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与军事的互动来看，军事是政治最可靠的力量基础，而政治则是军事发展的首要关系变量。因此在研究中，对于政治安全形势主要从大国政策互动的方面来进行考查，而对于军事安全形势，则主要从军事实力和战略布局的层面开展研究。
锐利的鳄鱼剪——美国的东北亚政治安全政策及其影响
美国的亚太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东北亚战略是整个亚太战略的缩影。美国战后的重要利益是维持世界霸权结构和自己的霸权地位。美国国防部1995年的《东亚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防止竞争性、敌对的大国或者国家联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亚太地区”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而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1996年6月发表的《美国国家利益》报告更进一步强调，美国必须确保在亚洲不会出现一个敌对的超级大国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形成挑战，这是美国在亚太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而东北亚地区集中了亚太所有大国，东北亚地区构成了美国实施亚太战略的平台。美国的核心利益在于保证其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权，防止中国和日本的强大而破坏美国所构筑的东北亚战略平衡。在美国看来，“日本应该是美国在处理世界事务新议程中的全球伙伴，地区举足轻重的中国则应该成为美国的远东之锚，由此促使欧亚大陆出现一种稳定的均势”。美国没有出台明确的东北亚政策，但我们从美国亚太及东亚战略的调整中可以理清美国东北亚政策的大致脉络。一是极力维护和强化美日韩军事同盟体制；二是对朝鲜保持接触加威慑战略，主要是美国担心朝鲜突然崩溃会引发难以想象的地缘政治后果，以塑造敌人和对手来凸现美国军事存在的合法性；三是在美国主导下维持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这样，以美国驻东北亚的军事基地为中轴，以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为两翼，就形象地构成了美国东北亚政治安全政策的主要特点：一个张开的、锐利的“鳄鱼剪”。
1.克林顿政府的东北亚政治安全政策
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便在构想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新秩序。1995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东亚战略》报告就提出：①要强化美日安全保障同盟体制，突出强调了美日同盟的重要性；②继续加强与韩国同盟关系，以进一步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③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力量，并对亚太盟国提供核保护；④建立亚太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以作为辅助性的制度安排。这一时期美国东北亚战略的意图十分明显：一是要牵制中国。美国自然不希望中国崛起，即便美国不能阻止，那么至少对中国的崛起采取和平的方式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对中国的牵制在于避免未来的中国对其地位构成挑战，也担心由此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地区集团化。美国正在居安思危，巩固目前与日、韩的同盟关系，形成以此为核心的地区安全框架，也力图达到钳制和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二是用朝鲜半岛问题牵制东北亚各方力量。美国一方面希望朝鲜半岛形势不出现严重动荡，另一方面也不希望看到朝韩关系的过密发展。因此，在加强同韩国同盟关系的同时，也在有效地钳制韩国，控制半岛统一进程。建立多方会谈机制则可能缓解地区紧张，也更容易使地区保持现状，这是美国利益在东北亚地区最大化的选择。三是限制日本以牵制日本。美日安保体制本就有双重功效，美国既要将日本变为伸向亚洲大陆的前沿基地，同时也是要限制日本谋求成为“自主”全方位大国的可能。日本仅作为一个经济大国，而在政治和军事上依附美国，支持美国的全球战略实施，帮助美国在东北亚及东亚地区占主导地位才是美国的真正追求。
2.布什政府的东北亚政治安全政策
布什总统上台后，随美国全球战略的变化，美国政府对东北亚战略也进行了相对的调整，明显突出了战略上的针对性和进攻态势。
（1）加紧构筑由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
强化美日军事同盟是其地区战略的优先选择。由于美国在应对传统安全同时还要应对诸如恐怖主义威胁等非传统安全，客观上需要盟国给予更多方面的支持。为此，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也有所改变，积极鼓励和支持日本扩大安全防卫，并承担海外支援等“义务”，甚至不惜支持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这恰好符合了日本在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右翼势力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化的意图。整体右倾的日本抓住此时机极力迎合美国，加速推进其“普通国家化”的步伐，以至在“入常”和对待地区争端等问题上的举动也让美国感到了“为难”。如在日本“入常”问题上，美国只得以“只支持日本”，而不支持“四国集团”的方式，实际上否定了支持日本“入常”，后来干脆以事务繁忙为由主张暂缓联合国改革，使日本的努力完全付诸东流。因此，美国对日本追求“普通国家化”的纵容必将导致日本不断招惹麻烦，但布什仍坚持打造这种新型的同盟关系。
当然美国也在试图通过扩大与日本的军事协调一体化来控制日本，但总体上重点还是在发展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以制衡中国。因此可以说，布什政府之前美国拉拢日本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为了制约日本，那么布什政府现行的政策则更多的是在通过发展日本以使用日本。布什在2006年4月提出了基于“三项基本设想”的东亚战略。他希望保持与日、韩的传统国家关系，认为这些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是美国对该地区方针的基石。美国要与“伙伴们”合作解决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同时也表示希望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关系，认为中国应走向全面市场化制度，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历史攸关方”。美国的这种姿态表明，布什政府几年来在感到单边主义推行艰难且难以完全达到目的后，转而采取了一种较为灵活的合作对策。其最终目标就是以此在东北亚进一步形成以美国联合日本和韩国为主导、中国和俄罗斯处于应付地位的政治安全机制框架。
