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赵新先，三九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1941年4月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市，现年70岁。2004年5月，国资委宣布其退休，2005年11月被刑事拘留。2007年6月因“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零九个月，2007年9月刑拘期满出狱。
目前状态：2008年6月，赵新先受聘作为南京小营药业顾问；其另外一个身份是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中药、天然药物研究中心主任。
2010年4月的一天，阴雨绵绵，赵新先回到广州南方医院。
25年前，他是这家医院的药局主任。后来，他创建了南方制药厂，生产出“三九胃泰”，成立了三九集团。后来，三九负债百亿，陷入困境，他退了休，本以为“安全到港”，却遭秋后算账，因若干年前“滥用职权”，进了牢房。赵新先在看守所待了一年零九个月，抵扣了刑期，重获自由。
终点又回到起点。他回来检查身体。医院不大，人车混杂，看起来，没人认得这位昔日的风云人物。
病是老病，高血压，糖尿病，按时吃药，控制得不错。出狱两年来，他第一次见媒体。赵的握手坚定有力，让人感觉不出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面对造访者的疑惑，赵新先甚至反问：“你们看我像一个老不中用的人吗？”
仍有怒火难平。
赵自称“中国最老的农民工”，“三无人员（没有退休金、医疗保险，没有产权房）”，因为当年三九集团军转民衔接不畅，退休手续一直办不下来，至今仍住在深圳三九集团职工宿舍，虽然有两百多平米。“成绩是主要的”赵自我总结说，“犯了错误，也应当给予正常人的待遇。像褚时健，就是拿了一些钱，其他都是成绩。”据赵称，出狱后，为了养家糊口，他受聘担任南京小营药业的顾问以及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中药、天然药物研究中心主任。熟悉他的人称，以赵的人脉与能力，其经济状况应该不比“正常人”差。
“我们国家对企业家的价值没有真正地认识，”赵新先说，“把他们当成政治家、公务员了，他们倒霉、受磨难的机会太多了。”
比之出狱后黯然的处境，令赵真正不能释怀的，仍是他的“冤情”。尽管赵已近70岁，尽管他笑称“在中国冤案平反的平均周期是27年”，他还是心有不甘。赵对记者表示，自己当年决定以4.7亿港元通过收购香港昌腾公司80%股权进而取得大龙健康城项目用地，并因此获“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而今地价已升至“20亿元”，不仅没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且使国有资产大大增值，何罪之有？如果这话听起来有“马后炮”嫌疑的话，当年（2007年）赵的辩护律师，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律师朱勇辉，在法庭上为赵作的也是“无罪辩护”，其观点归纳起来是：在程序上确实存在瑕疵（收购决策未经党委会讨论），但从结果论，“项目已取得土地的市场价值已达10亿元”，“没有证据证明收购行为对公司造成了损失”。田文昌对赵新先说过：“这块地50年后赚的钱还是老赵（赚来）的。”同样的意思，赵在法庭上用自己的话作了表达。
讨论企业家个人的罪与非罪，我们可以局限在法条援引上的正误纠结，但若以历史的眼光看，赵新先人生低谷的出现早在三九的成败转捩之际就已注定。
2000年2月，三九集团收购大龙健康城项目用地，其时三九的负债率在1998年已达到80%的状况且在持续恶化。很不幸，紧接着，2001年，三九集团被中国政府特聘的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女士选中作为“监管风暴”的靶子。三九集团挪用上市公司25亿元资金被证监会严厉谴责，连赵新先本人也被点名批评。两年后，三九负债百亿的报道铺天盖地。银行迅速逼债，三九腾挪无术，大龙健康城开工不久便陷入停顿。
与他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朋友们一样，赵新先曾是历史的书写者，当他突然成为历史大潮的裹挟者时，个人力量的渺小就变得一目了然。因其突然，陷身其中者才会无限遐想那些可能改变方向的诱人的偶然性：比如，如果不是史美伦，如果某媒体不作公开报道（事实上，赵对率先捅出三九负债百亿报道的某媒体仍耿耿于怀），如果银行网开一面。尽管事实的确是其后证监会再未掀起类似强度的“风暴”，史美伦也的确是在赵新先2004年被国资委宣布退休后卸任，但对历史进行假设仍然是幼稚的。当然，对一位无望从头再来的老人，它是有效的安慰剂。
对史美伦突然发难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赵新先现在并无嗔怪。赵认为，企业发展有高潮，有低谷，“很正常”，在他退休前，三九只是在经历“低谷”而非“垮台”。他也不认为三九的多元化扩张有什么不对，他认为多元化是“亚洲企业的共同选择”，日本、韩国乃至我国台湾、香港的著名企业概莫能外。他甚至指出，启动大龙健康城项目正是走出低谷、重振三九的关键举措之一，如非银行停贷挤兑，前途未可限量。
