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下捉婿”，顾名思义就是在发榜的当天，各地的富绅们要上演一场全家总动员，争相挑选那些登第士子做女婿，疯狂的情景简直就是现实版的王老虎抢亲，坊间将这一幕称为“捉婿”。一些富人为了能让自己的家族攀上新科进士为婿，不惜用重金将其买断，堪称中国官场人文的一道奇观。这种类似于权钱交易的“捉婿”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富裕起来的平民阶层渴望跨入上流社会的强烈愿望。士子们希望通过金榜题名来实现自己封官晋爵的理想，同时还能当上富绅的乘龙快婿，岂不美哉！
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颜如玉”和“黄金屋”成了激励士大夫们前进的动力，权色之恋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倾城之恋。
在这些“捉婿”者中，不缺乏当朝的权贵，谁不想为自己的女儿揽个潜力股在怀里抱着，等到潜力股狂飙之日，就是家族荣耀之时。宋真宗时期，河北人范令孙中了进士，宰相王旦二话不说就把他招为女婿。还有一位叫高清的新科进士，品学并不突出，宰相寇准却出面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寇准的侄女死得早，另一位宰相李沆又忙着将自己的女儿送给高清续弦，可见一个人有了官位才会有地位，才会有市场，时人称这些人是“天子门生宰相婿”。并不是所有的士子都吃这一套，中举的士子中也有拿权势者不当盘菜的。比如，宋高宗时期的奸相蔡京就在“榜下捉婿”时吃了闭门羹：他有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新科进士河南人傅察，却遭到傅察不留情面的拒绝，这让老蔡一张老脸都不知道往哪搁。
在年复一年的官场博弈中，有多少读书人耗掉了青春熬白了头。有位叫韩南的书生，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便有人跑来“捉婿”，他没有拒绝，却写了一首诗送给对方，“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也就是说这位进士已经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了，七十三岁还有买方市场，可见当时的“捉婿”市场是何等的繁荣。书真是不白读，有了颜如玉的痴情等待，黄金屋的物质诱惑，中国封建士大夫怎不个个奋勇，人人向前？
而在这两件人生大事上，司马相如都为之提供了一个神奇而浪漫的经典范例。
中国人称结婚为“完婚”，意思就是一个人只有通过婚姻才能达到人生的完美境界；儒家学者提出的“治国平天下”，也是以“修身齐家”为存在前提的。晚清大儒辜鸿铭说过，没有婚姻家庭的爱国者只能算是“强盗爱国者”。在我们的印象中，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婚姻是反传统模式的，因为它完全抛弃了社会使命和家族责任，是情与情的交融，也就是传说中的才色之恋。
“金榜题名”是古代权力晋升的必由之路，也是打通权力通道的最佳方式。
从隋朝开创科举取士之先河后，一批又一批学子经过十年寒窗的苦心经营后，想要进入官场，实现兼济天下和光宗耀祖的宏愿，参加科举考试成了他们人生的必由之路。客观地说，科举制度在封建国家的人才选拔中的确发挥过重要作用，那些厚厚的经史子集为官场输送了多少奸佞小人，多少功臣良将。但是另一方面，它那种日趋规范化、程式化的考试模式，又反过来束缚了人的创造性，限制了人的自由发挥，桎梏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千余年来若干文人学士投身其中，头悬梁，锥刺股，备尝艰辛苦难。但是在其内心深处则有一种强烈的反感与叛逆，特别是个性精神和主体意识比较强烈的文人。要不然就像李白那样的天纵奇才，干脆拒绝去玩这种折腾读书人的高级游戏。
在抗拒官家程式化的科举考试进程中，另一条权力通道也被开辟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如果说科举考试是文人入仕的主渠道，那么“终南捷径”只能算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入仕通道上的小小补充。千万人挤独木桥的科举考试成功率太低，这时候“终南捷径”就对文人学士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司马相如的成功除去个人的才华，还有一点被人忽视，那就是他的家族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这个实力只是相对来说，并不是说他的家族属于当地的巨富，他更算不上富二代。他和卓文君婚恋之后，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已经充分证明了他家的余粮也不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司马家族以自己家族的资财帮助司马相如进入官场，已经算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只希望有朝一日司马相如能够出人头地，为整个家族带来荣耀。
在封建时代，整个家族有时候会将全部力量当做赌注，押宝在一个儿女身上，这在当时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司马相如由此做了訾郎，这个官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古代“郎”字和走廊的“廊”字是通假。依据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出司马相如这个郎中，说白了就是站在皇帝办公的宫殿走廊里听使唤的一个小官，随叫随到。在汉景帝时期，司马相如为武骑常侍，作为一个郎官，虽然是侍奉在皇帝身边，但他的职责就是整天训练马匹，供皇帝跃马驰骋，这和他所擅长的文学专业完全不对口。皇帝狩猎的时候，他要奔跑在皇帝的前面，寻找狩猎的目标，以便让皇帝能够百发百中，彰显其天赋的胆识和武功。这样一个整天和马匹牲畜野兽博弈的武骑常侍，对于自以为满腹经纶，希望有朝一日能有所作为的司马相如来说无疑是痛苦的。正是在这种痛苦心理的驱使下，梁孝王来朝的时候，司马相如与梁孝王身边的说客邹阳、枚乘一见如故，随后假托有病，辞去了武骑常侍这个皇帝身边的官职，跑到梁孝王那里做了一名混吃混喝的食客。