（2）开辟东北亚新战略地带
布什政府在东北亚地区一方面抓住朝鲜问题做文章，另一方面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新的战略地带——蒙古。美国加强与蒙古的关系自然是出于更深和更长远的战略考虑。美国发展美蒙关系并没有回避以发展政治和军事关系为主的现实，经济方面也仅是给其没有太大实际意义的最惠国待遇（双边经贸往来还很少）和较多的无偿援助。美蒙关系加强所体现的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意图是明显的。
蒙古作为地区处于边缘地位的独立国家，其地处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极可能成为未来用于制约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要地。美国是在为未来投入，目前还是保持使蒙古别落入俄罗斯或中国的“势力范围”，但是，一旦有朝一日美国能通过蒙古打通中亚一线，那么届时蒙古将不会再孤立于俄中之间，美国则会以此对俄、中形成有效的战略包围态势。
（3）关注中美关系战略的重要性
中美关系不仅影响东北亚格局的变动，也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2000年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发表的《美国国家利益》报告中列出的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中，两项“生死攸关的利益”之一便是“与美国在东亚主要的潜在战略对手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两项“极端重要的利益”则是“维持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的和平”及“中国与日本在有利于美国的前提下实现持久和解”；三项“重要的利益”之中有两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继续向民主与自由市场方向迈进”及“和平解决南中国海或钓鱼岛等次要领土争端”。由此可见，美国认为其在东北亚的利益基本都与中国有关。而中国也已经显示出了在维护亚太地区稳定方面的重要政治影响力和作用。因此，美国认为，在东北亚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以新的方式应付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崛起。
美国东北亚地区战略无论有怎样的调整，其主要目标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首先，确保美国在亚洲的作用不会被削弱。为此，美国在用各种策略和手段防止亚洲地区出现能与美国对抗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其次，确保美国获得在亚洲的最大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力等。东北亚多数国家正处在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过程中，不仅有广阔的商品市场，还为世界提供了收益率较高的资本投资市场。此外，东北亚国家的经济结构对美国也很具吸引力，可使美国从中获得更多的结构性经济利益。最后，维持东北亚地区现状目前有利于美国的格局。美国希望东北亚保持现状的稳定，而不希望发生美国不能掌控的变化。美国的关注仍然主要集中在中国，一些美国人在不断地担心：“假设中国的经济、技术及军事发展以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其对美国及美国利益构成的潜在威胁将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台湾问题的演变，其二，强大的中国是否谋求削弱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及存在。”为此，美国在加强其在东北亚双边同盟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多边体制的建立，如进行朝核“六方会谈”等，以此主导地区事务，防止其他大国之间形成联合给美国造成地区利益损失。美国要在东北亚地区维持现状，也是寄希望在地区分裂中主导局势，获得最大的利益。如果朝韩半岛一旦统一，美国在半岛上驻军就可能成为一个难题，而统一后的朝韩与日本的关系一旦紧张，美国就可能会失去其在东北亚地区平衡关系的作用。
总之，美国对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策略构想是要建立“以前沿军事存在为基石，以双边联盟关系为支柱，以多边安全关系为补充，遏制东北亚国家对美国主导地位可能发出的挑战”的战略体系。美国策划形成以美国为首以日韩为伙、具体目标针对朝鲜、战略上对付中国包括俄罗斯在内这样的政治安全框架在20世纪90年代已露端倪，进入21世纪至少是在21世纪的头10年内，美国将谋求把这种框架稳固下来。美国追求全球霸权的目标不能不依托其地区战略来实现。虽然美国国内的学者对美国霸权地位的走势看法不一，比如耶鲁大学学者认为美国正在从霸权地位上衰落下来，他所能做的唯一事情是如何减小这一过程的负面影响；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美国的世界霸权在可预见到的未来受到真正挑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的相对优势在逐渐减弱。因此，美国学者查莫斯·约翰逊十分担心美国对霸权的追求会让美国重蹈苏联的覆辙。
徘徊的双头鹰——俄罗斯的东北亚政治安全政策
1.俄罗斯东北亚核心安全观的形成与特点
