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甲方未能与贝恩资本达成和解协议，乙方应立即负责与投行一起为甲方争取国美电器10%以上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的五项决议案的同意。甲方前期已支付的30%款项（即 万美元）作为乙方及投行争取股东同意的费用；
乙方完成前款工作，并使甲方最终实现甲方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的五项决议案，并取得国美电器董事会的控制权的，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70%的款项，即 万美元。
第四条 甲乙双方承诺保守对方商业秘密，未经对方书面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或用于本协议之外的用途。
第五条 违约责任（请协商完善）
第六条 本协议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解释，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争议应由协议签署地的法院管辖。
第七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
法定代表人/代理人：
日期：
签署地：
乙方：
法定代表人/代理人：
日期：
签署地：
我得到的尹锦诚的亲笔信，应该是在草拟合约被拖延之后，那么这份草拟合约的时间应该是9月2日之前，否则，尹锦诚不会在9月2日给黄光裕写信，甚至在信中表达自己的不满。
尹锦诚在信中写到：国美需要10%的投票权才有机会赢得2010年9月28日的表决，所以我打电话给很多朋友和基金经理要求帮助，他们同意提供有偿帮助，我从华裔女商人（注：此处为真名）那里得知，这项报酬是由您妹妹代表您家族提出的，为了正常进行工作，我有记录重要对话和会议的习惯。
“按照黄家的说法，你们需要更多的现金从市场上购买股票，只要你将国美的股票给我们质押，我们能在3日内为你家族筹集30亿港币。这样的安排需要良好的工作关系才能操作，而不是随便找到一家银行就能贷款。”尹锦诚在信中写到，“在目前的情况下，香港没有一家银行愿意借钱给你的，但我们能做到。”
“我们也和你的对手贝恩资本总部的高管在香港开会，并成功地说服他们站在我们这边，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原本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尹锦诚的信中却突然失望地写到，“华裔女商人说，黄家愿意拿出2600万美元付给能帮助他们赢得9月28日表决的人。然而，8月28日之后，好像一切都变了。”
尹锦诚在信中说到好像变了，是因为黄秀虹一直不肯见华裔女商人，拖着不在合约上签字，这样的后果就是，当初承诺的一分钱都拿不到。
“患难见真情，我们是在黄家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站出来的人。我相信，只要真的付出了就一定有相应的报酬。虽然最近我才认识华裔女商人，但我们都不喜欢陈晓这样的叛徒。我们努力不懈，几乎无眠地为黄家在香港寻求帮助。”尹锦诚在信的结尾很委婉地说，“我们是有能力而又讲原则的人，我们只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工作达到黄家的要求后，拿到你们承诺的回报，不多，也不少。”
9月14日，我在北京长安街旁的一家茶室见到了尹锦诚，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儒雅。
尹锦诚一边跟我说话，一边跟香港的朋友在网上聊生意。“你跟黄秀虹什么时候认识的？”我还是忍不住问了这个问题。因为在见尹锦诚之前，我跟黄秀虹通过一次电话。在电话中，黄秀虹说，她觉得华裔女商人莫名其妙，拿着自己签署的唯一一份授权书四处招摇，是一个典型的骗子。
“我跟黄秀虹没有见过，但是9月6日我们通过话。”尹锦诚回忆。9月5日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越发怀疑,因为黄秀虹给华裔女商人的只有一纸授权书,没有书面顾问合同,对于投行团队来说,这简直是一种冒险。“他们直接绕开授权人跟贝恩见面,这个没有错,关键问题是投行的一切努力都被人抛弃了。”尹锦诚的话很委婉。
尹锦诚跟华裔女商人都告诉我，9月6日下午，余建明、尹锦诚、华裔女商人等多人在场,给黄秀虹打了电话。“开始她还不承认,说我没去深圳啊,我没见贝恩啊。我说贝恩的人都跟我说了。”华裔女商人气愤地告诉我,结果双方在电话中开始了争吵，当时尹锦诚异常激动，抓起电话就说黄秀虹是赖皮，双方在电话中一顿争执。
