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不但影响毕业生就业和工资的分布，同样影响毕业生的就业行为。
本章从工作搜寻角度，探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双重背景下，大学毕业生工作搜寻的行为特点。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毕业生工作搜寻效率偏低，搜寻成本过高，且借助于非公开的、非市场化的搜寻方式，体现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对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影响。
7.1.1 工作搜寻理论及其发展
就业机会与劳动力资源之间分布不对称，工资（价格）分布高度离散——构成了真实劳动力市场区别于其他市场的典型特征。这种特征，决定了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搜寻行为的必然性。在阿罗-德布鲁经济中，劳动力市场是理想的、无摩擦的，厂商能够以相同的工资无成本地雇用到相同的工人，因而厂商不在乎失去自己的工人；工人同样不在乎失去自己的工作——这些含义显然不是对真实劳动力市场的准确描述。在真实的市场中，不但工人和厂商具有异质性，而且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造成了信息的不完全，从而构成了劳动力市场对瓦尔拉斯假设的重要偏离。当工人和工作高度异质的时候，劳动力市场就不会像瓦尔拉斯市场那样，工人和厂商聚积于集中决策的、就业和工资由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所决定的市场相见；相反，工人和厂商是以分散决策的、一对一的方式相见，共同参与一个力图将各自偏好、技艺和需要匹配起来的存在成本的过程。而且，由于匹配过程并不是即期完成的，必然会导致摩擦性失业。
可见，工作搜寻是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经济现象，对工作搜寻与匹配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是深入理解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的一把钥匙。工作搜寻理论是在搜寻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交易的瞬间和无成本协调的假定不同，搜寻理论是用一些特定的、不完善技术对资源配置进行分析，这些技术用于告知经济行为者交易机会，并把潜在的交易者聚集在一起。最早的搜寻模型是斯蒂格勒（Stigler，1961）提出的，其文章成为信息经济学的代表作，但所研究的是一般商品的信息搜寻，并未深入到劳动力市场的搜寻。麦考克（McCall，1965）提出了序列寻访模型，比较切合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这一模型后来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展。费尔普斯（Phelps，1970）提出职业搜寻理论，指出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工作搜寻者通过搜寻活动逐渐了解工资分布，通过比较工作搜寻的边际成本和可能的边际收益，决定是否继续搜寻。巴特（Butter，1977）在研究市场摩擦问题时，提出了匹配函数的研究方法。豪（Hall，1979）用该方法研究企业如何从求职者中挑选员工的问题。皮萨里德斯（Pissarides，1979）分析了存在两种工作搜寻途径时，劳动力市场的搜寻、匹配结果，构造了不变规模报酬的工作匹配函数。罗格（Roger，1980）提出“雇用函数”概念，研究了劳动力市场搜寻过程中空闲职位与失业人员并存现象的演化过程。早期的工作搜寻标准模型（如Narendranathan＆Nickell，1985）大多假定工资出价外生并且离散，失业者具有异质性，无在职搜寻，闲暇无效用等，且将工作搜寻问题纳入一般均衡分析范畴。但在现实劳动力市场上，工作搜寻往往并非仅仅考虑工资因素，拓展型工作搜寻模型探讨了搜寻者效用函数中的非工资因素，如工作质量、工作保障、养老计划和作业环境等。近年来，搜寻理论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就是在模型分析中纳入摩擦成本或搜寻成本，并且把工资出价外生假设改为内生假设，有的模型还允许在职搜寻。
7.1.2 工作搜寻方式
有关工作搜寻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对工作搜寻过程进行考察和实证分析。豪尔泽（Holzer，1988）、格雷格和沃兹福斯（Gregg和Wadsworth，1996）以及埃迪森和波图格尔（Addison和Portugal，2001）等人进行了这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他们通过考察搜寻过程以及不同的搜寻方法对于搜寻效果的影响，来重新认识劳动力市场服务机构和搜寻渠道的有效性。包括考察在有限信息条件下的工作搜寻策略和搜寻方法、各种搜寻策略与方法所使用的强度、在每种搜寻方法下有关工作聘约的信息。这些经验性考察，丰富并最终验证了基本的搜寻模型。