苏联解体以后，由于“休克疗法”政策的失败以及独联体国家之间经济联系一度中断，俄罗斯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能力急剧下降。俄罗斯与美国共享全球超级大国地位已一去不复返。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西方观察家十分担心因此而带来的东北亚地区政治和军事的不稳定，甚至引发东北亚局势的巨大变动。然而，情况并非如他们想象，从总体上说，东北亚地区还是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因为国力的下降而带来了与东北亚各国合作的双边需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了“大西洋主义”与“欧亚主义”两种对外战略的争论。“大西洋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欧洲民族，欧洲西方文明的核心是私有制、私有观念。俄罗斯应该努力恢复同欧洲在社会和文化上的统一，通过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俄罗斯决策者深受这样的理念左右，选择奉行“一边倒”政策，幻想走上资本主义民主道路以及私有化能换来西方的友善援助，引领俄罗斯重振雄风。他们强调俄罗斯与西方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彼此“完全不存在不可能克服的分歧和利益冲突”，继而幻想与西方国家结成“战略伙伴”以至“联盟关系”。然而，在俄罗斯经济面临全面崩溃之时，西方国家并没有出手相救，反而还在科技等方面有意进行了封锁。
俄罗斯于1993年解散了华沙条约组织，陆续完成了从波兰、匈牙利、德国和波罗的海的撤军。而北约却毫不顾俄罗斯的反对，坚决进行东扩。俄罗斯在1993年《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总原则》中提出了同外部世界建立平等互利新型伙伴关系的一些设想。对外政策的“一边倒”转为同时与东西方各国在平等基础上建立新型伙伴关系的“双头鹰”政策。普京上台后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中明确规定了其奉行自主和建设性的对外政策。从此，俄罗斯战略带有了务实、平衡、全方位的特点。东北亚成了俄罗斯双头鹰战略的一翼。
显然，俄罗斯“欧亚主义”的主张影响了这个战略特点的形成。“欧亚主义”把俄罗斯看成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均衡因素，主张俄罗斯应以桥梁作用而复兴。可以看出，俄罗斯从身份上追求回归欧洲国家，但从战略利益出发考虑，两翼战略更有利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俄罗斯在东北亚的利益关系到俄罗斯恢复大国地位的战略意图。就俄罗斯国家整体利益而言，当前的国家利益主要包括：①维护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②确保国家安全；③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④恢复大国地位和作用，增强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而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以及外交活动也势必要谋求与这四大利益相关的利益，即保证俄罗斯东部地区的安全和周边稳定、为东部地区的开发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积极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扩大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提升大国地位。俄罗斯在东北亚的战略无疑也将是围绕这些利益而展开。但是，由于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和核心地区仍然处于欧洲，俄罗斯的战略重心也在随着欧洲情势的变化而移动，目前来看，这只双头鹰还只能是徘徊于东北亚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巨鹰。
2.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意图
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意图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在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西部战略空间的情况下，俄罗斯希望能在东北亚甚至整个亚洲的战略地位有所提升。东北亚地区复杂的国际环境给俄罗斯施展战略提供了较大的回旋空间。俄罗斯有可能通过在东北亚的战略优势来突显大国地位，以防在国际政治新的格局中被边缘化的命运。东北亚是俄罗斯当前情况下较为现实的政治势力延伸的通道。
其次，在东北亚经济迅速成长中获得经济利益。东北亚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俄罗斯希望通过经济合作，尤其是先以能源合作带动俄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尽快恢复和壮大俄罗斯的综合国力。俄罗斯已经感受到了“衰落帝国”的处境，也认识到了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最终还是要以综合国力为依托表现出来。
再次，通过与东北亚各国的合作制衡美国。美国对俄罗斯的遏制并没有因为其社会转型而停止，而是趁俄罗斯衰落之机大举压缩其原有的势力范围，并通过北约东扩、颜色革命等手段将压缩线逼近俄罗斯边境。也只有通过合作、联合的方式才能抵消来自美国的压力。俄罗斯转而追求增强其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依据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发挥作用是较为有效的捷径。
最后，在东北亚地区谋求安全，以消除后顾之忧，进而努力在欧洲事务中发挥作用，对国际社会发展的进程产生影响，建立稳定、公正、民主的国际秩序，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
3.俄罗斯的东北亚政治安全政策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意图，俄罗斯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在东北亚地区具体的政治安全策略运作中采用了如下政策：
政策之一：以石油出口为砝码，加强和控制与中、日、韩三国的关系。有研究显示，中国、日本、韩国是石油消费大国。其中中国的石油消费2003年已经列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而日本列居第三。2007年除中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度为47%以外，日本、韩国几乎完全依靠进口。韩国是世界第四大石油进口国。朝鲜还没有发现油田，而蒙古开采能力十分有限。从目前情况看，这些缺油国家的石油进口主要来自中东地区，如阿联酋、沙特、伊朗、卡塔尔、科威特、阿曼等国，但是，这一地区动荡不定，从美国的战略意图上也可以看出，中东地区的石油已经很不可靠。东北亚地区各国把目光转移到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已是重要的战略目标。俄罗斯远东地区石油储量丰富，虽然受制于开采能力，目前对东北亚供油还非常有限，但是随着远东地区的开发以及俄罗斯对石油在处理东北亚地区关系中战略地位的重视，石油向东北亚大量出口不会不可能。
