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万提斯没有文论方面的专著，他的文学观念散见于其大量作品中及其序言里。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体会。
首先，他主张文学必须“摹仿自然”，真实地反映现实，反映人生。塞万提斯强调小说“只是摹仿自然，自然便是它唯一的范本；摹仿得愈加妙肖，你这部书也必愈见完美”。“用不着去乞怜于哲学家的格言，《圣经》里的义理，诗人们的讽谕，辩士们的词锋，乃至圣徒们的玄秘”。他要求“必须不背戾读者的理性，必须把不可能的写得仿佛可能，而使读者的惊奇与愉快并存不悖”。因此，他强调要“特别注意故事情节的或然性。”认为喜剧“应该是一种人生的镜鉴，风俗的范型和真理的假象”。塞万提斯对当时那些“破坏真实”、“违反历史”的骑士小说、流行喜剧深恶痛绝。
“摹仿自然”，真实地反映人生，这是从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开始提倡的文学观念。这在当时正值文艺复兴的高潮，塞万提斯自觉地遵循了文学反映现实，为现实服务的观念。把现实当作唯一的范本去“摹仿”，成为当时世界性的文艺思潮。这也是对经院哲学教会文学把虚无缥缈的宗教神迹作为描写对象，脱离人的生活的一次反拨，让文学回到人间，为人来服务，摆脱神的桎梏，这是文艺复兴大师的主攻方向。为此他还特别强调“不要乞怜于哲学家的格言”。这儿的哲学家当指经院哲学家。对此，塞万提斯是深恶痛绝的。另外，把自然当成美的追求的唯一范本，这为后来的德国美学家康德专著论述过。在古典主义哲学范畴中，康德把美区分为艺术美和自然美两种类别。在他看来，艺术美即人工创造的美是次于自然美的，人类追求美的创造是一个由艺术美向自然美的趋进过程。人类也只有尽力想法去接近自然美的水平，真正达到自然美似乎还是个疑难。由此可见，康德所推崇备至的美却是自然美。这正是从亚里士多德到近代康德美学思想的一脉相承的联系。而塞万提斯的以自然为范本的观念，正好与康德是不谋而合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塞万提斯身体力行实践这一正确的文学观念，并追求真实自然的美，对泛滥于社会的骑士文学轻糜浮躁文风也是一个有力的反拨。他所产生的现实作用和历史意义是深远的。现实作用便是尊重读者，把读者作为写作的服务对象，这是极有价值的写作思想。并要求在“情理之中和意料之外”把握作品的艺术性，这实在是切中要害。历史意义便是它体现了文艺复兴的革命性，对人性解放的指导作用，视为文学艺术的职能，主张为现实和“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观。
当然，对于“真实性”的讨论，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还不可能区别出艺术的真实性与客观现实的真实性来，二者只好是混为一谈。从今天的文学观念来看，文学艺术的真实性是指“作品创作的某个细节统一于作品本身创造的艺术世界就为真实。”而客观现实的真实性则是指自然科学范畴的客观可验证性或是定性定量的准确性。这是两个不同逻辑范畴内的概念了。为此，文学作家已不屑于去一味“反映”而去表现自我表现人生了。这是文学观念的现代意义了。
其次，塞万提斯强调文艺具有“娱人”和“教人”的社会作用。他认为，一本好的戏剧，可以使人“对于诙谐的部分会觉得有趣，对于严肃的部分会觉得有益，对于情节会觉得惊奇，又因见了欺诈的而自知儆戒，见了好榜样而更加贤明，对恶德知道疾恶，对美德知道爱慕”。他主张文艺“既可以娱人，也可以教人”。强调文艺要能“唤醒一切热情”的社会教育作用。塞万提斯以此来针对那些“只在供人消遣，无关士道人心”的作品，“荒谬绝伦”的骑士书以及当时一些商品化了的喜剧，认为他们是“无益于人的族类的”。
关于文艺的社会功能，塞万提斯明确主张“娱人”“教人”的寓教于乐功效。反对荒谬的引人走火入魔的骑士文学，在《堂·吉诃德》第一部中让教士评判，然后烧掉了许多此类作品。文学便是人学，文学作品对人的教化作用，或者是说心灵净化作用历来为人重视。至今，人们也不可否认，文学艺术作品在审美愉悦的过程中，必然会对人的道德情操产生潜移默化的陶冶作用。作为人类精神食粮，文学艺术作品永远都是人类的良师益友。塞万提斯批评的“无益于人的族类的”作品也永远不会为人们欢迎。作为对骑士文学的反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正是通过用骑士文学的形式反对骑士文学，采用滑稽摹仿的反讽手法达到了对骑士文学的清算，为骑士文学的灭亡敲响了丧钟。为后世文学发展指明了“教人”、“娱人”的正确发展方向。对今天的文学发展都有现实指导意义。
然后是在表现方法上，他主张语言“简明、朴实，雅训、恰当”，“力求文章能悦耳和谐，能表现你的主旨，意思能明白易晓，不至流于芜杂或晦涩。”情节要求做到完整无缺，反对骑士书的“支离破碎”，风格要求“自然愉快”，反对骑士书的“粗犷”和“荒诞”。