豪尔泽（Holzer，1987，1988）利用1981年美国长期跟踪调查（NLS）中青年组的数据，分析16——23岁失业工人的搜索行为。在豪尔泽的工作搜寻模型中，搜寻方法的选择不但与他们的成本和预期的生产率联系在一起，而且与非工资收入相联系。在每一时期，个体失业者通过选择他的保留工资和搜寻强度的水平，寻求当期效用和未来预期效用总和的最大化。保留工资决定接受一项工作的概率，而一系列的搜寻方法则决定聘约的产生。研究者区分了五种搜寻方法：亲戚朋友、对报纸广告的回应、国家就业服务机构、直接向雇主提出求职申请以及其他搜寻方法。亲戚朋友以及向企业雇主直接申请工作这两种方法是使用得最为频繁的方式，它们能够最有效地产生工作聘约，搜寻者对聘约的接受程度也最高。豪尔泽考察了搜寻的决定因素和搜寻结果。在他的模型中，搜寻密度是获得一项聘约的概率的函数，并且，搜寻密度反映搜寻的预期回报。在个人搜寻层面上，预期的聘约与直接申请方式、广告以及其他搜寻方法均呈正相关，而跟亲戚朋友、国家就业机构这两种工作搜寻方法之间却呈现负的相关性。作者认为，亲戚朋友这一搜寻方法使用成本较低，决定了这种方法能够得到合理的运用。相比之下，那些缺少就业机会的人则更倾向于求助国家就业机构。在工作搜寻结果方面，豪尔泽用搜寻者收到的聘约分别对搜寻数量和所使用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搜寻密度对获得和最终接受聘约的概率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豪尔泽关于利用亲戚朋友这一方法进行工作搜寻显著有效的发现也得到了布劳和罗宾斯（Blau和Robins，1990）的支持。他们根据1980年机会均等导向计划数据，对通过亲戚朋友方法收到工作聘约和接受聘约的比率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使用这种搜寻方法，单次产生的聘约数量是最大，而且聘约的平均接受率也最高。布劳和罗宾斯也指出，在所有搜寻方法中，利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所产生的聘约是最少的，其接受率也是最低的。罗宾斯（Robins，1985）在早期的研究中也发现工作搜寻渠道的使用次数与被雇用的概率成负相关，并把这归因于美国失业保险制度关于工作搜寻的硬性规定。他还发现，与那些不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相比，失业保险金领取者使用较多的搜寻渠道，但他们接触到较少的就业机会，并收到较少的工作要约。
相对而言，研究者对英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运行状况比较乐观。格雷格和沃兹福斯（Gregg和Wadsworth，1996）根据英国1984～1992年的劳动力调查年度数据和1992年之后的劳动力调查季度数据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大约有70%的失业求职者通过工作中心来寻找工作。工作中心所产生的工作匹配，占到所有工作匹配的1/5.1992年的描述性统计数据表明，使用广告和工作中心是紧随亲戚朋友之后最流行的两种搜寻方法（在它们之后是直接上门应聘、私人就业机构和其他方法），而这些方法也是成功率最高的求职方法。作者对男性进行Probit分析显示：直接申请工作、通过广告找工作和通过工作组中心找工作这三种方法的使用显著增加了失业人员摆脱失业的成功机率。比起其他方法，使用工作中心更能够增加求职者脱离失业的平均概率。
Blanchard和Portugal（2001）认为葡萄牙严格的工作保护立法造成了低度的劳动力流动，而低的流动率限制了各种工作搜寻渠道的发展，当然也包括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他们发现⑥公共就业服务的成功率低，经由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所找到的工作不能持久、工作报酬也较低，对人力资本的回报显著低于其他工作寻找途径。分析表明，公共的就业经纪人的贡献在改善劳动力市场成就方面发挥的功能可能是中性的。如果驱动长期失业的主要力量是工作岗位的低供给率，就更加加强了这一结论。在这一解释下，公共就业服务上的改进可能仅仅改变工作搜寻队列中受到帮助的工人的地位，而对缩短队列的长度并无作用。另一方面，葡萄牙的低失业率也意味着偏好高风险的人的数量相对要少。作者认为，葡萄牙劳动力市场中直接搜寻方法的成功率和非正式网络的使用程度都高于来自英国文献（如Gregg和Wadsworth，1996）的报道。
目前，虽然大多数工作搜寻方法的研究是考察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但有部分学者，如Banerjee和Bucci（1995）则对发展中国家的在职搜寻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运用二分对数单位（logit）模型，对决定印度城市移民工作搜寻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他们把搜寻的潜在回报、受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况、工作年限、就业部门、城市、出生地等作为解释变量，得出的主要结论与英、美等国的在职搜寻相似：那些薪资水平低于可选择性薪资的工人更可能进行工作搜寻；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年龄越轻、工作年限越短、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以及在公共部门之外任职的个体更有可能进行在职搜寻。在Banerjee和Bucci样本中，移民大多通过非正规的搜寻方法，特别是通过亲戚朋友这一渠道来寻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