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1 国外研究现状
自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产生以来，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收益率研究在劳动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中均占有重要位置，国外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文献。
Freeman（1976）较早对高等教育扩张影响大学毕业生的教育收益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发现美国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生相对高中毕业生的教育收益在下降，认为教育收益率的下降是由于美国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所引起的，教育扩张致了所谓的教育过度，进而导致教育收益率的下降。
90年代以来，国际上对收入研究的流行趋势是，以家户或个人调查微观数据为基础的经验研究越来越得到广泛的认可。其原因，一是家户调查微观数据包括了更多关于决策者个人行为的信息，二是微观计量理论的发展使得更深入的研究成为可能。Psacharopoulos（1994）计算出世界平均教育收益率为10.1%，亚洲为9.6%，中低收入国家的教育收益率在11.2%至11.7%之间。
Hoegeland，Kletee和Salvanes（1999）研究了挪威教育收益下降的问题。他们比较了不同年龄组、不同部门居民收入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发现挪威的收益离差相对其他OECD国家更加适中和稳定。在许多OECD国家，教育收益的增加成为推动收入离差增加的主要原因。而挪威从20世纪上个世纪60年代起，教育体系就发生了深刻变化。挪威过去在OECD国家中，教育投资占GDP的份额和平均的教育成就（年份）均排在后面几位，而现在挪威已经挤身到最前列。挪威教育体系的迅速扩张可能降低了教育收益，成为挪威收益离差稳定的原因。他们的研究不同于Freeman（1996），Moene和Wallerstein（1997），Agell和Lommerud（1998），Kahn（1998）等的解释，后者在解释挪威收入离差现象时，主要强调工资设计制度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大学毕业生相对于非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增幅一直在下降。而到80年代后，工资增幅才又开始回稳或上升。在1950-1970年期间，美国大学毕业生工资相比于高中毕业生工资增幅从45%上升到76%；但到70年代工资增幅开始下降，80年代才又转向显著上升（Bishop，1995）。Psacharopoulos和Partionos（2002）的研究表明，从1990-2002年间，世界范围内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国际平均教育明瑟收益率降低了0.6个百分点，他们断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教育扩张或教育供给的提高导致了教育收益率的轻微下降。
库兹涅茨（Kuznets，1955）认为，在长期内，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将有助于收入分配的均等化。钱纳里和瑟尔奎恩（Chenery＆Syrquin，1975）运用50个国家的样本，分别使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调整后的入学率去解释收入分配，发现教育成就的提高有利于使收入从20%最高收入人口向40%最低收入人口转移，即教育扩张有助于收入分配的均等化。
Marin和Psacharopoulos（1976）根据美国的数据所做的研究发现，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用收入对数的方差表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10%。其中，初等教育毕业生进入中等教育的机会每增加10%，收入的方差将减少4.4%；而高等教育每扩张5%，收入指数恶化2%。他们认为初等教育的扩张有助于实现收入公平，而高等教育的扩张则恶化了收入分配。
Ram（1985）的研究发现，在中等收入的欠发达国家，初等教育在校生数、成人识字率的提高将增加收入最低的40%人口的收入份额；而在9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初等教育在校生数、成人识字率与收入最低的40%人口的收入份额之间却呈负方向变动。他们的研究表明，当经济发展低于一定水平时，教育扩张将恶化收入分配；而当经济发展达到或超出某一水平时，教育扩张将改善收入分配。
明瑟（Mincer，1991）认为美国70年代大学毕业生数量相对于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数量的增长，缩小了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之间的（百分数的）工资差别。由于大学毕业生的明显过度供给，美国劳动力似乎是“教育过度”的。而与此同时，由于“婴儿突增”（婴儿潮）效应而导致的年轻工人数目相对于年老工人数目的长期增长，则扩大了所有教育层次上、特别是在大学教育层次上的经验性的工资差别。他认为，在受过教育的年轻工人与年老工人替代性较弱的假设下，70年代大学毕业生中工资年龄差别的扩张比高中毕业生工资年龄差别的扩张更大，其原因很可能是人口统计效应，而不是“教育过度”的结果。当“婴儿突减”时期的年龄组在80年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且大学毕业生的相对供给停止增长甚至减少时，便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工资剖面变得更平坦，这在高等教育层次比高中教育层次更明显，大学教育的工资升水明显提高了。
2.3.2 国内研究现状
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起步较晚，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增多。最早对中国教育收益率进行研究的是外国学者Jamison和Gaag，他们在1987年利用1985年3月对甘肃徽县的家庭调查资料计算了城乡的教育收益率。李实和李文彬是国内较早研究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学者，他们在1994年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集的1988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估算了教育的私人收益率。
李实、李文彬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集1988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中17891个职工样本，估算了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根据他们的估计，对于城镇职工而言，教育的年平均收益率为3.8%；而且教育的边际收益率是递增的：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教育的收益率分别为2.7%、3.4%、3.9%和4.5%。
诸建芳等利用1992年的企业职工抽样调查数据，应用大体相同的估计方法，得出的当年城镇企业职工的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个人收益率分别为1.8%和3.0%。他们获得较低的教育收益率的估计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样本被限制为特定行业的企业职工，因而此结果不具有一般城镇职工的代表性。魏新、邱黎强根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和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联合调查数据，同样应用明瑟法估算了7个省市教育的平均个人收益率和各省的个人收益率。从他们的估计结果来看，1996年7个省市教育的平均个人收益率为6.4%；从地区来看，中部地区的个人收益率最高，为6.66%，东部和西部较为接近，在6.24%左右。赖德胜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集的1995年11个省城镇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对11763个城镇职工的收入与其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估算，其结果表明平均个人收益率为5.73%。Hai Zheng Li和Yi Luo为了剔除不同时期教育质量的差异所产生的影响，对同样数据中低年龄组职工样本（20-30岁）的教育收益率进行估计时，获得了高出2-3个百分点的平均收益率。耐特、宋丽娜使用同样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对1988年和1999年的数据进行了估计，其结果显示不同学历的教育收益率都有很大幅度的上升。
