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计划的迅速破产和兜售“虚君共和”活动的失败，使一向颇为自信的梁启超无所适从。他认识到赤手空拳的海外立宪党人要想在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有所立足是极其困难的，为了谋求本派的发展，面对复杂而又冷酷的现实，梁启超最终作出了联合袁世凯的决择。梁、袁本来积怨极深，这一方针的确立，使资产阶级改良派和统治阶级当权派的关系在一个时期内发生了质的变化。
改良派和袁世凯发生关系之始大致在维新变法时期。袁世凯投机于维新事业，在变法的关键时刻，又卑鄙地出卖维新党人。对袁世凯这个可耻的告密者，导致“戊戌六君子”喋血的历史罪人，康、梁是耿耿于怀，恨之入骨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把倒袁作为己派的奋斗目标之一，为此展开了种种活动，加深慈禧对袁世凯的疑忌。但最终还是没有斗过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袁世凯搞垮政闻社，并使梁启超等人其后谋划开放党禁的活动成为一枕黄粱。
新仇旧恨加到一起，使康梁同袁世凯的矛盾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1908年11月，光绪、慈禧在两天内相继死去，引起朝野种种揣测。谣传光绪为袁世凯所害，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显然值得怀疑，但康梁等人却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海外发布檄文，通电讨袁，在朝野间激扬起一个倒袁暗流。恰好此时光绪之弟，摄政王载沣当权，借机将袁强行罢官，开缺回籍。康梁恨尤未解，梁启超还频频致书王公亲贵，历数袁世凯之罪状。康有为甚至考虑是否鼓动舆论“迫请杀之”。袁世凯一时臭不可闻。
谁能料想，武昌起义的炮响会给袁世凯带来官运的大好转机。本来袁世凯在三年前就离开北洋，但其心腹却仍牢牢控制着北洋大权。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借机东山再起，并一举控制了清廷的大权。梁启超之所以作出“联袁”的决择，显然是看到在政局急转直下的变化中，在对付清朝统治和革命派力量上与袁世凯有若干共同点，因而感到暂时可以利用，把袁世凯作为平定因革命而动荡起来的中国局势的一支力量。
1911年11月16日，袁世凯内阁组成，其中的重要职位上当然都是他自己的私党。但也给其他派势力留下几个徒具虚名的位置，以表示他“不遗贤才，共济时艰”的诚意和苦心。袁把张謇、杨度、梁启超等立宪派领袖都列入其内阁，为了促使梁启超能返京入阁，就任法部次官，袁世凯一改先前痛骂康梁为叛国逆臣的词调，对梁启超大加吹捧。梁启超起先由于难料袁世凯的前途，再加上当时热情致力于活动“虚君共和”之计划，本不打算就任，后来，“虚君共和”计划泡汤，而袁世凯的势力日益增大。1912年2月12日，清廷下诏宣布退位，15日，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至此，环顾宇内，梁启超就作出了联合袁世凯的决择。在同党们的催促下，梁启超决定行动。
梁启超先致电袁世凯，祝贺其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继而对袁大肆吹捧，谓之“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之后，他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财政上，大借外债，统一货币为虚金本位制；政治上，他要求袁世凯以清王朝的旧官僚集团为中坚，大量任用旧立宪派，拉拢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动摇分子和温和派，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以共和之名，行开明专制之实，要诀在于操纵舆论，搜罗党羽。
这不啻向袁世凯献上了一份治国安邦的厚礼。随后，梁启超向袁世凯发出了归国合作的讯号，梁、袁书信电报往来频繁，梁还派汤觉顿到北京面见袁世凯，详述梁启超对时局的看法和建议。
在经过一番活动、疏通后，在国内各团体、党派及方方面面的体面电请劝驾之下，1912年11月中旬，梁启超终于回到了阔别14年的祖国。
11月16日，梁启超抵达天津，受到北洋军政大臣张锡銮及唐绍仪等人的欢迎。三天之中，登门拜谒者多达200多人，“各省欢迎电报，亦络绎不绝”。梁启超兴奋不已，说“此次声光之壮，真始愿不及也”，“此次项城致敬尽礼，各界欢腾，万流辏集前途气象至佳也”。
11月28日，梁启超离津赴京，受到社会各界的极其热烈的欢迎。
回到北京后，梁启超与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官僚派广泛联络，握手言欢。为原立宪党人撑腰打气，指示方针政策。在北京期间，北洋军阀的官僚、政客、立宪党人以及商会、民众团体等，为他举行了一系列的欢迎活动。12天中，光欢迎会就达20多起，在这些频频举行的欢迎会上，梁启超即席演说，慷慨陈词，拥民国，赞共和，颂扬辛亥革命，仿佛已成为革命的首要功臣和真诚的民主共和派。但他骨子里还是念念不忘其改良主义的老调，他充分肯定辛亥革命的意义后，得出改良派和革命派虽然手段不同，但实质是相辅相成，革命之所以得成功，乃两派人士协力同心。
在他的《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中，把革命派和清王朝的殊死搏斗描述得轻飘飘的，极力饰美己派。可以看出，梁启超的称颂共和，也只不过是对现状的妥协和迁就，是为了应于时势，顺乎民心罢了。
在他的演说里、文章中，他还表达了对民初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的不满。本来，革命风暴在打破旧的国家机器的同时也带来暂时的社会危机和混乱，这是在所难免的。梁启超却偏激地把造成这一切混乱和危机状况的原因归诸于革命暴力和革命派，时不时地对革命加以诋毁，拐弯抹角地攻击革命派。
可以认为，民国初年的梁启超在政治思想上较先前并未发生大的变化。他的政治理想仍然是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立宪政治。他不反对民主共和，但反对马上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政治。他主张通过强有力的人物，在共和的形式下，运用专制的手段，把国家逐步引上资产阶级宪政的轨道。至于这个强有力的人物，梁启超自然是看好大总统袁世凯的。
在“开明专制”思想的指导下，梁启超开始了和袁世凯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