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后裔，自孔子起，历经两千多年，家族繁衍日益增多，遍及全国各地和世界许多国家。如此庞大的家族，为了使部族代代不乱，长幼有序，老少祖辈各有条理，形成有理、有序的家族体制，必须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必须要有严格的规范条例。对于一个大家族来说，就是要建立统一的、有序的、具有极大约束力和内聚力的行辈制度。
但是，自春秋时期开始一直到明朝以前，孔氏的后裔们并没有形成一套固定的、规范的、严格的行辈制度。因为那时的孔氏人数还比较少，于是出现了非常随意的取名现象，想起什么名字就起什么名字。这是最初的，也是处于无序、无规范状况下的孔氏的一种历史现象。
随着明王朝的建立，也迎来了孔氏家族发展史上的巨大革命。明太祖赐孔氏行辈之后，孔氏族人便不能进行随便取名了，必须严格按照皇帝赐予的行辈取名。为了更好的传达这种规范和制度，孔府还专门颁布了《孔氏行辈告示》，告示说：“立行辈所以分尊卑，定表字所以别长幼。迩来我族人满数万丁，居连数百里。岂惟目不能偏视，而且耳不能偏闻。若无行辈则昭穆易紊，无表字则称谓不伦。在前业经奉旨更定。今依所吉字开列之后，凡我族人俱当遵照后开行辈，取名训字。有不钦依世次随意妄呼者，不准入谱。”
明洪武年间，明太祖赐孔氏行辈八辈，全国孔氏族人统一使用。太祖赐八辈及此前二代共十字为：“希讷公彦承，弘闻贞尚胤。”明朝末期，洪武年间所赐予的行辈八个字都已经用完了。明崇祯二年（1629年），奏请皇帝恩准，又立新的行辈十字：“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满清晚期，崇祯年间所赐的行辈十字，又用完了。于是，七十五代孙衍圣公孔祥珂，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奏请皇帝恩准，再新赐行辈十字：“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全国的孔氏族人就根据上面的三十个字进行行辈排列。孔氏族人日益昌盛，繁衍众多，到民国初年，为了各地族人编修年谱，永垂后世，七十六代孙衍圣公孔令贻，于民国九年（1920 年）又拟订新的行辈二十字，报请内务府核准备案，并于同年在全国颁布实行。这二十个字是：“建道敦安定，懋修肇懿长。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续昌。”孔氏行辈用的“吉字”达到了50个。到1989年为止，曲阜当地的孔氏后裔已经传到了八十代“佑”字辈，后面还有二十五字可以延续下去。
曲阜孔府中的历代衍圣公，都是孔子后裔中的长子长孙。但由于封建婚姻制度所致，往往当作为兄弟中间年龄最长的长子结婚生子的时候，最小的弟弟还非常年幼。因此，长时间之后，即使是同一辈分之间，他们的年龄悬殊也是越来越大。比如，孔子起，一直到解放前的 1943年，在这两千多年漫长的繁衍进程中，在曲阜的孔氏族人里，其辈分差别已达到了十二代。当时，辈分最大的已达到了六十六代的“兴”字辈，最晚的是七十八“维”字辈，相差十二代，中国最后一位世袭衍圣公孔德成的儿子孔维益，就是七十八代孙。甚至到了1989年的时候，曲阜孔氏的辈分差别还是十二代，还健在的是六十九代的“继”字辈，最晚的是八十代的“佑”字辈。这样，就出现了一些比较有趣，也比较尴尬的情况。按照孔门的规定，同宗之间的长幼有着严格的规范，是不能够随意进行更换的。所以，在曲阜，一个普通的孔姓农民，他的辈分也可能比衍圣公高出许多，衍圣公的身份高，但他的辈分却低，因此，该怎样称呼就怎样称呼。这就造成了许多不可避免的尴尬事情。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事情，孔府从来就不用姓孔的人做仆人。但是，因为在孔府谋个差事是个好事，待遇很高，可以养家糊口，因此，许多姓孔的贫苦农民也都千方百计的改名换姓，一般情况下，孔姓的贫民多随着母亲的姓氏，以进入孔府为仆。因此，在孔府的用人档案中，很难查到孔门中的人，但事实上，孔姓的仆人并不少。
孔氏族人要按照皇帝赐予的字进行排行论辈，不能随意更改或拒绝使用，否则，便被看做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惩罚也是极其严厉的：那就是要被逐出孔家的大门。对于大家族的族人来说，没有比开除祖籍更让人痛心的了。因此，自孔氏家族实行行辈制度以来，600 年的时间里，还很少出现违反祖训的事情。不仅如此，与孔氏有着密切关系的颜、孟、曾三个大家族，因为这三大家族的后裔也都称圣裔，所以，他们的后裔也按照孔氏族人的行辈进行按字行辈。他们与孔府的关系，完全是小宗户和大宗主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