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集团内部有先做官后做文人的，这种情况不多；先做文人后做官的，却大有人在。
一般说来，适应力强的文人，做官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一夜之间，他们将自己的文骨狠狠地甩掉，天亮后重新出发，混迹于官场。从那一刻开始，他们像换了个人似的，将权力视为膜拜的图腾，将官家利益视为个人命途。他们将官场作为文人唱和的游戏场所，就像他们曾经以一个成功文人的形象为世人所接受。既然说到游戏，那么任何游戏都会有它相对固定的规则，无论是怎样的规则，只有遵守了，才有可能被其他玩家所接纳，否则就会有被排挤出局的危险。这些规则可以说经过了千锤百炼，而且不断成熟、完善并被默认和遵守，所有为官者大多是心照不宣，认为只有遵守它才会到达自己所需求的彼岸。
在这里，我就拿出屈原和司马相如这两个文人特例来说道说道。
——屈原的痛苦指数：
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它曾经像水面下的莲藕一样悄悄萌芽生长，不被世人所察觉，但却又在悄无声息地模塑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标准形象。这就是我在这里要提到的屈原情结，每个官家文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的一种情结。
屈原二十二岁起担任楚怀王的左徒（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干的是高级秘书的活儿，当时正值七雄激烈争斗之际。由于屈原与楚王是同宗一脉，体内流淌的是贵族的血液。当时贵族中最牛的要数昭、屈、景三大家族，屈原他们这一宗是三大家之一，所以他曾做过“三闾大夫”。作为“三大天王”的其中一支，屈原在当时来说拥有足够让他骄傲的资本。二十二岁就在中央核心部门占据重要位置，可谓前途无量。
除了天生的贵族命，屈原的才华完全够得上是光芒万丈。综合史料，我们会得出屈原这样一组形象：喜欢戴高帽、佩长剑，知识渊博，记忆力极好，最主要的是他有洞察政治兴衰变化的眼光，而且能言善辩。正因为如此多的优点集于一身，他深得楚怀王的信任。楚怀王将中央出台的一些制度性文件都交给他起草，推行变法之事。在这之前，楚国已经有了吴起变法的先例，刚刚主政的楚怀王也想在这上面做做文章，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因此他全力支持屈原提出的改革方案。想法固然是好的，但实际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这时候楚国的政权已经完全掌握在贵族重臣的手中，屈原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触及到了他们的个人利益。为了保持个人既得利益，这些人很自然地联起手来反对变法。我们这个民族有着眼红的历史，一个人红，就会有一百个人琢磨着怎么把你抹黑。与屈原官位相仿的上官大夫见屈原年纪轻轻就得到一把手的重用，便产生了羡慕忌妒恨，想和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还没有定稿，上官大夫害怕变法损害到贵族的利益，就想先审查变法宪令的草稿，屈原当然没有同意。上官大夫就在楚怀王面前挑拨离间，楚怀王听信了谗言，也就慢慢疏远了屈原。屈原变法强国的愿望在现实面前戛然而止，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古代做官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请记住：永远是利益。那么屈原为什么做官？答案也当然逃不开“利益”二字。不过屈原的利益是建立在忠君基础之上的，这也是官家的正统利益。君、国这两个范畴，在屈原的思想里，基本上是没有多大区别的，甚至有可能是君重于国。他先是遭楚怀王贬斥，又遭襄王放逐，但他老先生仍然抱着一颗“九死而未悔”的决绝之心，就像一个不能自拔的单相思情人，除了收获内心的痛苦还是痛苦。在当时那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权力结构的变革，西周以来由官家倡导的传统政教正在失去市场。面对这种失衡的社会变革，“士”这一阶层也正在由无条件地奉行官家那一套逐步走向觉醒，他们持“道”不屈，敢与王侯直接叫板。他们对责任的担当、对真理的追求，激发了生活在这一热情时代的精英分子们的心头之志。对于处于世族权威（家长制）统治之下的楚国，屈原首先需要服从并忠诚于权威（楚王）和宗族中的长辈（父子关系的扩大和投射），他始终生活在宗族圈内，并欣然接受了这种圈里圈外的生活状态。
其实屈原自己比谁心里都要清楚，要实现自己的完美理想，只有一条路可以让自己选择，那就是通过楚王手中的王权方抵达胜利的彼岸，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屈原认准了这条路，并准备一条道走到黑。但这条路又是完全不靠谱的，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因为他把国家的前途系于君王一人，这本身就是士大夫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作为这个时代的高知，屈原们擅长思考，但在思考的过程中他们却始终在回避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假如有一天皇帝倒台或者死掉，他们到底该怎么办？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当这一刻来临之际，这些“九死而未悔”的士大夫除了陷入一种世纪末的茫然状态，就是用一相情愿的回忆来温暖现实的冰冷。
