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梁启超游历欧美以后，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完全放弃了先前大肆鼓吹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主张，全然站到革命的对立面上。他认为“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他认为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根本不能享受民主自由，中国不能走革命的道路，而只能实行开明专制，走改良的道路，从而梁启超又“义无反顾”地把脚步跨向了改良，回到其师康有为的怀抱。
1904年秋到1907年秋，梁启超以改良派首领的身份，领导了一场与革命派针锋相对的论战。他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连篇累牍，洋洋洒洒，宣扬政治革命论，鼓吹“开明专制”论，反击“社会革命论”，全面而系统地阐发了他对抗革命的政治思想。
梁启超作为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其一生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认识都表现出不彻底和软弱的一面。他一面热情礼赞革命，一面又惧怕革命的破坏；既热情地倡导民权，又不敢全盘否定君权；既颂赞自由竞争，又鼓吹强权政治。他思想中的这种消极因素终于把他从革命和改革的徘徊中拉回到改良中来。
在与革命派的唇枪舌战的激烈论争中，梁启超提出的总论点是：在当时的中国，最重要的不是改变现行专制制度，而是培养国民素质；不是进行有破坏的革命，而是搞切切实实的改良。面对梁启超这种软弱倒退的反革命言论，革命派奋起反抗，汪精卫等人以《民报》为阵地，发表文章对《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文章展开进攻。
在这场辩论中，革命、保皇两派在国内外20多种报刊上先后都投入了论战，论战的主题有三个，一是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二是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三是要不要“平均地权”，解决土地问题。
在这场大论战中，梁启超取代康有为成为改良派的旗手和统帅，提出了三个改良主义的观点：一是政治革命论，他主张的政治革命是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认为政治革命的唯一手段是“要求”，即无须触动最高统治者的利益，让统治者自行改革，他极力反对用暴力和革命手段搞“政治革命”。二是“开明专制”论，他把开明专制区别于清朝的野蛮专制，认为中国的国民素质，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又尚未能行君主立宪制。如同他把“政治革命”的重点放在人民要求上一样，梁启超把“开明专制”的实施希望寄托在人民的“劝告”上，他是希望先实行专制，再达到民主的境地，天真地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清朝政府的觉悟和发善心上。三是反“社会革命”论，社会革命是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来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解决中国社会的土地问题。梁启超加以错误和歪曲地理解，他认为对社会经济起决定作用的是资本而非土地，反对消灭封建大地主，害怕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希望能在不改变现行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
梁启超的这些对清朝统治者委曲求全、妥协退让的政治主张受到革命派坚决的驳斥。与革命党论战三年后，以1907年8月《新民丛报》停刊为标志，宣告了以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的彻底失败。论战失败后，梁启超蛰居横滨乡下，心境凄楚悲凉。
这场大论战，使革命的主张深入人心，大大提高了革命派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威信，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的失败在于其逆时代的潮流而运动，改良主义的老调已为时代和人民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