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世及少年时代
我的原名叫吴克俊，后改为吴云，辽宁省锦州市义县底家沟屯人。1930年旧历五月生。该屯南、西、北三面环山，只有东面较为开阔。全村分上屯腰屯和下屯，三屯各相距约一华里，我家住在下屯。村前有一条小河流过。我进入中年后常常思念故乡，便写下四句话：
我家三面山，
村长三里三；
小溪东流去，
曲曲九道弯。我的祖父兄弟五人，我祖父行大，叫吴相周，三祖父叫吴兴周。在他们那一辈，从原本为中等农户，变为有药店、煤矿和土地较多的富裕家庭。原因是我三祖父吴兴周曾在军阀时代的热河省管理交通，置了一些财产。小煤矿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后被迫卖给日本人。大约在1940年，即在我十岁时祖父兄弟五人分家，我家分到一百二十亩田地，正房五间，厢房五间，骡马两头。我于1939年～1944年在距家三华里的小寺学校读完了小学。十五岁开始放牧。其时我家已有了三头骡马。农忙时，我做点零活，农闲时专职放牧并管理这三头牲口。由于专职此项工作，我很快学会了骑马，骑上马后使其飞奔起来，那是我少年最为得意的时刻。日后回忆起这段生活时，写下了如下的四句话：
少年善骑马，
马身不备鞍；
迢迢数百里，
一日可往还。家中参加劳动的有父亲吴维俭，母亲吴王氏。此外还雇一名长工。由于劳力不足，我十六岁时便主动参加劳动。在一年中我学会了种地时的甩种，夏天的铲地（除草），秋天的收割和赶车。即全部农活在一年内全部掌握，并做得基本合格，从而博得祖父的夸奖。
全家最劳累的是母亲。她早起做饭，农忙时下地间苗。平时从天亮到天黑纺线并请人织成布，负责全家人的穿衣，还要做鞋。她没读过书，性格开朗，任劳任怨，不幸在五十六岁时患子宫癌去世。在她逝世前半年的寒假，我曾回老家，知道她病得很重，但只知妇女病，不知此病的性质；在家住了一周，也未坐下来同她多谈些话，临别时曾预感到可能是最后一面，下意识地曾想到给她下跪，但并未这样做，也未说安慰她的话，只是母子相对沉默，都在想这可能是最后一面，内心虽然都在痛苦，就这样诀别了。我母亲的要强、坚强、勤劳、善良，使我晚年深深怀念，并时常感到愧对她，此种心态一直延续到现在，对“内疚于心”四个字有深的体会。
二、中学时代
1946年，姑父阎文儒先生从抗日后方回到东北沈阳故宫、博物院担任主任兼秘书。院长金毓黻常驻南京或北京，为此沈阳故宫和博物院的日常工作全由姑父负责。我哥哥吴克捷于1946年冬到沈阳看望姑父母，姑父介绍他到新民县师范学校任书记（抄字员），为此我从1947年2月到新民师范读书。离家前祖父坚决反对我去读书，理由是家中缺劳动力，我干农活又好。我则是坚决要去读书。当双方僵持不下之际，我五姑母出面打了圆场。她向我祖父说：“爸爸，隔辈不管人！”我祖父听了此话，只好答应我去上学。由于我寒假后入学，只能插班；我便被分到师范附中部初中一年级的一个班。一般功课我均能听懂，只有英语感到吃力。关于住宿，开始住在伯父吴维藩家，此后又住过泰和堂药店。1947年暑假后，我哥哥给我在学校办了食宿手续。学校住木板通铺，伙食为高粱米饭，副食为白菜、土豆、萝卜等。教师中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是一位中年男子，他手持一把琵琶，嗓音发哑，教我们《游子歌》：“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尚漂泊，回忆儿时，家中嬉戏，光景宛如昨……”语文老师姓温，北京大学中文系肄业。给我们讲徐志摩的诗《别了康桥》，至今仍历历在目。
到了1947年底，新民县周围响起了炮声，匆忙考完试，我扛着行李到沈阳投奔姑父和姑母，因为回家的铁路被切断了。过了几天，姑父让我到故宫博物院看陈列室。沈阳故宫，乃是清王朝入关前皇帝居住的地方。也有三宫：东宫、西宫、正宫。共设四个陈列室。正宫的正室由陈家骥先生看管，收藏有贵重的古物，如皇帝的玉玺等。正室两侧有偏室，收藏一般古物。正室对面的几十米有座二层楼，名曰凤凰楼，乃沈阳故宫的最高处。我看的陈列室在凤凰楼之下十几米左侧，内藏多为沉重的古物，如汉墓花墓砖、连环索子甲等。因为失学，有家不能归，我突然内心发生了巨大变化：我要发奋读书，并开始写日记。读书要有人指导。我就拜陈家骥先生为师。他是黑龙江省人，毕业于伪满的农科大学，学问极好。他为我找到一本《古文观止》，两天讲一篇，并为我讲代数。我白天看到陈列室无事，便专心读此书，直到能背熟止，接下来再学另一篇。从1948年1月1日～7月16日，我学了并会背诵近百篇《古文观止》。此书为我日后自学和考大学，教大学中文系和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古籍整理研究打下了初步基础。
1948年夏天，姑父从报纸上得知北平（京）成立了东北临时中学，管吃管住，不收任何费用。为此他给我买一张民航机票，票价相当于当时沈阳二十斤高粱米的钱（其时沈阳已被解放军包围），我飞到了北平。到北平一打听，东北临时中学在筹备中，前来的东北学生仅管吃饭，一顿两个玉米面窝头，少许咸菜。先是住在西城宣武门城楼的屋檐下。过了一个多月，又要迁居东城北新桥雍和宫。此宫是北平最大的喇嘛庙，属藏庙。听说我们要去此处居住，一群喇嘛露出狰狞的面孔在门前阻拦我们进驻。其实我们的代表已详细说明仅住在庙前的房檐前面，绝不进院庙内，并声明不会动用一草一木。然而喇嘛们仍拦阻不让进院。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们的代表一挥手，大家一拥而入，将行李放在庙檐下。日后回忆当时处境，写下了以下的四句话：
风雨欺人卧石台，
青年数百甚堪哀。
天涯何处慈悲主，
一笑雍和不许来。不许来也来了，不让住也进驻了，只是我们进驻后恪守诺言，仅住在房檐下的石阶上，未动庙内任何东西。旧社会东北有“蹲庙台”的话，即指无处住的穷人和乞丐才住在没有僧人管理的庙内。
不久东北第一临时中学在北城外黄寺成立。黄寺是原来的大兵营，因没人住，临时改为学校。其时大约为1948年9月。学生每人分到一个草帘子和一张木床板，放在地上。我们总算有房子住了，冬天虽然没有炉火，但总比睡雍和宫的石台要强多了。仍是每人每天三餐，每餐两个窝头，一碗没有油的白菜汤。没有教师来上过一节课。想学习的人便找自己喜欢读的书来看，不喜欢读书的人就到市内遛马路。我当时已从《古文观止》转移到读《昭明文选》了。还在北新桥“三三补习班”补习数学。补习班是个小四合院，有几间空房子，屋内各有几张小课桌和几把椅子。来了补习的人，有教师出来给讲。每月交一次钱。当时我的零用钱均来自姑父和姑母。
