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9日，笔者与郑俊怀的辩护律师刘爱国来到郑服刑的内蒙古萨拉齐监狱。多次协商未能获准入内，记者留在监狱外面等待刘爱国会见郑俊怀结束。
高墙外植满白杨，天高云淡，落叶满地。一些衣着不整的民工在一辆卡车旁打扑克，他们在等待进入监狱拉货。一个身穿制服的中年男子要求记者不要对监狱拍照。
会见室里，郑俊怀主要讲述的是自己为什么要在启元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上签字。当时，刘爱国准备就此提起诉讼。郑说，从2005年5月到郑案开庭前，呼和浩特投资公司及政府官员先后6次找他谈话，督促他同意转让启元所持伊利股份。开始，郑“扛得很死”。最后一次，在看守所，来人说，我们受市里的委托，你就签了吧，签了以后，你们入资的本金，领导说，肯定退给你们。你签了，最高领导就知道了，你们也就没事儿了。“我总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把住(不放)吧，弟兄们还有四个人在里面圈着(同案伊利高管杨桂琴等)。我们不要了，回家就算了。”郑没有再考虑之前刘爱国对他的嘱咐：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上面，这个东西算不得数，案子正在审理过程中，哪个领导能说这个事免了就算了？
郑当时身在看守所，历生平未遇之险境，急于破财免灾，人之常情。刘爱国说，郑签字的时候，看守所所长还曾提醒他：上次你不是跟那个律师说，他不在的情况下你不签吗？
刘爱国认为，当时正值股权分置改革，非流通股将得以流通，以平价购买，利益显然。从而，这份协议显失公平，存在趁火打劫嫌疑。
会见完毕，刘爱国认识的一位监狱干部谈起郑减刑的事，表示很难，“主要是得罪的人(位子)太高了”。刘爱国说。
2006年由看守所转入监狱后，郑俊怀的生活条件大为改观。刘爱国曾向记者描述了他2005年1月8日在包头看守所会见关押不久的郑俊怀的情景：零下20多度的天气，郑俊怀站在会见室朝向关押区的窗户外面，手被铐在窗户的铁栏杆上。郑俊怀个矮，手高高举起。在看守所，郑与七八个犯人同住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号子”里，大通铺，“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遭看守打骂是家常便饭。在那里，没人知道郑是谁，即使知道，也未必有人关心。跟他的同伴一样，郑俊怀每天最盼望的是吃一包方便面(可购买，但数量有限制)。有开水当然最好，如果没有，他们就用自来水把方便面泡软了吃。
2005年12月22日，冬至，郑案第一次在包头中院开庭，郑吃到了进入看守所一年以来最好的两顿饭。中午是炖牛肉米饭，晚上是伊利速冻水饺。据说水饺是审判长给买的：老郑，冬至了，没别的，我们给你买点儿伊利水饺(北方有冬至吃饺子的习俗)。
二审宣判后郑俊怀进入萨拉齐监狱服刑。在看守所待了一年零七个月，能够离开，郑感到兴奋，虽然是前往监狱。
在监狱里，郑原来的身份得到一些尊重。有一个堆放五金电料的仓库，管理库房的人不用心，教导员让郑俊怀来负责。管库本是监狱中的“优差”，得之不易。郑当时还在因病输液，咬着牙与另外两个犯人一起用了一个礼拜时间，将仓库整理得井井有条，物品分门别类，并贴好了标签。郑的表现得到狱方赞赏。半年后，郑服刑已满刑期的三分之一，按规定可以申请保外就医。郑有严重的胆结石，一直未手术治疗。他在监狱医院里住了两个月，医院院长对他说，你什么条件都够(指服刑期和病情)，别人能批，你不能批。
再回到监狱时，管库的职位已经被别人顶替。郑俊怀申请管理狱中的菜地。狱方对前伊利董事长会种菜表示怀疑。郑说：“我爷爷我父亲都是一辈子种地，我小时候也种过。”监狱的菜地主要种植黄瓜和西红柿。郑知道庄稼人的体面，他种的地里没有一棵草。六七月份太阳正毒，郑看见自己的汗水流进土里。郑的想法是，既然保外就医不可能，就只剩下好好表现争取减刑一条路。他要回家。
郑的表现果然被记录在案，郑得以减刑一年。每天，郑可以从地里带回两根黄瓜和两个西红柿，慢慢享用，滋味甘美。不久，郑再获一年半减刑(按刘爱国的说法，减刑是因为郑发明了一个节水装置)。出狱的时候，管理人员对郑说，你走了，明年这菜谁种呀？郑回答：咋？我留下再种上一年？
据说，郑出狱后，他的减刑经过还遭到调查。既然郑的“敌人”如此厉害，怎么能允许他如此大幅度地减刑？刘爱国的解释是，为郑减刑完全符合程序，而且狱方也不会完全受人摆布。看来，无论“敌人”是否存在，郑的影响力都不能小觑。