在梁孝王那里，司马相如作为食客虽然没有一官半职，但是能够和邹阳、枚乘等文人整天赏花赏月厮混一处，也算是找准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一群文人泡在一起，激昂文字，指点江山，倒也过得逍遥快活。也就在这个时期，司马相如写出了令他受益终生的《子虚赋》。但是这种幸福的生活并没过多久，梁孝王就死在了自己的封地，原来的梁地也随之被瓜分为五个小国，分封给梁孝王的五个儿子。司马相如也就此结束了让他恋恋不舍的“北漂”生活，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继续自己的创业之旅。
司马相如回到家乡，面对着的是家徒四壁，官场走一遭，又做了几年的食客却还是一无所有。此情此景，可以说是西汉王朝普通文人的真实写照。按照司马相如出生的年代（公元前179年）计算，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是一个三十五岁的中年男人。古人讲究三十而立，三十五岁依然功不成名不就，他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也就是在这时候，司马相如在官场上结交的朋友王吉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王吉，人如其名，为司马相如带来的是大吉大利的人生。他不仅协助司马相如娶到了富家的小姐，而且还动用自己的资源帮助司马相如在仕途上起死回生。
王吉首先拿出了一笔钱财资助了司马相如那场著名的婚恋活动，讨好老婆不花点本钱是绝对行不通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这次婚恋活动的前前后后，王吉是人场和钱场给足了面子。这些钱都花在哪些地方呢？一方面为司马相如大造舆论声势，以显示其大款气派；另一方面用来买通卓文君身边的人，向卓文君推荐司马相如，制造一些情人邂逅的场面，让卓文君与司马相如能够零距离接触。所有的付出就为了让卓文君能够欣赏司马相如的才华，觉得“那小子真帅”，并最终倾心于这个穷小子。前期的经费投入对王吉来说，也许算不得什么，但是对穷得叮当响的司马相如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在卓王孙宴请司马相如的宴会上，王吉故意让司马相如弹琴，而司马相如再三推辞谦虚，最后演奏了那首向卓文君求爱的乐府诗。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这种安排十分巧妙。一是以琴传情本就是爱情大戏里常用的桥段，二是弹琴掩盖了司马相如口吃的生理缺陷。一个穷困潦倒的文人，三十多岁还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爱情与事业，这种感觉很难向外人倾诉。
司马相如在王吉的协助下，不仅如愿娶到了卓文君，抱得美人归，而且还为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进行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宣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当地的名门望族都知道，我司马相如是这个时代最贵的人才。在那个报纸、电视、网络要什么没什么的年代，想把自己炒热炒红炒成文化名人，还真不是容易的事。可司马相如做到了，如果没有很好的营销手段，司马相如的文采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汉武帝刘彻所知晓的。刘彻登基之后，搜罗了一批出身草根的文人跟随在自己的左右，作为自己的参谋。蜀人杨得意也就是这时候在汉武帝面前推举了司马相如，并拿出了那首流传千古的《子虚赋》。当时的汉武帝刚刚十七岁，需要文人为他摇旗呐喊。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也就是汉武帝登基的第二年，西汉王朝开立乐府，征各国及民间乐曲入礼部（相当于文化部）。这个时候的司马相如是协律都尉（宫廷乐师）李延年手下的一名官员，其主要职责就是专门从事诗词歌赋的创作。
司马相如写了很多赋，几乎篇篇都是汉武帝的心头所好。究其原因就是司马相如专门找皇帝感兴趣、爱听的话写。民间有句俗话，“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不知在哪里听过一则《颂屁》的笑话，颇能说明问题。一个秀才病死后，来到阎王面前报到。这个秀才在阳间没有混到一官半职，就想到阴间重新来过。他在阳间也熟悉那些官场的规则，在报到的过程中，阎王刚好放了一个屁。秀才立即吟道：“伏惟大王，高耸金臀，洪宣宝屁，仿佛乎麝兰之气，依稀乎丝竹之声；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至。”阎王非常高兴，盛宴相待，又多许了他十年的阳寿，将他放回人间。
虽然说司马相如在一些文字中对汉武帝进行了劝谏，但是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些文字都是隔靴搔痒，并没有触及到皇帝的要害。从个人素质来说，司马相如并不具备一个优秀官员最基本的素质，最要命的一条就是司马先生还患有严重的口吃。这也就决定了他不会像其他的官员那样，激烈地参与朝廷事务的辩论。这是司马相如的缺点，同时也是他在汉武帝手下得以生存下来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