在黄寺较为平和的日子仅过了两三个月，北面远处的大炮声响了。我们紧急地转入北平城内居住。我住在西城西单附近旧刑部街20号；此处本是著名藏书家卢木斋的藏书处。一个大院内有数十间较大的房屋，里面是书架，书架上所放的均为线装书。一函书有若干册，书外面兰布做的封套。院内有少量的小屋，我们就住这些没有放书 的小空屋。冬天到了“三九”时，北平极冷。我们有时便把书拿来填在火炉内取暖。被烧的书，从总体上来说是虽为少数，但后来我才理解战争给书带来的灾难。很快，希望终于到来了，北平和平解放。
北平是1949年2月和平解放的。没有几天，在报纸上见到华北大学和军政大学招生的广告。我同时报名上述两所学校，没过十天，报上刊出录取名单，我又同时被这两所学校所录取。我选择了华北大学。华北大学开学日期为3月2日。从我被录取之日起，结束了我的流浪生涯。其实中学时代，仅正式在新民师范读过一年书，在沈阳故宫的七个月是有指导的自学；流浪到北平的七个月是完全自学。这期间我除读书外，还坚持每天认真地写一篇日记，把所读的书和所闻所见的事以及感想写出来。我在中学时代没有正式写过几次作文，我的写作提高，主要是日后多读书和天天写日记。
三、革命生涯
1949年三月初，北平一批考上华北大学的人，坐火车前往河北省正定县华北大学所在地。火车开到距正定县还有15华里的柳辛庄，便不能前进。因为前面有座大铁桥在解放战争中被炸坏了。我们到柳辛庄时，是清晨五时左右，只好每人扛着行李前往正定。前行了约十里路，大批先来的同学来迎接我们。我的行李较重，有人来接，格外高兴。
正定华北大学校地分两处：一是文庙，二是天主教堂。我被分配到一部五十五班，住在文庙。文庙其实没有佛，只有一批平房小屋。天主教堂的条件较好，是外国传教者所建。据说我们到正定的前些天，著名作家丁玲和著名学者李何林先生刚刚离开此处前往北京。正定的生活气氛与北京迥然不同。在北京时总感到郁闷；而正定则是欢乐。每天早晨鼓一响，男女同学便起床到院内扭秧歌、唱革命歌曲。所唱歌曲主要有《解放区的天》、《东方红》、《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由于人多，没有教室，只能在露天广场上大课。每人发个马扎和一些土制黄纸，边听边记笔记。讲的内容是《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以及当前政治形势等。听完课后分组讨论，每组大约七八人。讲课者均是解放区有点名气的学者。
华北大学的生活极为艰苦。吃的是小米饭，有时小米里还有沙子，只好就着饭同时吞下去。菜是干菜。干菜里见不到油星，只是用水煮，放点盐便成了菜。生活费只有发十斤小米的钱，作为日用。伙食太苦，我便想决定把伯父送给我的一套毛料西服卖了，收旧衣服的只给两块银元，我如获至宝。当天晚便伙同好友山西人苏尚斌下饭馆。我们俩共吃160个饺子，还不觉饱，又吃8个包子。饺子虽然小，但吃如此之多，日后想起来，真有些后怕。在华北大学期间，仅改善过一次伙食，即1949年的“五一”劳动节，那天中午吃一次白面韭菜馅包子，同学们都很高兴。
正定县的名胜古迹仅有一处大佛寺。据说此大佛是用一棵大树雕刻而成。我爬到该佛顶端，发现我的全身还没有大佛的耳朵大。
1949年6月初的一天，校领导号召南下，南下工作团来接人。我听完报告立即报名。当时我想，江南乃山青水秀之地，去那里工作也挺好。三天后出发，乘火车到了山东德州，前面的铁路不通。在德州住了两个月，每天分小组读书报和讨论。在德州，经过苏尚斌、田文同志的介绍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后来的共青团）。在德州停了大约两个月，铁路修好了，我们又坐火车到了汉口，其时已为八月初。到了汉口我惊奇地发现长江岸边都是竹床，茶馆相当多。早晨在江边漫步时，真像白居易在《忆江南》里所说的“日出江花红胜火”。在汉口住了十几日，有一天让我们所有南下工作团的学员都到中山公园开大会。会上林彪司令员讲话，他说：“同志们，毛主席号召我们到民间去，到兵间去……”他讲得较多，我仅记住这两句话。回来分组讨论。我发言表示到民间去，不到兵间去。理由是：我们东北旧社会有这样两句话：“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受此影响我不愿参军而愿做农村工作。讨论结果，领导指示：此次没有到民间任务，只能到军队去。在此种形势下，我只好服从分配。会后，便发军装，我们都脱下华北大学发下灰色土布制衣服穿上军装。
九月初。我与战友坐中型货轮从汉口开往湖南长沙。在洞庭湖入口处遇大风，船无法前进，恰好船停泊处旁边便是岳阳楼。我们许多人便一拥而上，登上楼，向周围观望，景色好极了。日后回忆此时此景，我写了一首《忆江南》：
江南忆，
最忆岳阳楼：
前吞长江背临湖，
朝夕佳景变无休；
空中翔沙鸥。船行走了很长期间才到长沙。在洞庭湖里，我们看到清澈的湖水，把小瓷碗栓上绳子扔下去，把水提上来，大家抢着喝，水是甜的。
到湖南后，我们近百人进驻周南女中。先入眼帘的是养鱼池，池中的鱼很大，足有二三斤重。我们住在养鱼池北面的空地上。每人发一个方型蚊帐，露天而宿，感到很舒适。在长沙当时没有学习任务，每天中午到湘江去游泳。我仅能游十几米，在江边水中泡着避暑热。长沙的大街，当时仅有一条较为繁华，大约是中山路吧？休闲日子不多，大约十一月初湘西战役打响了。我们这批学生编制在四十军随军征粮队。战士打仗，我们要紧跟其后征粮。开始时每天行军一百余里。到十二月份两广战役时，要昼夜兼行，有时一天也吃不上一餐饭；行军的最高峰为昼夜兼程240里，边走路边瞌睡，有时撞在电线杆子上，有时摔进壕沟里。经湖南西部进入广西境内，从广西境内又进入广东的雷州半岛。当时的雷州半岛极为荒凉，数十里内看不到一户人家。走到雷州半岛极南端便是徐闻县。此县与海南岛的海口市隔海相望，两岸相距仅四十里，晴天可隐约望见海口市的影子。其时为1949年12月底。到徐闻县后，每人发了生活费两块银元。我用一块银元买了二十个鸡蛋，据说生喝可滋补。我喝了十余天，身体便全恢复了。在湘西、两广战役急行军时，女同志全部掉队被收容，男同志有一部分跟不上队伍，进了收容所。我则从开始到终点徐闻县，边行军边筹集粮食，胜利地完成了长途行军任务。