陈晓宇和闵维方（1998）采用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和北京大学高教所联合调查得到的结果，在总样本量为7590的数据中依据城市劳动力教育程度的分布以及年平均收入情况，计算了明瑟收益率和内部收益率，并得到各级教育的明瑟收益率。他们将教育程度分别处理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等不同的虚拟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各级教育的个人收益率分别为：初中3.59%，高中4.19%，中专6.76%，大专4.67%，以及本科6.58%。之后，陈晓宇、陈良焜和夏晨（2003）使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别计算了1991、1995和2000年的明瑟收益率。
张俊森和赵耀辉（2002）利用6省市1988-1999年的数据，计算了各年城镇职工的私人教育收益率，发现1988年的私人明瑟教育收益率为4.7%，而1999年上升到11.5%。
张俊森、赵耀辉、帕克和宋小勤（2005）进一步将研究范围扩大到2001年。普通明瑟收益率由1988年的4.0%不断提高到2000年的10.1%，2001年的10.2%。但在加入所有制、职业和行业因素之后，各年的明瑟收益率则小得多（如：1988年为2.3%，1999年、2000年、2001年分别为6.0%、6.6%和6.0%）。任兆璋和范闽使用中国健康与家庭生活调查（CHFLS）数据，计算出大学教育的工资升水率达到77.8%。这些研究成果显示，我国城镇教育收益率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我国城镇教育收益率总体偏低，但逐年上升。根据Psacharopoulos等人（2002）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9.7%，其中，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为9.9%，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为7.5%。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世界、亚洲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时间越往前，收益率越低。不过，我国城镇教育收益率自90年代起就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到2000年前后，这一数值开始接近并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由于赖德胜（1998）的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从资料来源、计算方法、收入指标的选择上均与李实和李文彬（1994）的工作方法基本一样，因此，二者具有较强的可比性。赖德胜（1998）的研究发现，1995年的教育收益率比1988年有着较大幅度的提高，比如，全国的平均数字从3.84%提高到5.73%。张俊森和赵耀辉（2002）的研究是建立在长期的住户调查的基础之上的，其估计的基础是连续而一致的，具有时间序列上的可比性，结果表明1988——1999年间，城镇教育收益率逐年上升。陈晓宇、陈良焜和夏晨（2003）的研究选取了1991、1995、2000年三个时点，采用的是全国范围的抽样住户的相关数据，同样发现教育收益率呈上升趋势。李实和丁塞（2003）研究了1990-1999年间我国城镇私人教育收益率的动态变化，发现中国教育的私人收益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Belton、Klara和王小军等人（2005）通过对中东欧、俄罗斯和中国等11个国家在经济转型的各个阶段正规学校教育的回报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计划经济时期各国学校教育回报率平均每年为0.2%，改革早期每年平均上升0.5%，改革后期每年平均增加0.3%。俄罗斯的学校教育回报率增长较快，2002年俄罗斯的学校教育回报率已达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5%，乌克兰却远低于这一水平，但中国在经济转型国家中教育回报率增长最慢。
第二，我国城镇教育收益率边际递增。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投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教育投资也应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事实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规律（Psacharopoulos，1994），即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收益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然而，对中国的研究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发现教育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例如，诸建芳等（1995）的研究表明，代表着中低等教育的基础教育的收益率为1.8%，代表着中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的收益率为3.0%；Li（2003）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尽管平均水平比较低，然而大学教育的收益率却要高于高中以前教育的收益率。
第三，我国城镇教育收益率中私人部门高于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现实中，不同经济部门劳动力市场中收人的决定因素不同，这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差异。许多研究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结构部门中，一般是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教育收益率低于私人部门（李实、丁赛，2003）。由于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要低于私人部门，因而，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部门。有研究者认为，这反映了不同部门对教育回报的差异，也反映了教育的生产力效应发挥程度上的差异（杜育红、孙志军，2003）。
赖德胜（1997）利用49个国家的数据，用成人识字率、男性中等教育入学率和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衡量教育扩张的指标，用收入基尼系数、收入最低20%人口占总收入的比重、收入最低40%人口占总收入的比重和收入最高20%的人口占总收入的比重作为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发现教育扩张与收入不平等变动之间存在“倒U”关系。认为，教育扩张具有扩张效应和抑制效应，扩张效应源自教育供给小于教育需求所导致的不同受教育水平者之间工资差距的扩大，抑制效应源自教育供给增加之后的竞争效应和渗漏效应。在教育扩张的初期，收入不平等程度将扩大；而在后期，收入不平等程度将逐渐缩小。
但于德宏和陆根书（2001）运用我国29个地区1996年的统计数据，探讨了高等教育扩张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将促进收入分配的平等化，高等教育规模越大，收入分配越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