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与航海技术的发展和繁荣，促进了宋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宋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繁荣缓解了宋朝国内的财政危机，宋代开始的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市舶司见证了中国宋、元、明三朝的海上贸易之繁荣。
宋朝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众多的商品，为海外贸易的兴盛奠定了物质基础。宋朝掌握了高度发达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不仅能造坚固巨大的海船，而且使用先进的指南针导航。宋朝政府采取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政府设有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商税的机构。两宋与汉、唐相比，对外贸易的通道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西北的陆路转向了东南的海路，海外贸易超过前代。
两宋的对外贸易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是从汉代开始的，这时的贸易以陆地为主。汉武帝时期开始有了官营的海外贸易，但汉代的海路贸易还不发达。隋代的海外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仍没有占主要地位。唐宋时期，特别是宋朝，海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变化，海路贸易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使朝廷获得的收入愈来愈多。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
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及收购进口物资来满足皇室、官僚的生活需要，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
宋代的造船技术十分发达，所造海舶载重量可达5000石（300吨）。北宋后期指南针已广泛应用于航海，还出现了记载海路的专书——《针经》。当时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腊、大食、大秦、波斯、木兰皮等欧亚地区58个国家。宋代对外贸易输出中，进出口货物在400种以上。进口货物主要为香料、宝物、药材及纺织品等，出口货物主要是纺织品、农产品、陶瓷、金属制品等，其中最大宗的是陶瓷器。宋代南方的青瓷，以浙江西南的龙泉窑烧制的最为有名。南宋时龙泉青瓷器的烧制技术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龙泉的青瓷大都在泉州出口，由中国或外国商船运输到海外去。
市舶司的设立
唐朝时专门设立了管理对外贸易事务的机构——“市司”。唐玄宗开元间（713～741年），广州设有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担任，是为市舶司前身。北宋开宝四年（971年）设市舶司于广州，以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发，陆续于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密州（今山东诸城）设立市舶司。北宋中期以前，各处市舶机构皆称为市舶司。元丰三年（1080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
南宋时，各处市舶司曾一度并归转运司，或由提点刑狱司、提举茶事司兼管。元代市舶司初建时，一般均沿用南宋制度，日久弊生，严重影响市舶收入。后来元政府对市舶司的职责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其市舶法远比宋代更为严密，从而加强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增加了更多的收入。明代沿袭前朝之制，市舶司管理海外诸国朝贡和贸易事务，市舶司隶属于布政司。因此，税收大权完全掌握在布政司等长官手中。直至明末，采取了定额的包税制，才改由提举负责征收。
延伸阅读
两宋对外贸易名港——明州
从北宋末期到南宋一代，明州港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三大海外交通港口之一。明州港的兴盛繁荣主要源于区位因素和市场因素。明州港具有海航行程短，可近距离辐射中国近海海域的国家和地区，有便捷的内陆运河和陆路交通连接长江黄金水道，靠近南宋都城杭州这一巨大消费市场等区位优势，这些区位优势决定了明州港处于连接海洋经济和内陆经济、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的交接点，为明州港海外交通贸易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明州虽在南宋初一度遭到金兵的严重破坏，海外贸易也受到很大影响，但时过不久便很快得到恢复，到南宋中期，已超过了北宋时的发展水平，呈现出“珠宝贝竞来还，泉客
人争献宝”和“有司资回税之利，居民有贸易之饶”的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