1950年1月1日放假，战友们齐聚在徐闻县南边一处空场上谈心。说些平时顾不上说的话，许多同志有些想家了。想起仅半年时光，从北方的正定，到祖国的南海岸徐闻，真是感慨万千。休息几天后，便分小队下到乡村去搞调查研究，并为征聚粮食做准备。当时工作较闲，我找来一本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认真地读起来。当时在乡下看不到报纸，更没有刊物可读，只是碰到什么书，便如饥似渴地读什么书。
4月末的一天，我们被带到海边。此夜要攻打海南岛，因为战士要随时有粮食，我们征粮队也乘帆船随战斗部队编在一起。晚九时许信号弹在高空亮了，于是万船齐发向海南冲去，在海中心敌我双方开始战斗。国民党军队乘的是美国军舰，我方则一律是帆船。较先进的为机帆船，即把汽车的发动机装在较大帆船下面开动机器，船的速度较快。由于我们是万船齐发，国民党虽有战舰，但数量少，再加上海南岛五指山有我们的游击队配合作战。国民党两面被打，仅用几小时，我军便从海口各地登陆，占领了海南岛的局部。此次解放海南战役牺牲了许多同志。站在海口市，我和几个同志被留下来负责卸船，将从徐闻及其他地方用船运来的米从船上卸下来，以供给前方之需。卸船的任务很重，领导给我们分配来二百多名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兵。这些人干活不积极，我便带头扛米袋上跳板，把米运上岸。为了调动俘虏的积极性，我们还答应给俘虏改善伙食，任务全完成后给开路条允许他们回家。此办法很灵，卸船任务顺利完成。海南战斗十三天，5月13日海南岛全部解放。我们征粮队于5月15日乘着一条大平板帆船，回到徐闻县。那天的天气晴朗，没有风，海也没有波浪，我当时真是心旷神怡。
回到海北徐闻县，四十军征粮队解散，领导让我带三个同志，并拿着一封信，前往40军118师353团2营驻地，我把信交给营教导员。教导员拆开信看毕，让其他三位同志分别到一、二、三连报到，让我留在营部。那三位同志的职务是文化教员，我则是中心文化教员（即文化主任）。在休整数日后，便要离开徐闻这个与海相望的地方，我在此地已住了六个多月，徐闻的风景、气候、土产物与海南岛完全相同。要与它分别时，我真有些留恋。多年后我又写了一首《忆江南》：
江南忆，
最忆是海南：
四季皆春花不谢，
椰子菠萝食倍鲜。
君去不思还。5月20日挥师北上。其时白天热，晚上凉爽。因此部队白天休息，晚上行军。此次行军，是从容而行，大约日行百里左右。对常人来说，日行百里使人畏惧，对于那时的军人而言，日行百里算是一般路程。因为它比两广战役日行二百余里要轻松很多。夜行军十数日，到了广州市。又休整几天，就坐闷罐车（运载货物用的）从广州起程，经过七天七夜到达当时辽东省会的安东市（今丹东市）。其时为6月20日。此时朝鲜战争打得很激烈，美国军队在朝鲜仁川登陆。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更加强了，为出兵朝鲜做准备。由于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学习文化的事就未能开展，我作为营文化主任，处赋闲阶段。因为长期行军，有时整天吃不上一餐饭，我的胃出了问题，饭前要吐又吐不出来。教导员见此情况，让我到团疗养所去休养。疗养所设在一个空院内，有三间房子，仅我一个病号。吃饭时有人给我送来几片烤馒头干，没有任何蔬菜，仅有点咸菜。病情很快好转。我很久未读书了，到新华书店买来一部《鲁迅传》和几本文学书籍，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每天清晨，我到鸭绿江边朗读散文。江水映出的朝阳与汉口红似火迥然不同，尽管也是炎暑，但它给人有清凉的享受。江对面有北朝鲜的妇女，在田野里用头顶着什物则清晰可见。在安东休整的三个多月我读了许多书，越读越感到知识的不足，遂之又产生强烈地要读大学的念头。我要回后方读书，于是便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到了北京姑父母家。
四、七年南开大学
我是1950年10月12日到达北京，对姑父说明了我要上大学的愿望，他说：“那你就先半工半读吧！”11月，他在他任职单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找到了整理明清档案的工作，每日工作七小时。业余我到东城青年会学俄语，每周一、三、五晚七时到九时。平时的业余时间我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文科研究所离北大沙滩红楼北大本部很近，即在它旁边的翠花胡同。我每天六时起床，先到沙滩吃早点，然后到文科研究所读俄语，中午和晚上在北大包伙食，每月11元，与北大同学凑桌，四人一桌，四样菜，伙食较好。我月工资为250斤小米，折合人民币30余元。在北大半工半读期间为了考大学，我还处理了父母包办的一桩婚事。我十六岁时，父母包办了给我定婚的事。她比我大两岁。我21岁（1951年），她已经23岁了，当时我想我上完大学至少要到1956年，她已快30岁的人了，这样耽误别人的青春，太不讲人道了，于是我给我哥哥写封信，说明上述理由。很快我哥哥回信，女方同意退婚。为此我再上大学，便无后顾之忧了。我把文科研究所归入五年南开阶段，原因是这两年乃是我考入南开的准备阶段。
1952年高考，我顺利地考上了南开大学俄语专业。我仅读过一年初中的青年，为什么能考进名校南开大学？首先得益于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业余时间学俄语。高考时我的外语几乎是满分。其次是语文课，我在沈阳故宫时，陈家骥先生教我百篇《古文观止》并能背诵，此外，我大量读书，特别是从十八岁起坚持认真写日记，就是战争年代，当日或几日无法写日记，一旦有空隙时间我便将该写的事补上。我还清晰地记得，回师北上，火车开到武昌停止前行。队伍于午夜时分到了黄鹤楼旁，我利用路灯的光，补写了几天的日记。由于坚持五年，我的写作水平提高较快。特别是1951年我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期间，听了速成识字法发明者祁建华的报告之后，印象较深。1952年高考作文题为“我所敬佩的一个人”。我立即想起了祁建华的事迹，挥笔便写，一气呵成，自觉很满意。再其次是历史。我读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并且读得很认真。上述三门课我得分颇多。此外数学我也会答一些。物理、化学得分极少；我不懂内容，但此两科都有问答题，认为正确的添加号；不正确的写减号，即 、-号。这样我也能得点分。生物，我买了一本米丘林小册子，也得了一些分。总分数要比一般高中毕业生可能高些，为此我能考上名校南开大学。