“路演的关系是我介绍的，余建明以及张忠良跟我都是老朋友,没有我引见,竺稼跟黄氏家族的人能够走到今天？”9月14日，尹锦诚当着我的面拨通了黄秀虹的电话，黄秀虹在电话中再次与尹锦诚发生了激烈争吵，她让尹锦诚找华裔女商人要钱去，这事儿跟自己无关。尹锦诚破口大骂黄秀虹是赖皮，两人在电话中吵个没完。
就在尹锦诚跟黄秀虹吵架的时候，竺稼给华裔女商人的电话打了进来。那天竺稼在香港办公室一直在开会，他给华裔女商人的电话也是在开会间隙打的。华裔女商人希望竺稼能够出面作证，香港会谈达成的五项共识是在投行努力之下完成的。
竺稼在电话中认可跟华裔女商人在香港的会谈，并答应给华裔女商人写一封邮件，说明在香港会谈的事宜。竺稼后来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也提到在张忠良的牵线搭桥之下，与黄氏家族的授权代表华裔女商人在香港见面的事宜，并进行一系列的谈话。竺稼也强调，自己跟黄秀虹、黄燕虹9月5日在深圳的见面，确实是陈玉生约的。
到底谁才是骗子？
“我跟黄秀虹通过电话，黄秀虹说华裔女商人是骗子。你们如何证明你们在香港所做的事情是为了促成竺稼与黄氏家族和解？”当着尹锦诚以及华裔女商人的面，我再次拨通了黄秀虹的电话，黄秀虹依然说是华裔女商人拿着自己的授权书招摇撞骗，口口声声有投行老板，结果一个人都没有来，“别信他们的，就是一骗子。”
黄秀虹告诉我，华裔女商人留给她的电话一直打不通，也不主动找她汇报，这样怎么知道她到底做了什么？华裔女商人当时就怒了，不过当着尹锦诚以及我跟我同事的面，她压住了怒火。华裔女商人立即拨通了黄秀虹的电话，希望能够跟黄秀虹当面说清楚。
华裔女商人回京之后，到底有没有跟黄秀虹沟通过？
黄秀虹在电话中只是说：“你先联系好律师，最好有律师在场，如果律师不在场，就没什么好说的。”华裔女商人立即给黄光裕二审辩护律师张士国打了电话，电话中张士国显得很不高兴：“你把这些事情告诉记者，让秀虹总很不高兴。”电话中，张士国说自己很忙，有案子要开庭，没时间见什么尹锦诚一类的人物，再说也没有必要见，不能为了华裔女商人的那点儿事，丢下自己手上的事情不干。
尹锦诚在我离开之前，将他写给黄光裕的信给了我，我还跟他开玩笑说：“黄秀虹说你是骗子，骗子是没有诚信的，你的信尽管是白纸黑字，但却是打印机打印的，万一将来哪天你不认账，我怎么办？”尹锦诚立即抓起桌子上的笔，在信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尹总，你们都是做大生意的，我就是一个小记者，你的名字签署在最后一页，万一将来你对前面的内容不认账怎么办？”我一边说，一边将信函的几张纸错开，“还是给我签个骑缝的名字吧，这样我心里才有底儿。”尹锦诚一边说没问题，一边在几页信函的骑缝处，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事实上，在见尹锦诚之前，我在9月13日晚上，在北二环的一家酒店见到了余建明。余建明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推眼镜儿。一见面，余建明就给我介绍麦格理这两年的业绩，尤其是对担任农行上市账簿管理人颇为自豪。我对麦格理的深入了解，还是我当年我做证券新闻的时候，那个时候麦格理一直在寻求跟中信证券的合作。“一开始想合作基金，后来不太成熟，合作就放弃了。”余建明对大陆的投资相当的感兴趣，不过面对黄氏家族这一次的行为，余建明颇为尴尬。
余建明身为麦格理投行部副主席，一直负责大陆的投行业务，他自然对华裔女商人这位黄氏家族授权代表很感兴趣。当国际投行们都拒绝为黄氏家族服务的时候，在尹锦诚的游说下，余建明动心了。
按照国际投行的游戏规则，要做黄氏家族的投行工作，一定要先谈判，签署法律合作协议。尤其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投行对每一项合同，都要经过法务部审核，但是余建明为了做成黄氏家族今后的生意，想方设法避开了游戏规则，提前帮助黄氏家族做事。
“我们主要是为了内乱结束之后，黄家将非上市门面店装入上市公司的投行业务，之前的业务具体谈判，还是华裔女商人（注：此处为真名）他们在操作，我们是协调运作。”余建明多次提出麦格理在这一次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尽管他对黄氏家族很失望，但他依然希望大家能够心平气和地谈，世上没有化不开的结。
我在采访华裔女商人的过程中，那位曾经同张忠良等投行合力促成竺稼坐到香港谈判桌前的北京势力代表人物，给华裔女商人打了一个电话。电话中这位人物对8月28日之后发生的事情感到很惊讶，还叹息当初黄光裕不是耍赖的人，希望华裔女商人跟黄氏家族能够好好聊聊。
在华裔女商人跟黄氏家族谈崩之后，我无意间获得了一份长达40分钟的电话录音。从这份录音可以判断，其中一人是香港资本圈人称“雄哥”的神秘人物。从录音中可以清晰听到，陈志雄在跟人聊天，两人跟老朋友一样，毫无芥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