政策之二：用非对抗型措施提升俄罗斯在东北亚的政治影响力。俄罗斯实施全方位伙伴关系战略，不同任何国际力量中心对抗。尽管俄罗斯因其经济、政治地位的下降而有可能不再是东北亚主导性的安全因素，但是她参与地区事务的结果表明她仍然具有影响东北亚地区事务甚至全球事务的能力。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采用非对抗型措施，不仅可以拓展其活动空间，也有助于提升其对整个地区的政治影响力。2002年6月29日朝韩海军在黄海发生交火冲突，双边关系紧张升级。7月下旬，俄罗斯外长便前往朝、韩访问，推动朝鲜半岛北南双方的对话和扩大双方合作关系，从而缓和了半岛的局势。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说明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仍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也展现了其大国地位。
政策之三：建立东北亚政治安全的俄中轴心。2001年中俄两国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从而把两国建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俄罗斯深知，要保持自己的大国地位，必须借助中国，谋求一席之地。普京认识到，俄中合作就其性质而言要高于俄美关系。俄罗斯在很多问题上可以与中国达成共识，比如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反对美国强权干预问题上等。俄罗斯出于制衡美国的需要，也出于恢复和发展国内经济的需要，都能让俄罗斯比较努力地加强俄中关系。但也有观察家分析，当俄罗斯经济得以恢复之后，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经济动机就会减小。但仅就未来的10～20年观察，中国经济的吸引力以及中俄共同制衡美国的需要都不会、也不应该改变俄罗斯东北亚战略的中国地位。
政策之四：积极发展与东北亚其他各国的关系。尽管日本是美国在东北亚最重要的盟国，韩国是美国在东北亚重要的伙伴，但是加强同韩、日之间的关系对俄罗斯来说也十分重要。俄罗斯希望韩、日能够成为其远东地区开发的技术和资金上的重要伙伴。俄罗斯已在审慎地开展与朝鲜和韩国在武器和尖端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并坚持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实行等距离外交，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另外，2002年3月，俄罗斯总理访问蒙古，解决了俄蒙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双边合作关系也得到了加强。
政策之五：以武器出口拉动国内军事工业的复苏。俄罗斯在休克疗法过后，一度为工业体系中庞大的军事工业感到困惑。但是，随着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调整以及国际市场对武器需求的增多，俄罗斯军工渐显活力，有成为东北亚地区重要军火生产基地的可能。俄罗斯军事工业有着雄厚的工业和技术基础，在经历过由于国内市场转型时而经历的一度尴尬后，逐渐进入并拓展了世界市场。东盟、东北亚各国都是俄罗斯重要的武器出口潜在市场。
政策之六：有意弱化与美国进行地缘政治和战略竞争的意图。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之后，普京当天就打电话给布什表示哀悼，随后又不失时机地利用合作反恐加大了与西方接近的力度。俄美关系开始回暖。俄罗斯此举是为了向西方表明，俄罗斯不是美国的敌人，而是战略伙伴。当然反恐也是俄罗斯的需要。2002年5月，俄美双方建立了“新型战略关系”，俄美利益达到“空前一致”。在反恐、确保能源安全、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武器方面美国都需要俄罗斯的支持。两国元首还签订了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方面的条约。
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在俄美关系中，俄罗斯却没有美国那样“自由”。美国可以在“9·11”事件之后因为俄罗斯在反恐问题上对美国的支持而向俄罗斯表示友善，也可以随时根据自己战略目标的调整而不顾及对俄罗斯的排挤。诸如，为了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美国鼓动乌克兰等国的颜色革命。美国要把中亚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意图另起炉灶抗衡“上合组织”，令俄罗斯面临更大压力。对于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的行为，俄罗斯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并竭力继续与美国保持频繁的接触和交往。这一切也表明，俄罗斯已经不具备与美国战略争夺的能力，俄罗斯外交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务实态度也决定了这一点。但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放弃“冷战”思维的是西方，而俄罗斯放弃对抗只能使自己的国家利益受损，同时也不可能真正消除对抗。
和平外交——中国成熟的东北亚政治安全政策
在东北亚三大支撑国中，美国的东北亚战略和俄罗斯的东北亚战略虽然还会随着国际局势和自身综合国力的变化而做出一些调整；但是，在可预见的10～20年内完成这一巨大的调整也不现实。仅就目前而言，中国在面对美、俄两国的东北亚战略及其实施手段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应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
1.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构成