历史承认假设与否，都止于企业经营成败的探讨，与赵后来所得的罪罚并不直接相干。赵新先如何在退休一年多后突然“获罪”，而且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轻罪，“仍是一个待解之谜”。一位三九前员工认为，媒体报道指出的“三九财务管理混乱”并非夸大其词。赵退休前，审计署查了大半年，“要找出十万、二十万元的漏洞并非不可能”。
赵则坚持认为自己获罪是遭到了三九继任者的陷害，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诬告者”以赵在大龙健康城项目上有一亿港元收购资金去向不明使赵被调查，但查来查去“这笔钱找到了”，结果检方只能以赵收购健康城项目“滥用职权”收场。赵的说法中，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意思。但如将其治罪完全归于“个人陷害”、“为了满足个人利益”似乎也很难自圆其说。
赵新先与国资委“交恶”也是一种推测。2003年下半年，三九集团债务危机爆发后，赵孤注一掷，在多个场合提出国资委注资三九的要求，解决国有出资不到位的问题，同时又批评国有企业激励机制长期不到位的积弊，希望能借注资之际就势明晰三九现有产权的归属。
2003年11月，赵新先在搜狐网与网友聊天，有云：“我认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激励机制，年薪制不是根本，一定要从体制上、股权期权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上市公司的老总，承担了法律责任、政治责任、经济责任，但是他所得到的是跟企业效益不挂钩的回报，太不公平了。上市公司所有的管理都到位了，所有的责任都到位了，就是这个激励机制不到位。也就是我们现在仍然是只让马儿跑不让马儿吃草。最重要的是要解决马儿吃草的问题。”
赵的种种言论表现过于高调，大有“逼宫国资委”的意味，因此难得上峰的同情。
于是，2004年赵新先被国资委宣布退休。时任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的李毅中评价他“四十年如一日，为我国的医药事业、为三九企业集团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若视此为缓兵之计，未免显得小题大做。赵的历史“贡献”早有定论，因此只能择其小端薄治之。同时，“滥用职权”暗含了对赵多年来的“一人机制”和多元化扩张恶果的总评，而此二者正是国资委成立后来规范治理央企的重点。
法院认定，“在收购项目未经正式评估，未经三九企业集团党委研究，也未按规定上报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审批的情况下，被告人赵新先擅自代表香港三九公司与林清渠在香港梁达坚律师楼签订了《股权收购协议》”、“致使三九集团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然三九集团并非仅因这一项目的区区4.7亿港元陷入泥潭，媒体曾经广泛赞誉的三九“一人机制”（赵一人说了算）也并非自此项目始。1996年至2001年间，三九并购企业140多家，涉及医药、地产、食品、酒业、汽车、酒店等八个行业，按照赵新先2003年所公开承认的，“非药业收购的成功率远远低于制药行业”，对赵的指控在这些并购中应该不难找到对应者。因此，错则全错，对则全对。
事实上，就“一人机制”而言，赵新先至今认为“这是军队遗留下来的传统”。三九集团隶属解放军总后勤部时“一人机制”形成，之后三九集团先后划归中央企业工委、国务院国资委，赵新先曾分别请示是否延续此种决策机制，答复不是肯定就是不明确。赵的律师在辩护词中也指出：“2000年三九收购该项目时，中央企业工委尚未成立，三九集团执行的还是在军队时的管理机制，出于一贯的做法，在决策时没有报批。而且，在军队管理体制下，并未向三九集团下发过有关项目报批的文件，致使赵新先并不了解关于报批的规定。”赵退休时，三九集团仍然是“总经理负责制”，没有董事会。
2004年，赵新先退休后，王石曾经对媒体评价三九集团的机制。“像赵新先这样‘软着陆’的（与褚时健直接贪污相比），你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只是企业已经变成了一个空架子——企业不是我的，我就往大了玩儿。如果你给赵新先40%的股份，他绝对不可能这么经营企业。”在王石看来，如果两害相权取其轻，褚时健式的危害要比赵新先这样的小得多。据说，赵新先也曾表达过对王石此言的意见：他说给股份是好意，但是多元化并不是我的发明，是必由之路。
阴雨绵绵，在南方医院，赵新先刚过了69岁生日。无人操办，自己也没有声张。
有可靠消息称，华润接盘三九后，对大龙健康城这块“烫手山芋”一直不轻言放弃。最近，正在酝酿重新启动，拟开发高档住宅和豪华酒店。可资对照的是，与大龙健康城毗邻而居的东部华侨城项目2002年开发，如今已蔚为大观，成为深圳一个新的观光休闲亮点。
如果诚如赵新先所愿，大龙健康城项目开发成功，会是对他一个迟到的安慰？抑或是他“翻案”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