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所见到的自然界就由两大部分构成，海洋和陆地。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陆地和海洋就先后成为人类拓展和发展的主要领域。在农耕文明时期，土地是财富产出的主要来源，而掌握和控制大量的、适宜耕作的肥沃土地，就成为国家财富的重要标志，于是世界各国争夺的焦点就是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土地拥有国，陆权为这一时期各国所追逐的主导权力。而进入商品经济以后，由于贸易的迅速发展，人们发现了财富与贸易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托马斯·孟），而海洋成为通商和贸易的最主要的渠道。从葡萄牙的大航海时代开始，先后有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成为海上大国，人类社会又进入了以海权为主导的时期。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又进入了一个微妙的平衡阶段，海权和陆权在这60余年的时间里，互有攻守，时有强弱。
对于海权和陆权国家的定义不一而足，本书对于海权和陆权国家的判定兼顾两个标准，一个是习惯标准，一个是国家根本利益的获取途径标准。在此基础上，一般认为德国、俄罗斯、中国、印度、伊拉克等国为陆权国家，而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为海权国家，如果这种标准划分合理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就变得非常耐人寻味了。在欧洲，是美、英、法等海权国家对陆权国家德国的胜利；而在亚洲，则是苏联、中国等陆权国家对海权国家日本的胜利，即使从两面参战的苏联和美国来看，也是一个陆权国家和一个海权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仿佛是前5000年人类海权与陆权之争的“归零器”，从这一刻起，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又从平衡开始进入下一回合的争夺与博弈。
在欧洲，1948年4月开始正式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启动了海权国家向陆权国家挑战的序曲，随后，在1949年建立了军事、政治同盟的“北约组织”，开始了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三个方面挑战陆权国家的时期。以苏联为首的陆权国家针对性地建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约组织”，推动了欧洲海陆均势的形成。而在东北亚，由于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使得陆权国家一度处于优势地位，但海权国家在失去对中国的控制后，迅速地组织了抗衡陆权国家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并从经济上扶植日本，悍然于1950年发动了朝鲜战争，经过三年多的浴血奋战，以中国为首的陆权国家保持住了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均势。从这一个时期的情况来看，海权和陆权国家的均势情形没有发生明显改变，但从挑战的发起者和主动性来看，海权国家在这一个时期处于上风。
以“猪湾事件”和“古巴导弹危机”为分水岭，战略上的均势发生了有利于陆权国家的变化，先是挑战的主动权逐渐由海权国家过渡到陆权国家，而后来，战略的天平也开始向陆权国家倾斜。1966年2月的叙利亚政变，标志着陆权势力开始向中东地区扩张，而1971年印度和东巴基斯坦间的战争，则标志着陆权国家在战略上处于进攻地位，战略的天平向陆权国家倾斜，随之而来的越南战争、两伊战争和苏军入侵阿富汗战争进一步加强了陆权国家的这种战略优势。
但随着里根总统“星球大战”计划的推出，战略天平又开始向海权国家倾斜，柏林墙倒塌、两德合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一系列的事件，都将海权国家推上了二战后以来的新的战略高度。以此为基础，海权国家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势力范围的重新布局和调整，美国先后取得了格林纳达、巴拿马、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第二次海湾战争的胜利；北约成功东扩，并取得了南联盟战争的胜利；利用核爆后国际局势，解除了俄罗斯与印度的亲密关系；与蒙古的联系日趋紧密，并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从这个角度来看，海权国家在21世纪初上升到世界权力体系的中枢地位，但这种趋势是否能够维持或者持续下去，还有赖于历史和时间的检验，而海陆势力错综交汇的东北亚地区，尤其是朝鲜半岛地区，则是这一趋势判定的最好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