俄文专业一年级三十人，由两位白俄夫妇教。他们二人均在四十多岁左右，男的叫维那戈拉窦夫，女的叫维娜戈拉窦娃。他们先从字母讲起，发音相当标准，教学态度也好。他们教了一年，每天两节课，大约等于我在北京青年会业余所学的内容。为此，俄语系一年外文我等于以逸待劳，没费力气。公共课有文艺学引论、语言学引论、中国通史，我学习较认真。这一年尽管外语没用时间，但由于我高考体检时查出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大夫高抬贵手，最后在体检表上填高压为138，低压为80.关于心脏，他未写一字。他把表递给我后说：“你去考吧！你在北大工作，回去后到北大医院让大夫给量量血压、听听心脏。”我回来立刻到北大医院，量血压为高压160，低压90.听听心脏有杂音。大夫说心脏需进一步检查，介绍我到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第二天我到红十字医院，检查先让我吃了钡餐（白色东西），结果为三尖瓣轻度闭锁不全。听了这一结论，我颇为紧张，从此患了失眠症。到南开大学后，校方为照顾失眠同学，让中文系的邱文治和我等四人住在一间较大房间内。很快我同邱文治熟起来，我俩为了睡好觉，天天晚上散步。快到暑假时，邱文治建议我转到中文系，同时指出学俄语没前途。他的建议立即引起我的重视。暑期考试完毕，我拿着成绩单，找到李霁野先生家，提出转系，理由是口吃，不适合学外语。其时李先生是外文系主任。他立即表示同意，并给中文系主任李何林写封短信，请他允许我转系。我又找到中文系李先生，他看完信和成绩单（各科均为五分。当时实行五分制，五分为满分），立刻答应我转入中文系，并提出两点建议：（一）插入中文系二年级，因为中文系的课，我基本都学了，只差一门逻辑学，可随时补上；（二）外语别丢了，将来仍有用。李何林先生的建议，我一条也没照办，我决定从中文系一年级学起，一则仍可以同邱文治散步，二则，可以多学习东西，而且当时不交学费、住宿费，还管吃饭，每月还发奖学金三万元（币改后的三元）作为零用钱。
在四年中文系的学习时间里对我影响较大的教师有两位：一为李何林先生。他教现代文学，尤其是对鲁迅颇有研究，讲这方面的课讲得也精彩。从此我热爱鲁迅著作，从每月三元的生活费中挤出钱买了一套《鲁迅全集》，课余时间我认真地读了这套书。另一位是教古代汉语的马汉麟先生。此课是高校中文系新开课程，没有现成的教材，他便自编教材，自刻蜡版，自己校对，每次上课前发讲义。他讲课的内容不仅好而且教学艺术也很高超。由于他备课熟练，不是念讲稿，而是用自己的语言讲，读课文和讲课的语言有节奏和抑扬顿挫，使全部听课同学极为满意。我是不喜欢语言课的，但古代汉语经马先生的授课，我爱上了这门课。此后在南开职大中文系和师大中文系我都讲过古代汉语课。由于失眠，我课外阅读仅限于教师规定的必读书，晚上极少上图书馆，为此在这四年中，我的学习成绩，从考试得分来说均在四分或五分，但实际学的内容比其他用功的同学要逊色。因为长期失眠，再加反右前的反右斗争，尽管没有我的事，但运动使我紧张，为此失眠加重了，还增加了焦虑。我毕业分配时分到黑龙江鹤岗电台编辑，但由于病情，当时无法工作，医生让我先养病。
在北京大学养了六个月的病，病情基本痊愈，遂于1958年5月1日同冀宇同志结婚。我们的结婚极为简单：姑母给做了两床被，买一个床单；未举行任何仪式，只是从饭馆要了几样菜，姑母做了几样菜。除姑父母的家人外，还请了姑母好友李二姨、任大妈，共进婚宴。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我病情好转后，经常给中文系总支负责人写信。南开大学人事处知道我病已好，加上“大跃进”之际全国办大学，为此人事处于6月4日通知我：天津纺织局成立了一所毛麻丝工业专科学校，问我是否愿意到此校工作。接到信次日，我就前往该校报到。
五、四年纺织工业专科学校
天津纺织工业学校，位于和平区新疆路。仅有两个院，十几间教室。我报到时说明晚失眠，希望住安静的房间。学校为了照顾我，在滨江道劝业场附近的宿舍里分给我有六平方米的房间。地点虽好，但其时有有轨电车，夜间影响睡眠。我向校方说明，希望换个房子。次日校方通知我，在河北区月纬路31号余门院内有一间平房，让我前往。我立刻搬到此处。此房子较大，有十几平米，屋内只有一些床板和条凳。我用此两项东西便搭了一个双人床。没有桌子写字，恰好院内有一个原三条腿圆桌，仅剩了两条腿；圆面少了一块。我将这大半个圆桌搬到屋内，拼靠在墙上，便成了桌子。居住条件安置下来了，学校有些班级开课了，让我教语文课。学生均为从纺织厂抽调的工人。刚一入校，正赶上拔白旗运动。1957年为反右派年，1958年在教育战线开展了教育革命拔白旗年。所谓拔白旗，就是对年龄稍大些的教师进行思想批判。由于我刚参加工作，热情较高，对个别教师批判较尖锐，日后思之，实为不安，并向该教师表示歉意。
暑假时，毛麻丝工业专科学校与赤峰道纺织中专合并为东风纺织大学。校址在和平区郑州道20号。这是“大跃进”年代高校也搞“大跃进”的反映。各个局均成立大学，已成为风气。所谓大学，所招收的学生多为中学或小学毕业的学生。我仍教语文课。秋季开学，拔白旗运动仍在进行。由于我常在课堂上讲几首唐诗，被学生认为是厚古薄今，故认为我也是白旗教员。大字报上写“白旗招展的吴云老师”。我看到此大字报后很生气，说了一句：“我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我若是白旗，中国便没有红旗了。”为此，引起部分同学的反感。
入秋不久，全国开展大炼钢铁运动。我所在的学校也热火朝天地投入此运动。教职员从第二工人文化宫附近往回运废铁，有人专门冶炼，其成品为像豆腐渣的铁块；随后便上报，炼了多少吨钢。浮夸风之盛，此乃一例。
当时的纺织局比较有钱。在尖山盖了一些宿舍。大约是1958年11月底，校方通知我搬家。几个语文组教师，用三辆手推车从河北区月纬路运床板和少许日用品。往返有三十里路。由于尖山新家没有火炉，当时更无钱请他们下饭馆，东西搬上三楼后，连碗白开水也未准备。想起此事，我终生遗憾，对不起这几位帮忙的同事。刚搬去时，除一套里外间是陈校长家属住外，其余房间都空着。我住了靠里面的一间。此时岳母同我们一起生活。由于刚参加工作，新安家，经济较困难，这年冬天竟然未生炉子。次年即1959年7月30日，冀宇生下儿子伏生，才被高承志校长批准住进两室的房子，我刚工作仅一年多，便住两间房子，这是碰上好单位，也是机遇。像我仅四口之家，这样快的解决两居室住房，在当时和此后二十余年是罕见的。