从语言的要求上来说，塞万提斯是最先使用西班牙民族语言写作的先驱，在他的作品中使用了大量民间口语，以广大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体风格。这实在是任何作家成功的秘诀。“伟大作家最后的胜利总是语言的胜利（托多洛夫法国）。”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是文体学方法的关键，这比那种空话、套话、假话、大而无当的话都能高出不知多少倍。塞氏的成功最主要的特点是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体风格。这是当时的骑士文学所无法比拟的。尤其在当今世界范围的写作高度发展的趋势下，语言几乎成为了作品的主要部分，受到了人们关注。文学批评也大部分倾向于语言部分的批评。文学语言的个性化、陌生化、符号化等日益精确的批评，令作家对语言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写什么”似乎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也就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写，这是令作家大伤脑筋的事了。塞万提斯在这方面的成就，或许可以给人们以启迪。
塞万提斯对情节的完整性要求也是非常切中要害的，批判了骑士文学的“荒诞”、“支离破碎”，为西班牙民族文学发展走出低谷起到了拨乱反正的重要作用。其次，风格要求“自然愉快”，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文学艺术标准。针对的也是矫揉造作的虚假文风，这是贵族阶级的骑士文风导致的后果。西班牙文学在塞万提斯等文艺复兴先驱的引导下，抛弃了轻糜的浮躁的贵族文风，回归到了以人为中心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人的文学上来后，不仅为西班牙人民思想解放起到了鼓舞作用，也为世界文学发展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文学艺术的生命之源应该是深入扎根于现实生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平民百姓拥护，才会根深叶茂，这也是古往今来的经验教训。任何表现手法背离了这一点，就会走向反动，本末倒置，就会令文学艺术之树发生枯死。这也是我们每个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应该牢牢记取的。
总之，塞万提斯的文学艺术主张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方向，他不仅主张人文主义的文艺观，而且身体力行，大胆实践，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就，也为后人提供了永久的参照。客观、历史地去品评这些闪烁智慧光芒的文艺思想观念，学习借鉴他的艺术表现方法，都是极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在阅读塞万提斯作品的同时，可以不断挖掘其中的宝贵财富，服务于当今的写作事业。为我们提供更为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继承和发扬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优良传统，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会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份宝贵财富是属于全世界的，当然也属于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民。
仔细阅读《堂·吉诃德》，就会发现我们与300年前的主人公有着神交妙契般的友谊，主人公远大的理想，勇往直前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迄今人类生活环境逐渐变好，城市化在全世界形成了主流，而轻糜的风气并没有得到根除，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人们需要有一种实实在在的追求，除了金钱和享受之外，还需要一种精神的食粮。堂·吉诃德的理想光芒加上桑丘的务实精神，足以让我们正确认识自身的同时，正确认识生存环境，不至于迷失于商品经济物欲横流的世俗中，忘掉了奋发上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