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良进入小学是在1995年9月，她当时刚满6岁。
因为我们住在工大校园内，除了一开学送她去了几次学校外，她每天都自己步行去上学。我们，特别是妻子，很注意孩子在学校的适应情况。尤其是一开始，我们关注得较多，如老师的情况、同学的情况；是否听得懂，作业难不难等。看着孩子渐渐习惯了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我们就比较放心了。然后逐渐变成抽查、不定期和老师沟通。
记得洁良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放假时，我们在榆次和父母一起过年。临到开学的前三四天，妻子检查了洁良的假期作业。检查语文作业时，她发现每篇课文后面大约有十来个生字，老师要求每个生字写五遍；可是妻子发现洁良写的字数明显偏少，仔细一看，原来为了投机取巧并避免被发现，每篇课文她都只写前两个、中间两个和最后两个生字——洁良大大地耍了一次失败的小聪明。
我们一见很生气，但还得沉住气。妻子耐心地问洁良：“你把所有的生字都写了吗？确信没有落下的吗？”洁良说：“都写完了。”这时我们道出了实情，指出她其实是故意偷懒少写了生字而且还撒了谎。最后，妻子要求洁良把所有的生字都重新写一遍。洁良大哭起来、认错并苦苦哀求，毕竟马上就要开学了……她要求只把落下的字补上，但是妻子坚定地说：“你必须全部重写，你要为你的不诚实付出代价。”在余下的几天里，洁良不得不辛辛苦苦地从头把语文作业重做一遍，为了偷懒反而付出了更多的代价，还挨了批评。这件事让她学到了做事要诚实，不能投机取巧，教训非常深刻。从此她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
小学期间，洁良认识的汉字不多，自己读大部头书有困难。我就借中午午休前的时间给她讲《西游记》，每天半回，顺便哄她午休半个小时。但是洁良渐渐地就不睡午觉了，往往是等我讲完后假装睡着，再等我自己睡着后她就悄悄地起来干别的去了。不过，她对我讲的《西游记》却印象深刻，后来还经常提起。
洁良在学校和同学们的关系不错，学习成绩也可以。我们对于孩子的名次并不太看重，关键看她是否掌握了所学的东西。老师们反映说，洁良学习理解力强，毛病是粗心大意。
除了学习外，我们对于孩子是否能当“三好学生”也不在意，我们要求她尽力而为就好。
大约四年级的某个学期末，洁良回家后很高兴地宣布说她终于第一次评上了“三好学生”，我们当然地予以祝贺。可是等到马上就要放假了，我忽然想起来自从洁良说过她的“三好学生”的事儿后，就没见她再提起过，也没见她拿回奖状什么的；于是我就问洁良这件事儿，她这才不得不实情相告。原来，就在老师刚刚宣布她当选“三好学生”的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儿，导致她的“三好学生”被临时取消了。那天，老师对洁良说：“把你扔在地上的废纸捡起来！”由于洁良没有乱扔废纸、废物的习惯，她觉得如果不辩护就照老师的要求去做，老师会认为她有乱扔东西的毛病。于是她就认真地对老师说：“不是我扔的纸。”老师认为洁良冒犯了自己，于是当场宣布取消洁良的“三好学生”资格。
听过解释，我首先批评了洁良太过任性，我们认为不管是不是自己扔的纸，你都要按老师的要求去做。如果必要，课后可以给老师解释说明一下。不过我也感到老师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草率。事后我和学校进行了沟通，提出了我的意见和不满。我认为孩子的自尊也是需要尊重的，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
我出国后，洁良上五年级，班主任换成了王梅秀老师。王老师很有教学经验和热情，洁良在王老师的班里无论学习成绩还是体育、文艺都有比较突出的表现。她终于在王老师班里当了一次“三好学生”，那是洁良很在意的荣誉。
学习之余，我们也和其他家长一样，为孩子报名参加了太原市少年宫的舞蹈班和“春芽”少儿艺术团。每个周末，我们都要送她到少年宫或其他地点练习舞蹈。因为妻子学生时期也爱跳舞，她不时地也陪洁良在家里练习。她们这些跳舞的女孩子还经常参加山西电视台、太原电视台或其他场合的现场直播表演。一有表演我们就电话通知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大家就可以在电视上观看有洁良参加的舞蹈直播。跳舞的主要目的是：让孩子锻炼身体、培养艺术气质；见见世面，以免人前畏畏缩缩、羞羞答答。
除了舞蹈外，我们发现洁良有绘画的兴趣，于是给她报了一个绘画班，学习地点就在工大校园内。每逢周末，她自己就可以走着去上课，我们偶尔也接送。在工大的绘画班，洁良学到了比较扎实的绘画基本功。
1999年底我出国，随后不久妻子也出来了。洁良由爷爷和奶奶陪着住在工大，继续上子弟小学直到六年级第一学期结束。她在太原的这五年半学习，奠定了她相对于在美国长大的“ABC”而言比较好的中文和数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