学校为了扩大招生，从市内迁到杨柳青解放初期的天津专署办公的三座院内。该专署是1952年“三反”运动时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所修缮。房屋较为讲究，南院还有一所大礼堂。1959年9月迁入，至1962年12月底我调到市内教书，在杨柳青住了三年又半，即38个月。这段期间正赶上我国经济最困难时期。在此时间我曾经与老伴采过野菜，我还在农民收完大白菜后，拾过菜帮子，晒干后再煮着吃。为了保持体力，市领导倡导减少工作量。但也就在此时，可以趁机会发奋读书。在大学的几年里，由于失眠，仅读了教师指定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此外古代文学仅读了四大名著。至于先秦及汉魏六朝文章的课外作品，未曾阅读。为了补课，我先从《论语》、《孟子》读起，然后进入读史书。工具书仅为一本辞源。我先读中华书局出版的十卷本三家注《史记》，后读颜师古注十二卷本《汉书》。每天一斤粮定量，做成五个玉米面窝头，早点吃一个，中午和晚餐各两个。蔬菜少得很可怜，常常是一碗菜汤充饥。就这样，我坚持每日鸡鸣即起，清晨及教课之余读史书。1960年我整整三十岁。孔子说“三十而立”，我十七岁时在沈阳故宫看陈列室时曾发愤读书。到了三十岁时，我猛然想到再不苦读，以后成就事业便难说了。当我刚读完《汉书》时，由于学校从纺织大学改为纺织中专，用人少了，便将我调到市内教书。三年半在杨柳青的时光，对我一生颇为重要：它初步奠定了我以后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整理古籍的基础。
六、九年南开区职业大学
1963年元月，我拿介绍信到南开区教育局报到。我先被分到王顶堤六十三中学教语文，我要求到南开职大中文系任教。很快便将关系转到南开业大。先教古典文学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1964年秋季开始又增加一门古代汉语课。没有课本，要自编教材，我便将马汉麟先生的《古代汉语读本》一书加以简化，编成讲义。同时讲两门课，正规高校是不多见的，但业余职大的教师就不便多说什么。实践一段后学生反映我教课效果良好。为此，职大领导还决定我给本校教师做一次观摩课，讲的内容是古代汉语中有关《论语》中的部分内容和语法。
南开区职大的校址位于南开中学校门对过的一座小楼内。楼上有四间房子，供办公。楼下有两三间小房。行政人员挤在一间小屋里办公。还有一间小屋，四面不见阳光，阴湿。我因为家在河西区尖山，离此处较远，也为了多读点书，有一年多我便住在这个黑屋里。晚上上课，完全借南开中学的教室。
正在安心教课、读书之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晚上学生来上课，我给学生读了一遍这篇社论，然后宣布下课。此后由于人人自危，校方决定停课。停课的时间，区里将所辖职业中学、技校与南开职大合并，成立新的党支部领导这场运动。开始时南开职大的十几位教师聚在一间较大房间内写大字报，互相揭发，就是没有一个人给校领导贴大字报，这是与社会上其他单位不同之处。我写过几张大字报，给一两位教师提意见，也有人给我写了几张大字报，也是谈缺点。这样做大约有四十多天，校方决定让教职员到西郊工农联盟农场去劳动。劳动仅十天，于7月31日结束。由于中学也停课闹革命，全体南开区的业余职业学校教职员集中到西营门外黄河道二中。在此前由于中央发布了新的文件规定：此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这时开始，群众便分成两派，有些人大字报矛头指向校长、书记，有些人不表态，有些人保当权派。由于群众压力大，没多久，校方当权者便贴出大字报，给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几个人平反。在我被打成“三反分子”时，还蒙在鼓里，当群众揭发出此事，领导给我平反之后，我却有些后怕。因为我经过建国后历次运动。特别是“反右派”运动，一经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便是劳动改造，并写入另册。万幸的是此次“文化大革命”重点不是整一般群众，而是整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因为业余学校没有学生，当权派也少，运动中没有多少事可做；另外大中小学已复课闹革命，急需教师。我于1969年底，被分到南开区炮台庄中学教语文。我教的学生说是初中一年级，实际上是小学六年级，此乃教育改革形成此种局面。我教两个班语文课，还当班主任。我不仅教课认真，对学生要求很严；许多班上课时混乱，我上课的两个班秩序井然。为了当好班主任，我经常家访。我教课效果较好，加上认真管理学生，为此曾获“三好班”称号。
1971年春南开区成立了师范学校，培养中小学教师。该校指定要调我去教语文课。炮台庄中学很顺利地对我放行。南开师范学校也设在南开中学校内。我讲语文课时，给学生讲了许多鲁迅的诗。“文革”中的语文教材强调政治，古文极少，许多课文不够范文的水平，学生听了不感兴趣，教师讲时也感到乏味。我加了一些鲁迅的古诗的内容，既增强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也使我讲课时感到开心。
在南开师范教书的一年多时间里，李何林先生帮助我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科研题目。1972年4月7日，我到李先生家谈及业务进修事。我先谈了我的业务进修，既不放弃鲁迅研究，也不放弃古典文学。李先生听后沉思了一会儿说：你可以先把鲁迅论古代作家和作品重要内容，从《鲁迅全集》中节录下来，分类后编一本《鲁迅论文学艺术遗产》的书稿，这样既没放弃鲁迅，也为日后研究古典文学奠定理论基础。听了李先生的指导，我心里一亮，感到终于有了当前研究的方向和具体题目。从这时起，我开始阅读《鲁迅全集》，凡是论及古代作家或作品的，我便抄在卡片上。然后分类确定标题。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编成了十余万字的文稿。这部书定名为《鲁迅论文学艺术遗产》，先后印了两次：一次是1973年我调到师院中文系后由系里铅印了数千册，卖给天津各中学并发给语文教师。第二次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书的署名为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在“文革”期间，为了反对名利思想，绝大多数由个人写出的科研成果，署名时不能写个人，只能化名或署单位名，这是时代大趋势。