接近郑的人说，进入看守所后，郑很快就说服自己、调整好了情绪：你气谁呀？你的家人朋友都不在跟前，你的对手更不在跟前，你不是自己气自己吗？这不是傻子吗？
把伊利当成家
出狱后，郑俊怀曾对自己的朋友说：“我放错位置了。伊利是我的家，错了，伊利怎么是你的家呢？”
在很多伊利人眼中，郑俊怀的生活非常简朴。有一次在北京出差，郑本来在西直门找了一家很便宜的酒店，因为后来要跟外商谈判，郑遂向一位住在长城饭店的友人要求，借用对方房间2小时。
郑的朋友们包括张三林、刘爱国也都持这种看法，认为郑俊怀出事是因为他把伊利看成自己的孩子，太认真了。
刘爱国说，郑俊怀执掌伊利期间，对公司的钱“抠得要死”，自己节省不说，在当地政府要求赞助的活动中表现冷漠，从而与政府关系紧张。张三林回忆，2004年中国证监会曾在内蒙古检察院之前进入伊利调查，准备以罚款60万元了结此事，但郑不为所动。张劝郑好好考虑，显然郑并未听从。
郑俊怀在伊利22年，功绩卓著，权威无上，伊利公司所形成的文化为其一手创造。对郑及其朋友所说的“把伊利当成家”其实必须重新审视。通常，这个判断的意思是大公无私，郑及其朋友想必取义于此。就郑之种种看来，结论未必如是。郑把伊利当成家，可能意味着他把伊利当成了自己的家。郑的个人节俭是其多年养成的习惯(事实上这在与郑同辈或年纪更老的中国企业家中并不罕见)，与大公无私无关。像牛根生用自己的钱为大家补发年薪的事郑俊怀也有可能做出，呼和浩特市市政府曾奖励郑50万元，后者全部捐出。实际上郑俊怀在乎的是决定权。
在给伊利董事会的一封辞职信中，牛根生写道，有一次牛、郑到新疆参加乳品会议，返程到机场时，牛坐了客户派的车，而郑却打车前往。事实上，客户派了两辆车，由于郑俊怀先行动身，没有接上。牛根生说，这辆车一直追到了机场。因为这件事，郑俊怀觉得牛根生眼中没有自己。郑俊怀可以打车，可以出差坐经济舱吃方便面，但必须是出于自愿，这是一个权威所必需的。
在一个形成权力斗争文化的公司中做权威，在苛察他人的同时必要律己极严，滴水不漏，这是代价。很不幸，郑并非完人，也有私欲。
郑氏之罪——都是MBO惹的祸
2004年12月11日，坐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的贵宾室里，伊利董事长郑俊怀抬头看到了正步入贵宾室的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两个人都十分意外。双方对视的一刹那，令人印象深刻。随后牛根生从门口走到郑俊怀座位旁，郑起身，在两人短暂地握手寒暄后，郑坐回原位，牛则转过身走到相反的方向坐下。
原定参加下午活动的郑俊怀不久之后离开会场，并关闭了手机。据说郑俊怀很少关机，一般24小时开机，如果有事情手机会转到他的秘书处。或者此时郑已预感到了阴郁的空气。一向平和的郑俊怀，当天看起来心情相当低落。
谁都没有想到这会是郑俊怀出事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6天之后，媒体传出“伊利高管集体被捕”。“在丽山湖度假村，检察机关要求伊利包括郑俊怀在内的七位高管‘集中时间，集中地点，讲明情况’。”据说将郑等人带走的过程历时仅3分钟。从伊利内部传出在被检察院带走之前，七位高管无一人发现情况有异。
随后媒体普遍认为，祸因依然围绕2004年年初伊利集团的“独董风波”。
“但早在2004年10月份，‘独董风波’就早有说法。”北京赞伯营销公司董事长路长全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在2004年10月份曾跟郑俊怀在北京深谈过“独董”及“MBO”事件，其时郑俊怀一身轻松，并直接表示“独董事件（有关方面）已经调查清楚了，我没有任何问题”。路长全在2000年至2001年曾担任伊利集团冷饮事业部总经理，是郑俊怀十分器重的副手之一。
据路长全的判断，“在郑俊怀看来显然10月份事情就已经了结了”。
据新华社报道，2004年12月郑俊怀等高管被刑拘，缘于挪用两笔公款。“伊利高管证实，2000年至2001年，伊利公司董事长郑俊怀等人未经董事会同意，先后挪用1590万元和1400万元分别给呼和浩特华世商贸有限公司和启元有限责任公司。”从目前暴露出的多种信息来看，这两笔公款最终用于收购上市公司伊利股份的法人股股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