他们简直不给我们休息的机会，有一个时光，我们相信我们向西远征的军队已全部歼灭了。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敢脱衣服，连鞋子都穿了睡。我手下的许多人也都这样。我就穿了一套布制服，破了以后，补了再穿上。”
“我们也没有充足的食料，假如老百姓不帮忙，也许我们已经饿死了。我们的许多小队兵士，由农民供给食粮，而把步枪代为收藏。我们和外界的接触失掉了，我们不知红军主力的命运。我们像野人般，只知道听着本能的去求生存和斗争。许多人战死了，也有许多死于疾病。我们既没有药品，也没有医院，受伤的人，情形很狼狈。我们的军火逐渐减少，许多大炮已失去效用，我们也没有兵工厂可以修理它。除非可以夺获一些战利品回来，我们轻易不肯乱放一颗子弹。有时农民替我们私运一些军火进来，但是封锁政策又使这种事情成为绝对的不可能。”
“有的时光，我们便完全隐入荒野的森林中，福建和江西的每寸土地我们都用脚去踏过。我们还学习绝食，三天四天五天地不进粒米，但是我们和野人一样的强健而活泼。有几个专司守望的哨兵简直日夜生活在树枝上，许多年轻人上山下山练习得像飞奔一般。”
“西安事变我们也过了好几星期以后才知道，但是对于我们的围攻并不减弱。”项英说。在1937年的春天，项英有一次几乎被捕，那是在一座山脚下，有四师的军队已向他的部下包围，他因为独自睡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一点都没有听见，当他醒回来的时候，他已看见追捕他的人在向他走来。他因为无法逃避，所以即刻躲在草堆中，追捕的人已到了离开他只有35码的地方，幸而天忽然降下倾盆大雨，兵士们急于找地方去躲雨，项英才获得了逃逸的机会。
“1937年的年尾，我们还一点没有关于毛泽东和朱德的消息，但是我们的使者已从西北回来，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和停止内战的经过。我们便发了一个申请电给政府，我们表示拥护联合阵线，主张立刻停止内战，而且拥护3月15日延安共产党所提出的宣言。”
这一个要求，一直到中日战事爆发后才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我到秦将军的司令部去，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和秦将军和陆军部长何应钦成立了一个协定。我们从此就成为政府指挥下的一支新军。我自己便到西北去走了一次，然后被任命为新四军的司令。”
“每个在延安的人，”项英接着说，“看到了我都好像把我当做起死回生的人一般。但是他们并不惊奇，因为我们这批人虽然常被谣称‘死去’，我们是常能起死回生的。”
在江西福建的共产党的军队被允准改编为新四军是1938年春天的事情，当时政府方面就派项英为总司令，而以叶挺为新四军的军长。叶挺在十一年前北伐的时光，是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中第二十四旅旅长，他驻防在武汉时，就给了项英领导下的工人一千枝步枪，叫他们在城中设防，国共分裂后，这一部分枪械就武装了中国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叶挺也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后来在莫斯科受训，北伐革命，屡建殊勋，红军组织的初期，他也是一个热心的革命者。
1938年3月，新四军组织的消息传播四方，各种不同的共产党部队都从南方来向指定的地方集合，大概都在沪杭宁一带，许多人都来投军，有的带了步枪，少数的带钱和粮食，旧时的农卫队更带了手榴弹、长矛和斧头来参加。新四军的人数从五千增加到一万，到7月的时光已达到了两万数目了。
但是人力虽多，军器却大感缺乏，农民们带来了三千枝枪，军库中有限的钱又买了些，在5月里从日本兵手中又夺获了七百枝步枪、二十挺机关枪和一些大炮，但是这一点东西，怎够供二万人军队运用呢？政府方面因为专心致力于西边的前线部队，所以也不能给他多大的帮助。此外新四军又不比八路军般可以找到一处重要的训练根据地，有的都是在很落后的村庄中，在那里的经济设备简陋得连最简单的手工业，还要从外面去借用技术和原料。
但是这种困难在新四军心目中是不难克服的。他们本来不是雇佣兵，现在更愿意把他们的饷银作为购置兵器之用，最近以来新的步枪已从香港源源运入，其余的自福建海岸输入。从华南运入的轻机器和工具已使新四军可以建造了几座流动兵工厂，制造手榴弹、炸弹、迫击炮、粗质的步枪、大刀、刺刀和枪弹。而中国红十字会的帮助，更使他们获得大量的医药用品。有一所医院设在安徽，人才设备都极充足，还有一所训练看护的学校，由有资格的医士担任教授。所以全军中的救护队已在急速组织中。
在新四军中最受人赞助而最有希望的一个企业是工业合作社的组织，其目的在恢复生产而解决农村失业问题。数千难民已由这工业社给予生产的救济。在新四军区域中已用这种形式开办了许多小型机器厂和其他工业，这个计划，是动员中国的熟练工人去抵抗被日本人利用的一个有效方法。为了要充实他的“游击工业”，新四军已将沿海口岸来的工人进行登记，而且在去年夏天，在上海设立了一个秘密的招募工人办事处，在那里，有成千的工人还能记起1926～1927年上海工人运动时的项英，并且敬仰他的为人，所以有许多人设法投奔他的门下，其中有五百个是熟练的技师、机械师和铁匠等。
许多的学生、教员和教授也都投入了新四军区域去战斗、去教书。有的是在南京和芜湖附近的战事服务学校念书，许多人在小学校当教习，还有的在组织剧团，从事于各种有关动员乡村中所有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力量的宣传和行政工作。
到去年12月时，新四军的军力已增加至七万人，并且其中四万人已有完备的武装了。将来游击队扩张的可能简直未可限量，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字是—军器。新四军和在附近的民团，可以在数星期内增加一倍、两倍，或是招募五十万、一百万、两百万身体健全的人—所成问题的只是他们能否获得军器而已。（根据亚细亚月刊节译）
（原载于《良友》143期193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