在南开师范工作时，我还与南开区教育局研究合作，请何林先生给中学教师讲鲁迅杂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政治和学术气氛都出现了较为宽松的局面。在“文革”初期，李何林先生在南开大学中文系是被批斗重点，游街、戴高帽等被侮辱的事件曾多次发生。李先生早年参加过北伐战争和1927年的南昌“八一起义”，此后一直参加民主活动，是民盟早期领导人之一。1945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李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到南京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事情经过。他从1928年起坚持研究鲁迅、宣传鲁迅，是国内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文革”时其他学术不准讲，只准讲鲁迅著作。趁此机会，我想让我的恩师李先生在社会上露面，便想出了请他给中学教员讲鲁迅著作的主意。我陪同南开区教研室同志到李先生家谈了请他给中学教师讲鲁迅著作的计划，李先生愉快地答应了。于是便借大礼堂开课，请人做详细记录。此后我又到天津日报社联系，将李先生的报告铅印成册，在全市广为发行。不久我又将此书介绍给陕西人民出版社，仍以《鲁迅杂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为书名，印数竟达数万册。
七、中晚年：天津师大
1972年春夏之交，在劝业场附近的惠中饭店后身的一个旧车委托小店里，碰到我在南开上学时首任辅导员（班主任）李国骥先生。他正在选旧车，为其爱人姚耀上班用。他告诉我姚耀同志已调天津师院中文系担任总支书记。在前面我曾提及，我在俄文专业读书时，曾向他汇报志愿军赴朝作战，而我未志愿一事。对此事，他不但没有对我另眼相看，反而我转入中文系读书时，他让我当学习委员。此后，他便调到校团委工作，就很少联系，毕业后15年，在此委托店相见，格外亲热。不久我便到他住处去看望他。闲谈间，谈及工作调动事。林彪事件（1971年9月13日）后，高校不仅复课而且扩招工农兵学员，教师缺乏。姚耀同志很快将此事办成。七月十八日晚我到李国骥先生家。他告诉我调到师院中文系事，基本定下来了；并嘱我应注意的几件事：“文革”中各单位都分派，希望我别掺合进去；要谨慎谦虚，因为过去教过的课程较多，容易产生骄傲情绪；要全力把工作做好，并同大家一起把师院中文系办好。最后李先生语重心长地说：“这次调师院办成了，后半辈子基本稳定了。我们费力把你调到师院，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1972年8月5日，师范学校负责人找我谈话，通知我已调到师院中文系，并于8月7日报到。我按时到师院报到，政工组说因故暂办不了，让我14日去报到。
在师院中文系，我被分到古典文学教研室。古典文学和古代汉语同在这个教研室内。开始我要求教古代汉语。1972年下半年编教材，1973年上半年我开始讲课。由于我口吃，又是从职业大学调来的，第一次上课有些人要听课，看看讲课情况，实为正常的事。我备课较为充分，讲课内容是马汉麟先生编的《古代汉语读本》，课文我基本上能背下来。我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坛，讲课文时，基本不看教材，有些课文能不看讲稿，讲话注意抑扬顿挫，效果较好。个别看我热闹的听课者，只听一节便跑了。他们未想到，我这个口吃患者，讲课时能有如此效果。
《鲁迅论文学艺术遗产》（资料长编）印出后，李何林师嘱我用这批资料写一组论文。由于古代汉语课备课用时间较多，写论文事还未提到日程上来。业余时间常去看望马汉麟先生。我多次谈及在古代汉语的同时，把科研重点放在写一组鲁迅论中国古代作家方面。1973年11月22日马先生严肃地告诫我：“鲁迅论古代作家毕竟是鲁迅的意见。我们写这方面的文章，并不体现我们的学术水平。你的长远科研规划既然已定在魏晋文学研究领域，只有写出魏晋作家研究的文章，才算是你的研究成果。”马先生的上述教导，为我日后科研指出了方向，其意义极为深远。
《鲁迅论文艺遗产浅探》（论文集）所收的文章，从1975年1月写起，到1977年12月才写完并定稿。内收文章十九篇，边写边在全国多家高校学报上刊出。该书于1979年4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数为二万二千册。得稿费五百元，此乃我第一次的书稿稿费。
1978年，天津师院学报第一期刊出《鲁迅论陶渊明》一文，我随即送给马汉麟先生一册，马先生因心脏病住在军队医院里，他接过刊物，翻了几页语重心长地说：“你能写出《鲁迅论陶渊明》的文章，这很好；但更重要的是要写出吴云论陶渊明，这才算你的学术水平。”听了这几句话我既高兴又沉重。高兴的是马先生为我研究魏晋文学指出了具体题目，沉重的是此项任务要最后完成，在当时我内心还没有底。
在马汉麟先生的鞭策下，我从1978年3月至1979年9月，共用一年半的时光，昼夜兼程写出研究陶渊明的论文12篇，年谱一份，共15万字，于1981年4月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陶渊明论稿》，印数为一万册。收在此书中的文章，均在各地高校学报上刊出过。