进入21世纪以后，和平、发展、合作进一步成为时代的潮流，挑战和机遇共存。在建立世界新秩序方面，中国坚持倡导多边主义，主张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主张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主张促进全球经济、社会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主张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安理会的重要作用。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继续推动世界多极化，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各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第二，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三，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维护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第四，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深化区域合作。
第五，进一步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努力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处理分歧。
第六，积极参与多边外交，维护和加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权威和主导作用，努力在国际和地区组织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第七，中国将全面加强经济外交和对外文化交流，积极维护中国公民和法人涉外合法权益。
而在东北亚地区，中国也将和平外交政策创造性地应用，为中国的国际环境的改善，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和平外交政策下的中美关系
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无论风云变幻，“三个联合公报”始终成为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和方针。中美关系可以说是在挫折中发展的：1989年美国对华制裁、1992年美国向台湾大量出售先进战机、1995年李登辉访美、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2001年发生撞机事件、同年5月美国允许达赖喇嘛赴美从事分裂活动、2002年美国公布2001年度人权报告对中国无端攻击、同年又允许台湾所谓的“国防部长”汤曜明赴美、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向国会提交首份年度报告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布什签署《2003财年国务院授权法》公然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2003年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表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对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宗教自由状况无端指责、美国政府官员多次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政和中国香港特区内部事务并对香港特区基本法第23条立法问题无端评价、美国会众院还通过了反对香港特区第23条立法的决议案等，中美之间大小摩擦不断，经济上的分歧也时有发生，有时还较为激烈。但在处理这些外交事务中，中国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尽力缓解矛盾，既斗争，不失大国自尊，又合作，争取发展的和平环境，斗而不破，在斗争中求团结，尤其是高层战略对话和反恐、解决朝核问题等方面的合作使中美关系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发展。温家宝总理在布什总统2005年11月第二次访华时的会见中引用的诗句恰当地表述了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应该高屋建瓴处理分歧、展望未来的境界。继布什访华后，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再次访问美国，并确立了“全面推进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美国第二大国债持有方（截至2005年年底，持有额为2567亿美元）。这种经济格局也在平衡着两国的政治关系和地位，对于双方越来越重要的相互利益注定了两国关系将在摩擦中寻找平衡和发展，且发展将可望占据主流。连美国的一些高层人士近期也不断做出“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的判断。
3.和平外交政策下的中俄关系
在中俄双边关系上，15年来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双方本着和平共处、互谅互信的态度，在文化、教育、科技、经贸等多领域展开合作交流，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在边界问题上，两国平等协商、互谅互让，以有关边界问题的条约为基础，共同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1991年）、《中俄国界西段协定》（1994年）和《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2004年），将中俄边界线走向全部确定。在处理双边关系时，中国并未因俄罗斯独立后曾经一度热切投奔西方而对之弃置不理。事实上，中俄之间的共同战略利益要强于俄美之间。美国对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支援是有着战略企图的，最终目的是要控制和掌握对方。美国十分清楚，对于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即便使其在经济等各方面壮大起来，美国也不可能对它们完全控制，还可能为自己培养战略对手。因此，美国必然要采用遏制政策。而美国对今日蒙古的特殊“关怀”就是其有针对性、有步骤地在东北亚地区扩展战略空间的重要行动。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与蒙古一时的疏远，导致美国有机会迅速插手来做蒙古的引路人。因此，俄罗斯选择双头鹰的全方位外交为中国谋求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与合作提供了可能。