说到屈原，我们怎么也绕不开他的忠君思想。屈原并不是那个时代的雷锋，他的忠君只是一种有偿服务，忠君和恋家对他来说是捆绑式的，不是单一的。在屈原的眼里，家、君、国是三位一体。屈原上可与比干、微子，下可与朱耷相比，他们都与皇室是同姓同族。在他们的眼中，国就是家，君就是那个一家之长，因此，国仇等于家仇，家仇无限放大就会成为国仇。对于屈原到底是该舍生取义地去赴死，还是该明哲保身地活下去，千余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成为一桩公案。我们姑且抛开他的死到底合理与否不说，仅从恋家（也就是恋楚国的王室）角度指出其局限性与狭隘性。屈原的爱国，集中体现为忠君，为什么忠君？因为他恋的是同姓之家。我们前面说过屈氏是当时的三大家之一。不然的话，他为什么不能砸碎束缚自己的枷锁，像百里奚、吴起、苏秦那样，离开自己的生养之地楚国，跑到其他国家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呢？屈原的痛苦是因为他想离开却无法离开，外面的世界再精彩，那也是别人的地盘别人在做主，而他的家永远在楚国。
他宁愿选择在自己的国度里痛苦到死，也不愿意跑到别人的地盘上逍遥升天。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指出，那就是屈原的自恋有毒。抛出这个观点，我就已经做好了被炮轰的准备。我们打一个还算靠谱的比喻，屈原就像希腊神话里那位爱上自己水中倒影的厄洛斯王子。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讲，屈原的自恋就是将自己内心的痛苦放逐在现实世界里，然后自己以局外人的姿态慢慢去咀嚼并审视它。不客气地说，屈原根本就不是在发泄痛苦，简直是在顾影自怜、欣赏自己的痛苦。痛苦可以说已经成为屈原精神生活中的奢侈品，就如同那些经常唉声叹气，把滔滔不绝地向人诉说烦恼当成享受的人一样。心理学家一致指出，这是一种精神传染病，越敏感，越容易患。不幸的是，封建社会里具有文人气质的官员大多属于敏感者。他们宁愿把直面、改革现实的冲突转化为内心的现象，自我消化，自我陶醉，也不愿或不屑参与对丑恶势力的直接交锋。从这一点说，屈原的痛苦是因为他无法排遣内心的毒，他宁愿喝下那个时代为他藏好的毒。
——士大夫的权色之恋：
过去的官员基本上都是从士大夫堆里选拔出来的。既然是士大夫，那就要怀揣着文人的情怀，除了屈原式的家国大情怀，更多的则是来自于个人的权色小情怀。
对于传统中国士大夫们来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时刻。或者说，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就是结婚和做官，两者构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成家立业”的人生理想。说到做官，那我们就绕不开科举制度。经过隋唐时期的不断发展，宋朝成了封建科举制度最完善的时代。考试取士成为官家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能够在这条路上笑到最后往往名利双收待遇丰厚。这样一来，人们把赶考走仕途作为个人奋斗的终极目标，“不及第不成家”便成了一些文人对着高天厚土放出的一句狠话。就连做了皇帝的赵恒（宋真宗）都在自己写的诗里表达了士大夫们这种人生理想：“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首诗道破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文人处世哲学，告诫那些读书的青年人为了一朝登第，何必急着讨老婆呢！你难道不知道书里既有财富，还有美人。连皇帝都这么认为的事，那些士大夫们的痴迷也就可想而知了。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日成名天下知”，当时看一个家族的兴衰表现，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看在这个家族里到底有几人登科或几个女子嫁给士子。这样的话，那些金榜题名的读书人就成为豪富之家择婿的首选。但官家能够提供的岗位毕竟是有限的，经不起天下士子们这般疯抢。岗位是有限的，抢号头的人却是无以计数的。官家只有不断抬高门槛，不让所有读书的人蹦一蹦就摘到苹果，只有其中的佼佼者才有可能笑到最后。所以大家只有咬紧牙关，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读，期望在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颜如玉”和“黄金屋”。这种先立业后成家的观念使得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剩男剩女，男的苦读功名，女的就苦等金榜题名的凤凰男，就这样等来等去等到花儿也谢了。“女怕嫁错郎”，既然做官的这么吃香，大家闺秀们便挤破头争着去当“官夫人”，在这种大背景下，就催生出了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榜下捉婿”，而且是活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