198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编辑刘义质等来到尖山曙光里家中来约稿件。该社专门出版整理古籍的书，同时兼出其他一些文史类的学术书。我当时答应给写两部书稿：（一）“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集校注》，（1984年出版）；二为《贾谊集校注》（1989年出版）。同时推荐了两部著作：马汉麟先生的《古代汉语读本》和鲍昌同志的《诗经新探》（论文集）。马先生的书乃是1958年“大跃进”时所谓师生合作的产物，出版时署名为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组。实际上从体例到内容，绝大多数例句均为马先生一个人的心血。当时古代汉语教师除先生外，仅有一名刚毕业的助教。这个助教上学时从未钻研过古汉语。学生参加编教材，实际上是凑热闹。此书是古代汉语的新创体例。书中共为十课，每课先是理论，然后是教材。教材内容主要从《论语》、《孟子》等先秦诸子中选出的。书后附有练习题。此后北京大学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四卷本，用的体例便采用了马先生《古代汉语》的体例。并且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的语法理论和文化常识两部分，均为马先生执笔。马先生生前与我谈话时，对他长期积累的学术成就编成《古代汉语读本》的署名是有想法的，只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好明说罢了。马先生已于1978年秋英年早逝。我就趁此再版机会，决定还历史本来面目，署名为马汉麟遗著。为了证实真相，我还请其时任中文系主任，语言学著名专家邢公畹先生写序。马先生的悲哀不仅是个人心血，用具体署名出书，他逝世后还有他的学生以修订为名，实为剽窃，为此，游国恩先生的大女儿、马汉麟先生的夫人游珏先生在“名师讲义”这套书中所收《马汉麟古代汉语讲义》一书（2004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后记》中写道：“1978年汉麟逝世后，有人以修订《读本》为借口，剽窃盗印《读本》。但纸里终究包不住火。1982年读本以马汉麟个人名义在中州书画社（即中州古籍出版社）再版，所谓‘修订本’（即盗版本）也就销声匿迹了。”
谈及陕西人民出版社，由于我在1974年和1979年先后在该社出版了《鲁迅论文学艺术遗产》（资料长编）和《鲁迅论文艺遗产浅探》（论文集），该社聘我为特约编辑，希望我能继续为他们写书并责成我为他们推荐成熟的书稿。恰在70年代末，南开大学的一校友在一次闲谈中谈及现在写文章的友人多，但发表阵地太少。为此他建议把友人的文章编辑成论文集，联系出版社出版。我认为此建议颇佳，就答应向陕西人民出版社联系，陕社总编辑对此颇感兴趣，立即答应此事。书名为《古典文学论丛》。第一、二辑由我主持编务。此时研究现代文学的友人也感到发文章难的问题，责成我再联系陕西人民出版社，总编也立即同意出版《现代文学论丛》。刘家鸣和辛宪锡负责编辑，出版较为顺利。《古典文学论丛》第三辑由南开大学校友负责编辑。文稿寄出后，给责任编辑写信，责任编辑很少回信。原因是文稿中有《诗经》研究作者，使用了许多金甲文，刻字很难，为此托延了出版时间。责任编辑很少回信，是不对的；但从编辑角度来说，作者有信必回，会占用时间太多。责任编辑少回信激怒了南开这位校友，从此引起《古典文学论丛》作者内部的矛盾。有两位情绪偏激的作者认为我从中作梗；更有甚者，个别人还说我拿《古典文学论丛》作交易：认为我为了出版《陶渊明论稿》一书和出版姑父阎文儒先生的《两京城坊考》书稿，默认并同意陕社的托延出版时间。我把《古典文学论丛》内部矛盾的事和责任编辑回信少等事向总编如实反映，很快出版社派一位编辑来听取意见，在听取意见的会上，少数作者发言激烈，说陕社是骗子等有失学者风范的话，此编辑一一记下，并对责任编辑未及时回信表示歉意。此后，陕西出版社颇重视此事，由出版局副局长林理明带队，加上两位编辑陪同来天津设宴听取《古典文学论丛》的作者意见。宴会后，我提出此论丛出完三期散伙。两位编辑也私下劝我别再做这费力又挨骂的傻事了。他俩还表示我有成熟的书稿和文章，寄给他们，会按时刊出，何必浪费时光还不讨好呢？！我认为两位编辑的话是对的，便决心《古典文学论丛》第三辑出版后停刊。陕社接受了我的建议，并做出决定：《古典文学论丛》、《现代文学论丛》各出三辑停刊。使我不安的是《现代文学论丛》内部与出版社配合得极好；刘家鸣、辛宪锡两位老友将《现代文学论丛》办得很起劲，由于受《古典文学论丛》作者内部矛盾而受连累，不得不停刊。介绍办两个《论丛》给出版社的深刻教训是：文人之间办同仁刊物是个极困难的事，个别文人自视太高，很难共事。我的《陶渊明论稿》内所收论文，在成书前，都在全国各地刊物上发表过，集成论文集出版，乃顺理成章的事，谈不上作交易。为了回避闲话，我将姑父的《两都城坊考补》交给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1年，我正在与唐绍忠同志从事《王粲集校注》写作时，冀宇同志提出个重要古籍整理项目《唐太宗集》的校注。她是学历史的，她认为历史上的皇帝，像唐太宗这样文武全才，使国家成为封建社会鼎盛时代者，还是罕见的。她建议把唐太宗的诗、文、赋、诏令等搜集到一起，然后进行标点、校勘、注释，系年在注中加说明。我赞同她的建议。由于我先后从事王粲、贾谊的两人集子校注（《贾谊集校注》与李春台先生合作），一时无法顾及，为此，《唐太宗集》的大量工作都是由她完成的。此后，《唐太宗全集校注》增订版一书新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注释，亦主要由她来完成。《唐太宗集》获1986年北方十五省市优秀图书一等奖；《唐太宗全集校注》获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资助。
关于教学工作前面已提到，我调师大中文系后，开始教古代汉语。由于我的兴趣是研究古代文学，便转到古典文学教研室。“文革”后期，因为教师多数受过冲击，不再愿意讲课，我因在职业大学受冲击较少，为此有了课我都敢承当。我讲古代文学，从先秦讲到南北朝。1975年开门办学后，学生要求学点东西，古典文学（唐前）由我来讲。我讲课的同时，还讲古典文学的重要性及学习方法。在课堂上我曾说：“学马列坚持数年必有好处，学古典文学也是这样，要坚持多年才能见成效。”我还说：“早晨我听到外语系同学的琅琅读书声，学古文也需要琅琅读书声，好的课文要背诵下来，以后才能学以致用。”因为这两段话触怒了一部分学生，他们说我是开倒车，宣扬厚古薄今，是“文革”前旧教育路线的回潮。为此，要在全班对我进行批判，名称为“路线分析会”。这个班喜欢搞这一手，在批判我之前已开过一次类似的会。此时仍要开会批判我，所幸总支书记，工宣队负责人就出面做工作，只许批判所谓旧路线的代表人物，不许批判教师，即保我过关。对这样的会，尽管我不在乎，但内心总是不愉快。会是开了，但此后我仅讲了几次课，就结束了这门课。其实，在当时我只讲了几句真话，便落到这样的下场。