1994年江泽民应邀访问俄罗斯，双方确立了“新型建设性伙伴关系”。新型建设性伙伴关系是强调既不对抗也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长期友好、互利合作的关系。1996年叶利钦访华期间，中国接受了叶利钦希望把“建设性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提法。双方建立了“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被一些人误认为是针对美国的一种关系。事实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多以长远的战略利益为出发点，而建设性伙伴关系则讲求平等互利，发展关系多以互惠为基础。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双方利益共同受损时，并不完全排除针对第三国，但并不是以针对第三国为目的。在台湾问题上，俄罗斯的立场十分明确。俄罗斯承诺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不接受“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及其他只能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不向台湾出售武器，不允许外部势力对解决中国台湾问题加以干涉。这是中俄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重要前提。
总之，中俄两国高层互访和定期会晤机制已经为中俄开展对话提供了保证。两国在对世界突发事件和一些国际问题的立场能保持相近或一致，共同主张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单边主义和恐怖主义。在两国边界问题彻底解决以后，根本利益冲突和矛盾暂时不再存在。尽管俄罗斯国内还有中国威胁论的担心，中俄之间在具体的经济合作领域也有一些矛盾需要不断磋商解决，但这些都是正常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大趋势。美国学者认为“莫斯科领导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不会严重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莫斯科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将优先关注东部，即中国台湾方向的安全、日本的长远军事角色以及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力量和地位。无论如何，中国和平外交政策都是符合东北亚地区，包括俄罗斯利益的。
4.和平外交政策下的中日关系
在中国外交努力下，中日间形成了现有的总体上以和平友好为主旋律的关系。但是，不和谐的音符时有发生，且常常加重。在中日之间，历史问题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历史认识问题不解决，东北亚地区各国与日本合作的基础将永远是脆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也对中日关系形成了严重的干扰。台湾问题更涉及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涉及中国的根本利益，不可以回避。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便持有“台湾归属未定论”。1972年9月中日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明确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要求日本政府严格遵循《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精神，“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维护中日关系大局。
但是，随着政治、军事大国化欲望的加强，日本自恃美国的纵容，在此问题上始终不能正确对待，且表现出一定的野心。在中日友好合作的交往中，日本方面经常在诸如钓鱼岛问题、光华寮问题、战争赔偿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政府始终从维护中国正当权益、保护人民群众利益和维护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要求日本方面认真对待，妥善处理。在文化、科技交流与合作方面、日本对华投资以及中日贸易方面，多年来取得了不小的进展。1998年中日双方表达要“共同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尽管美国为了谋求其在东北亚的利益而绑住日本遏制中国，使中日间在深化双边政治关系方面受到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因素的影响力并不大。中日之间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美国，而在于日本对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地位和利益的考量，在于日本自身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态度和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独立要求。中日关系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其发展变化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处理不好这个关系，对日本的发展无疑也将产生巨大的局限。在现实中日本在东北亚地区难以将其庞大的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性的权力与威望。东北亚地区为数众多的历史问题和现实热点需要一种政治力量的推动而求得解决，未来的中国最有可能充当这一角色。
5.和平外交政策下的中韩关系
