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大批国家政治上获得独立，原有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经济联系被打破，但他们仍处于产业的低端，世界格局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以前是佃农给地主干活，佃农往往要给地主干一些义务劳动，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而现在地主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佃农变成工人，看起来工人比佃农的地位提高了，在众多资本家中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资本家，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地位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第二次产业转移则发生在20世纪70至80年代，欧美日的生产设备转移到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等地，它带来的直接结果则是“亚洲四小龙”形成，产生一批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20世纪70年代也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的时候，这必要求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较大规模的国际分工，华夏文化区利用特殊的地缘优势紧紧抓住了这一次机会。
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朝鲜的小日子在较长时间内过得都还挺滋润，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韩国，朴正熙上台的1961年韩国经济总量仅23亿美元，人均GDP才87美元。而比较现在的韩国和朝鲜，让人不免产生恍若隔世之感。
正是朴正熙和全斗焕两届政府紧紧抓住了第二次产业转移的机会，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韩国经济实现了腾飞，20多年高速的经济增长被称为“汉江奇迹”，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韩国人均GDP达到了10000美元，正儿八经的小暴发户。
朴正熙是靠军事政变上台的，在外人眼里是一个赤裸裸的军政府，但一俊遮百丑，当现代人们评价韩国经济起飞时，可能会刻意忘记这一位想用经济证明自己政府合法性的人，不过他赌赢了。
台湾的经济发展我们从王永庆的发家史中便可以看出来，作为台湾的首富，人称“石化大王”，其第一桶金就来自于美国的援助。由于美国扶植台湾的需要，美国高科技无阻挡地进入台湾，使台湾在圆硅晶上形成独特的优势，这就是制造计算机芯片的基础原料。
香港的李嘉诚在收购和记黄埔及长江实业之前，是靠制作塑料花挖得第一桶金，当时香港也是欧美的一个低级加工厂，服装、鞋帽、纺织、玩具等轻工产品是香港的支柱产业。大批偷渡到香港的大陆人为香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新加坡占据了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正好位于马六甲海峡的交通要道，伴随着第二产业转移的东风，迅速发展起来也是再自然不过了。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第三次产业转移悄然发生，它仍承接着第三产科技革命深化促进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余波。
第三次产业转移则是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地转移到中国大陆、东南亚国家，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则是中国的崛起，成为“世界工厂”，而东南亚国家则遭受97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伤痕累累。
当时中国成功走出文革的极左思潮，希望去吸引欧美的企业，特别是汽车企业，对于当时的世界汽车公司来说，对中国这个市场根本看不上眼，到最后只引来德国大众这个拓荒牛，其他大型跨国汽车企业没有如中国所愿打开国门别人就乖乖来投资了。
中国家用轿车市场的一张白纸也让德国大众凭借一款在欧洲已经淘汰的桑塔纳横行中国汽车市场二十年左右，创造了世界汽车史上的一个奇迹，让其他大型跨国汽车公司追悔莫及，只有不断地补课。
有人说如果中国早改革开放几十年，可能能够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更早地参与国际分工，吸引更多的外资，但这也只能是设设。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区隔，中国如果不保持自身经济的独立，最多只能进入苏联的体系，成为苏联的一个原料基础或单一的市场，想吸引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基本上不太可能实现。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划定了五个经济特区，厦门、汕头、深圳、珠海和海南省，但最后也只有深圳真正发展起来。深圳的发展也主要是靠香港的辐射。
借助优越的地缘优势，背靠大陆的香港转型做贸易，当当倒爷也让小日子更上一层楼，而腾出来的生产设备正好转移到临近的深圳和东莞。
在1992年之前，中国吸引的海外投资中83%都是来自于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如果没有香港、台湾，没有海外华人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财富积累，没有广东这一块改革开放的前沿，中国是难以借到第三次产业转移的东风的。
在1992年以前，深圳除了吸引香港台湾的投资外，更像一个批文的集散地，全国的倒爷将深圳当成一个计划外物资的中转站，两股强大的力量使深圳这一个边陲小城迅速成长为全国第四大城市，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上的一个奇迹。
到了1992年后，世界上欧美国家才开始自觉地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大陆，这时以上海浦东等地为龙头的长三角正式发力，而在1992年以前中国经济的亮点则无疑在珠三角，长三角主要是传统工业，影响范围有限，其光芒一直被珠三角所掩盖。
因此，我们也可以将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91年，外国企业在华投资还处于小规模、试验性投资阶段，而香港大部分轻纺、玩具、钟表、消费电子、小家电等轻工和传统加工业等以加工贸易方式开始转移。
第二阶段：1992—2001年，主要是台湾以及日本、韩国的电子、通讯、计算机产业的低端加工和装配的大规模转移，我国引进外资重点转变为外商直接投资。1996—2001年，海外对中国投资每年维持在400亿～500亿美元的水平。
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中国进入承接产业转移的高速增长阶段。欧美日以IT、汽车为主导的产业，以跨国公司研发中心、采购中心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转移。东南沿海地区已集中了全国80%左右的加工装配工业。
跨国公司成为第三产业转移的主要力量，政治的因素逐渐减弱。它们看中中国的显然不单单是低劳动力成本，而包括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三次产业转移均是由于欧美的产业转型与升级，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如设计、研发、销售等都留在本国，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都转到了国外。
经济的发展，使劳动力成本不断升高，也逼迫低端产业寻找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这样才能维持正常的经营。
在低端产业转出香港、新加坡、韩国等地方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港口物流、金融、保险、精细化工、电子等产业继续发展，填补了产业转移后留下的空缺，就像一个小孩子的小奶瓶让给了其他小孩子，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要断奶了，而是换了一个大奶瓶，有更好的营养，经济获得持续的发展。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虽然印度有引以为傲的软件外包产业，但它4亿庞大的赤贫人口，落后的基础设施都将成为其发展最大的障碍。
重要的是中国庞大的产能已经足够供应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需要，短时间内很难再有大规模的增长，除非中国生产能力转移出去。
按常规，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升高，可能有众多的企业再转移到其他第三世界，成本更低的国家，但世界范围内的第四次产业转移并没有在人们预料中出现，而只是一个零星的现象。
但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联合体有中国这样完善的基础设施，有中国素质良好的产业工人呢，有中国这样广阔的市场呢？
可以想象，如果中国没有进行改革开放，中国错过了最后的第三次产业转移的机会，是转移到世界其他地方，中国将难以再有什么机会，将很难参与到国际的分工体系中。
没有第三次产业转移，中国将不能形成原始积累，那中国可能像印度一样，面临庞大的贫困人口拖累，只能保持较低的增长水平，在那样的条件下，中国崩溃论将真正成为现实。
中国经济崛起被视为世界政治最大的变数，在中国此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中，都是欧美为主导，其他国家都处于边缘状态。但由于中国逐渐成为独立于欧美日体系外一支独立力量，当中国以一个巨无霸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曾经的世界格局发生了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