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消、中消、下消辨治消渴，乃为中医习用之常法。然而郭谦亨教授在数十年的临床实践中发现，机械地依此法治消渴，往往难以取得显效，其原因在于对消渴(糖尿病)病因病机未能全面认识。
从临床征象来看，本病的发生具有明显的遗传倾向。患者病前体质属阴虚，此阴虚为先天禀赋所决定，其或表现为肺阴不足，或表现为胃热阴亏，而其根本则与肾阴—元阴的不足有关。因此，郭谦亨教授认为本病病机以阴虚为本，燥热为标。治当以滋养肺肾之阴为其主要法则。临床上依此施治，常常能取得较为满意的效果。
病者多为阴虚体质，且易见情志不遂，化火伤阴，影响气机的正常升降，而致气血逆乱，清浊升降失司。故对消渴(糖尿病)的治疗，更应注重升清降浊，调理气机。
病人患病前常多嗜食肥甘，或恣情纵欲。肥甘酿热，纵欲损精，酿热则伤津，损精则耗气。由此所致之津伤气耗，使病者在早期常出现阳亢内燥，后期则见阴亏血瘀，水泉失固。故于早期在治本的同时，兼治其标；后期则于益阴之中更须补气固摄而兼消其瘀。并根据未病先防的原则，在早期症见血瘀之象时，即加用活血之药，对缓解病情、避免瘀血等并发症的发生，有很好的作用。
治疗本病，郭谦亨教授常用自拟肺肾两滋汤加减。处方：生地30g，山药20g，山萸肉12g，枸杞子12g，泽泻9g，地骨皮9g，石斛12g，麦冬12g，沙参15g，玉竹12g，丹参30g，川楝子5g。
以此方为基础进行化裁，在早期常加葛根5～7g，牛膝3g以升清降浊。这里用葛根而不用升麻，且用量很轻，主要是因其不仅有生津作用，且可鼓舞胃气，调畅气机，故不宜重用；胸闷呕逆者，可加瓜蒌皮9g，法半夏5g，竹茹9g；食纳不佳者，加焦山楂12g，鸡内金9g；阴虚较甚者，加制首乌30g，麦冬加至20g，地骨皮加至15g；尿时小腹痛者，川楝子可增至7～9g，加台乌药2～3g；久病伤阳者，加红参9g，黑附子6g，菟丝子9g，不用肉桂。在本病的缓解期，郭谦亨教授常以基础方加减制成蜜丸，嘱病人久服巩固，从滋养肺肾着手，以治其本，这样对巩固疗效，恢复机体功能有很大帮助。
总之，对本病的治疗，以滋养肺肾为主要手段，随症而加减。一般均可根据气机阻滞情况，适当加入调理上中下三焦气机之品。如中上焦选加枳实、郁金；中下焦选用川楝子、沉香等，用量宜轻，以3～6g为宜。理气药的加入，既可调畅气机，又可在大量阴柔药中畅中醒脾，可免滋腻呆胃之弊，不仅仅是专为胸腹痞满而用，基本方中用川楝子，即是此意。
另一点必须说明的是，基础方中较多甘味药，甘者甜也，甜多含糖，若单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似乎属禁用者，但是这些药的成分颇为复杂，往往有调节功能的双相或多相作用。实践证明：生地、山药、麦冬、枸杞子等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血糖之效。中医辨治既重具体分析，更重全面权衡。郭谦亨教授认为人之生理功能，对一切精微物质的新陈代谢，是在自控调节下有序进行的，若一旦失控则代谢紊乱。这种失控，不管是“胰源性”还是“内分泌源性”糖尿病，总由正虚失控而致。对此辨治虽有热证，但肺肾阴亏则是病本所在。故基本方中之甘味药，是取其甘寒或甘酸滋肺肾以固其本，进而调整恢复人体自控能力。且水足而燥热自消，这也正是中医治法特色，故不必拘于其中含糖、禁糖之说。
艾某，男，45岁，患糖尿病数月，经某医用温阳之桂附等药而病日见加重。现口渴引饮，尿频量多，但进食如常，无饥饿感，体重减轻，大便较干，舌红苔少，脉尺部沉数。血糖为248mg%，尿糖为(++++)。病属肺肾阴虚，又误为温阳之药所耗劫。急宜滋肺肾，益阴液，投基本方加葛根7g。三剂后，口渴大减，小便量次亦减，尿糖降为(++)，舌暗赤尖红，脉同前，原方加党参12g，知母9g，继服六剂后，诸症继减，尿糖(－)。再进十剂而病退，血糖降为124mg%，复以丸药收功。
高某，女，22岁。患者经西安某医院确诊为“糖尿病”，常服中西降糖药疗效不显，前来就诊时无明显“三多”之症(从发病即如此)，惟日渐消瘦，体倦头晕，心悸汗多，时有胸闷，遇风冷则头痛、恶心，舌质暗赤少苔，脉沉缓兼涩。血糖245mg%，尿糖(+++)。辨为清气不升，浊气不降，兼夹血瘀。先拟升清降浊，和胃理血。处方：丹参30g，地骨皮15g，葛根5g，泽泻7g，鸡内金7g，瓜蒌皮9g，法半夏5g，竹茹9g。连服六剂后，胸闷恶心消除，血糖降为205mg%，尿糖(+)，余症依旧而尿量稍多，手足心热，舌质仍暗，苔少，脉显数象，血压：14.6/9.3kPa。改用基础方加红参6g。五剂后，心悸出汗、体倦诸症均减。继用原方五剂，诸症若失，血糖为120mg%，尿糖(－)。复以原方五剂制成蜜丸，每丸重12g，每服一丸，日服两次，以巩固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