中韩两国关系在1992年8月建交以后，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政治、经济各方面交流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两国政治关系进展十分顺利。1998年金大中总统访华时，中韩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中韩双方对建交6年多来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表示满意，认为这不仅有利于两国各自的发展，而且对本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做出了贡献。2003年7月，应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邀请，韩国总统卢武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中韩关系、半岛形势、朝核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宣布建立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确定双边贸易额5年内达到1000亿美元的目标和一些新的合作领域。2005年中国领导人胡锦涛访问韩国，就深化双边的合作提出四点意见：政治上增加互信、经济上扩大合作、人文上相互借鉴、国际事务上加强沟通。双方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共识，并表示争取到2012年中韩建交20周年时两国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两国间高层官员互访频繁，政治关系为经济合作铺平了道路。同时两国间文化的交融也为双边的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韩国来华留学生已占至各国来华留学生的40%，表明了中韩长期保持友好与加深双方合作的潜力。目前中韩之间一直保持了双边关系良好的发展势头，值得两国人民倍加珍惜。
6.和平外交政策下的中朝关系
在中朝关系上，两国在教育、科技、文化、经济、军事、社会各个领域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是朝鲜的主要贸易伙伴。在朝鲜克服自然灾害的过程中，中国无偿提供粮食、原料等援助，给予了朝鲜一贯无私的支持。随着朝鲜国内改革的深入，朝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解也逐渐加深，特别是金正日的连续到访，使两国的传统友谊得到了确认和深化。2005年胡锦涛访问朝鲜，并提出四点建议：①继续密切高层往来，加强相互沟通；②拓展交流领域，丰富合作内涵；③推进经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④积极协调配合，维护共同利益。鲜血凝成的友谊仍是中朝关系结实的纽带，双方之间本着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加强合作的精神，双边关系将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7.和平外交政策下的中蒙关系
在对蒙政策上，“冷战”结束后，中蒙于1994年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友好合作关系条约》，1996年双方签署《中蒙1996-2000年教育交流与合作计划》，2000年双方签署《利用中国无偿援助款项培养蒙古留学生项目执行计划》。2002-2003年，蒙古公派来华进修、留学人员达180人。1998年蒙古总统巴嘎班迪访问中国，双方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健康、互信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1999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蒙古，进一步丰富了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内涵。2003年胡锦涛主席访蒙，再次确立了中蒙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并发表了两国联合声明，强调“全面发展两国友好和互利合作，永远做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对蒙古实行睦邻友好政策，尊重蒙古的主权独立和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经过中蒙两国的共同努力，中国已经成为蒙古最大的投资国和贸易伙伴，两国各领域的合作也都有了相应程度的发展。
总之，中国通过和平外交，在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的自身建设开辟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国内有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一种认为应该选择伙伴战略，另一种则认为应该选择大国外交战略。其实，所谓的这两种外交战略间并无实质性矛盾，前者注重的是防止公开树敌，有利于扩展外交活动的空间，而后者注重的则是以大国方式处理国际事务，争取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地位。实际上，中国在建立伙伴关系的同时，在处理地区事务和国际事务时，都已经显示出了大国的风范。正像前古巴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阿尔韦托·J。布兰科·席尔瓦所说：“中国不同于其他大国，其发展不以剥削第三国为基础，也不损害第三国的利益，从不在世界上使用单方面的经济制裁，中国的大使们尊重各国主权，中国不违背我们这些国家人民的意愿强行建立军事基地和强行进行军事演习，而是基本以国内市场、自身的劳动力、自己的资源和所积累的资本为依托。在亚洲危机和货币贬值期间，中国没有降低货币比值，这一点被公认为是该地区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
半岛形势——东北亚国家政治安全政策的对立与联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体系形成，朝鲜和中国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使历史必然将东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推上国际政治舞台，并成为了“冷战”中欧亚大陆东端的前沿。朝鲜战争使美国深深地介入到了东北亚事务当中，而分属两个阵营的朝鲜半岛也自然成为了东西方对垒的热点。为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抗，美国利用对日本的军事占领，一方面阻止对日本的战争清算，另一方面扶植其发展，将其紧紧绑在自己的战车之上，使其成为美国靠近欧亚大陆东侧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同时，美国以保障韩国安全为由长期在韩保留驻军，形成了驻韩与驻日美军相互呼应、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态势。与此同时，美国支持并武装蒋介石集团退守台湾。至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封锁亚洲大陆共产主义势力的，北起阿留申群岛，经千岛群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南至台湾岛，延伸至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的“第一岛链”打造形成。
