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立宪派的灵魂，是国内外立宪活动实际上的指导者。梁启超自己深知这一点，并以此自许和自负。当时由清政府中的顽固派和洋务派摇身一变而来的伪立宪派，对于宪政自然是一窃不通的。著名的五大臣在国外“考察”了大半年的宪政，连个考察报告都写不出来，只得暗中请还处在被通缉状况下的梁启超代为起草。在清廷“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发布之后的第二年春，法部尚书戴鸿慈为法部与大理院权限事亲自致书梁启超，求教宪政学理，希望梁能“开其鄙塞”。
梁启超在宪政问题上是享有最大发言权的，他也的确担负了指导国内立宪运动的责任。1909年12月，各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梁启超特派徐佛苏参加并常驻上海，担任与国内各立宪团体和议员的联系事务，促使他们在咨议局中努力建议发言，并缩短立宪年限。徐佛苏根据梁的旨意，在立宪党人中积极活动，扩大了梁启超一派的影响。不久，徐佛苏到北京，主持了由各省咨议局议员筹款创办的《国民公报》，梁对此深为满意，并寄予很大希望。梁启超还亲自为该报撰文，精心指导着国会请愿活动的每一个环节。
1910年3月，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又创办了《国风报》，成为继《新民丛报》后立宪派的主要舆论阵地。梁启超继续发挥其以言论影响政治的特长，为国会请愿活动推波助澜。
1911年，对国会请愿日益失望的各省咨议局代表在京成立了宪政团体“宪支会”，徐佛苏被选为总会常务干事之一，宪支会以团结立宪党人、促进政府速开国会、培养宪政知识为主要任务，梁启超悉心地指导和支持该组织的发展。在整个宪政运动中，梁启超精心指导了运动进程的每一个实际环节，而且发展了他一系列的宪政理论思想。
梁启超认为，立宪政治的实质是政府对国会负责，召开国会是宪政的先决条件。在他看来，开设国会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政治问题，已成为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梁启超论述道：国会的法律性质，在于“为制限机关与主动机关相对峙”；国会的政治性质，在于“代表全国人民各方面之势力”；国会的功用，在于“以奖励竞争之形式，行调和竞争之精神”，最终以“国民全体之意思，为国家意思”。梁启超十分注重国会的职权，他提出在法理上，国会应拥有如下之权力：一，参预改正宪法之权；二，提出法律、决议法律之权；三，议决预算，审查决策之权；四，事后承诸之权；五，质问政府之权；六，上奏弹劾之权；七，受理请愿之权。在政治上，国会最重要的职务“在于代表民意，监督政府”。
梁启超主张实行英国式的二院制。他提出，上议院由皇族议员、敕选议员、蒙古族议员和代表各省的议员组成，其核心应是代表各省之议员。下议院应通过人民的选举而产生。这种选举应该是没有限制的，应该是普选。他反对选举中的阶级限制、财产限制和教育程度限制。
可以看出，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大体是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规划中国未来的，应该说梁启超关于中国未来国会的构想对丰富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宝典是一个贡献，标志着梁启超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及其理论的认识已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在指导开展资产阶级宪政运动的同时，梁启超还对财政学和财政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大量文章，开创了资产阶级财政学之先河。
梁启超把财政问题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来认识的。他认为国家的一切事业都与财政息息相关，因此选举理财的人才是极其重要的。他从爱国的立场出发，特别地关注清末的财政问题。他深入地研究了近代财政学的基本理论以及西方各国举办公债的经验，还研究了货币的职能和历史，考证了中国古代的币材，提出了一套资产阶级近代财政理论。他还提出了财政改革方案，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整顿赋税，使税收增加并趋于合理。二是整顿币制，改变币制混乱给政治带来的危害。三是节省财政经费，反对清王朝荒淫腐朽的浪费。四是举办和利用公债。客观地讲，梁启超的财政思想虽然没有其得以实现的社会制度，但其理论上的成就却是无法否定的。
另外，梁启超还潜心研究了当时的国际关系及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提出了他的“名誉孤立”的外交政策。即对侵略中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不结盟，不偏正，以“中立”为原则，以“平衡”为目标，以便在各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均势”中，在帝国主义矛盾的夹缝中求自己的生存。
梁启超认为，当时国际局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各列强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的外交是一种弱国外交，不能无异于强国的外交政策。在列强的竞争中，弱国要生存，必须对列强不偏不倚，严守中立，以保持国际格局的均势，此外别无他法。中国的外交显然只能走这种弱国外交的路子。梁启超极力批驳当时人们针对英、法、俄、日协约“以谋我”的状况而提出的联德、联美之说。
平心而论，梁启超提出这样一条“名誉孤立”的外交政策，其主观动机乃出于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爱国之心是毫无疑义的。作为一个矢志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并非要求得到列强的普遍欢心。用梁启超自己的话来说，他之所以提出此策，就是为了“卧薪尝胆，以求一脱竞争客体之地位，进而至竞争主体之地位”，以最终达到“内治”的目的。可以认为，外交为改良政治服务，为爱国服务，这一点在梁启超身上是坚定不移的。他在分析国际格局及中国在其中所处位置的前提下提出不结盟、自立自强的外交方针，就外交原则讲，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能和李鸿章等的“以夷制夷”、“远交近攻”的外交方略同日而语。当然也不能简单地把梁启超划到亲日、亲美派之行列。
不过，在各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而软弱无能的中国统治阶级当权派只得以帝国主义意志为转移的局势下，所谓的“中立”、“均势”、“平衡”只能是一厢情愿，清政府无法接受。梁启超的外交梦，也不过幻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