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中美、中日相继打破僵局改善关系，继而中国也逐步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之路，客观上促成了东北亚地区局势的战略缓和。20世纪90年代后苏联的解体进一步助推了美国以西方民主统一世界的霸权欲望，美国开始全球战略进攻，一边以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影响空间，另一边开始插手一直没有得以掌控的中东这个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与此同时，在东北亚，美国也加紧了对朝鲜的挤压。朝鲜战争本身就是两大阵营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较量，而“冷战”结束后美国介入朝鲜事务，也是为了在地区事务中占据主导，以防东北亚一隅力量变化使自己的影响力被挤出而造成其整个亚太战略的坍塌。对朝鲜，美国基本上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一方面要促其变，另一方面又防止其突变造成地区难以把握的严重动荡。这种局面也使东北亚缓和的局势得以维持，为以中国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东北亚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奠定了基础。
“9·11”事件后，美国的全球战略进一步调整，出于反恐“联盟”的需要，一方面美国单边主义有所收敛，另一方面其战略更显刚性和进攻性。在东北亚的表现是，以朝核问题为由对朝鲜加大压力，同时与中国接触加遏制的政策中遏制成分增加，尤其是美日联盟的加强和对日本的纵容致使东北亚地区矛盾加深，出现了所谓的“政冷经热”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地区政治结构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立因素使一超多强的区域特点更加确立和突出，这在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也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
历史上的朝鲜半岛一直是利益争夺的逐鹿场。“冷战”结束后，东方阵营瓦解，而西方阵营在东北亚却得到了加强，力量的失衡使矛盾焦点都偏向了朝鲜，使她成了西方世界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向社会主义国家“开战”选取的“主攻目标”。形成这种局面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朝鲜半岛长期对峙，苏联的解体使朝鲜经济陷入困境，而南方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高速发展对北方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二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有力地促进了与西方国家的经贸联系，尤其是“复关”和“入世”的谈判突显了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使与西方国家关系进一步缓和，而朝鲜坚持封闭，被西方认定为东北亚地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从一个时期美国对朝鲜采取的政策可以看出，虽摇摆不定，具有明显的短期行为特征，但最终瓦解朝鲜社会主义政权的宗旨并没有改变。起初是美国支持韩国推行对朝鲜的“吸收统一”策略。这种策略的基点是出于对朝鲜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必将趋苏联、东欧发展的大势迅速走向瓦解的判断。为配合韩国，美国还于1991年从韩国撤出了仍在配备中的战术核武器，甚至还拟定了2001年撤出全部驻韩美军的计划，并促成了《南北和解、互不侵犯与合作交流协定》的签订及《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的发表。然而，事与愿违，朝鲜虽然经济陷入困境，但政治却没有崩溃，朝鲜反而采取了拒韩国于门外只与美国沟通，试图与美打破僵局签订《和平条约》的政策。这种趋势发展的走向势必解除朝鲜的外部压力，而使之对韩更加强硬，自然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克林顿入主白宫后，美国对朝政策改弦易辙，停止从韩国第二阶段撤军的计划，恢复与韩国“协作精神”军演，并加强对朝鲜军事部署，甚至还拟定了所谓的“5027对朝鲜作战计划”，实行联合韩、日以武力打压促使朝鲜就范的政策。这一政策直接造成了朝鲜半岛对立和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加深，然而并没有奏效，外部的紧张反促成了朝鲜内部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金正日政权也更加稳固。以1994年美朝“核框架协议”签署为标志，美对朝政策再次改变，转以实施“软着陆”，亦即“接触加遏制”，软硬兼施，一箭双雕：“既消除对自己安全利益的一个‘威胁’，又加强对半岛事务的干预能力。”但其最终目的仍是要以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改变朝鲜社会制度，最终把统一的朝鲜纳入自己全球战略的轨道。而金大中开创的对朝“阳光政策”则进一步促进了美对朝政策接触的一面，并对武力强硬的一面则予以了牵制。随着“朝核危机”的再次爆发，“六方会谈”被纳入了程序，从而也启动了东北亚地区事务多边“合作”的开端。
东北亚的政治安全是宏观稳定与微观动荡的统一。在整体稳固的框架中，内部力量分化组合变化细微，显性的矛盾暗藏着关系的复杂，艰难的求解推动着政治多元化的发展。中国在“六方会谈”及地区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也得到了各方的肯定。但中国的“有所作为”也牵动了多方关系的神经，尤其是中美与中日关系。美国既要限制中国的影响，同时也希望中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这种关系的互动结果自然会使关系更加微妙，而中日关系的趋紧，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事务中作用的灵活——这种错综复杂的政策交织和战略态势便是东北亚目前政治安全形势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