改革开放后，1983年我晋升为副教授，校方决定让我从1984年开始招硕士研究生。从1984到1986年我连续招三届五名硕士生。另外还有一名进修生，我指导研究生的方法有些与他人不同，除了让研究生读先秦两汉和六朝的经典原著外，还选择了《建安七子集校注》这一科研项目，对他们进行基本功训练。具体分工是“建安七子”开头的作者是孔融，由我负责校注。其他六子的作品的校注，是每个研究生负责一子。首先是标点，然后是校勘、注释、系年。在注的开头写本诗、赋、文的内容提要。每人还要写一篇三四千字的文章，论述所负责的作者生平、思想、著作。整理完第一稿，我来审读，指出修改意见。水平较好者修改一次便可定稿，水平较差者要三四次才能定稿。最后再由我负责统稿，并联系出版。书名为《建安七子集校注》，由天津古籍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该书又在2003年再版，并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金资助。此种培养研究生的方法取得了双效益：一是研究生学会了整理古籍，在基本功方面得到提高；二是他们晋升高级职称时，可算一本学术专著。
我1988年2月正式来到古籍研究所。古籍所的编制为四人。曹聪孙同志为兼职所长。办公地点在八里台南院图书馆四楼。曹的治所方针是无为而治，每周仅开一次会，即随着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听听有关报告，平时在家中写有关承担的古籍整理项目。从1988年我到古籍所，到2006年退休，我主编了三部书：《汉魏六朝散文精华》（1991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白话前四史精华》（1995年三秦出版社出版）、《政（通）鉴易知录》（2003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我66岁时退休。回顾我一生数十年的生活，当以在古籍研究所这八年最为轻松。轻松首先表现在心态方面，因为人员简单，再没有像中文系那种复杂人事纠纷；其次是工作单纯，每天在家里上班，承担的任务从容而做。我1988年的患病与长期劳累有关。在中文系时，带三届研究生，本科的课要讲，还开出陶渊明研究的专题课，每届研究生也要讲课，要完成的科究项目又多。没有节假日，连春节正月初一，桌子上还有文稿。这样劳累连续多年，不闹病才是怪事。八年古籍所的时光，实际上等于休整身心，恢复体力，迎接退休后新的繁重科研任务。从1996年8月到2007年3月，是我一生中科研与出版的繁荣期。1997年夏，《文学遗产》主编徐公持先生约我合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分卷之一《魏晋南朝文学研究》。此后他身体欠佳，主要的任务多由我来承担。此书的性质实际上是20世纪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史。我从1987年6月—2000年8月，费时三年半，全书近60万字，我个人撰写22万字，即占全书三分之一还多一些。此书稿曾改写了四次，于2001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我与冀宇同志合写的《汉魏六朝诗三百首注》，200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出版社约我主编一部八十余万字的《古文观止译注评》，由杨鍾贤、孙致中、李春台我们四人完成。该书于2004年出版。接着我又撰写《20世纪中古文学研究》，虽然有前面主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做基础，但要总结20世纪这一段的文学研究，颇费心血。为此又用了四年时光才交稿，此书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后冀宇同志还修订了《唐太宗集》，改书名为《唐太宗全集校注》，于2004年1月增订出版，同年12月又再版印了两千册。该书获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接着我便修订《建安七子集校注》，于2005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亦获全国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的资助。上述任务完成后，想做点难度较大、有利于古典文学精华的普及，于是首先想到《汉魏六朝小赋译注评》这个项目。中国古典文学精粹的《诗经》、《楚辞》，唐诗、宋辞，均有注译本出版，只有赋体文学没有选译本出版。原因是赋的写作，多用典与骈体，译起来难度大。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只好知难而进，用两年时光完成了《汉魏六朝小赋译注评》，2006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华中，需要填补空白的还有骈文的选注。骈文，人称美文，由于它写作时用典，对偶、声律和追求藻饰，古籍整理者均回避它。我硬着头皮，选文从秦代李斯的《谏逐客疏》到清代末年的骈体文共撰写了近四十万字的《历代骈文名篇注析》。《汉魏六朝小赋译注评》出版后，被出版界所关注，长春出版社约我将汉魏六朝大赋名篇也译成白话，他们拟出版此书。我现在手头上正做此项工作。我还将把历代骈文精华，译成白话，使人称美文的骈文也得以普及。并将由长春出版社出版。
俗语说“一个好汉要三个帮”，我虽非好汉，但“三个帮”却存在的。第一个帮我成就事业的是老伴冀宇同志。她从个别书的选题，到许多书稿审校、抄写帮了我很多忙；有的著作她在承担主角，例如《唐太宗全集校注》；第二个帮我的老友是李春台同志，他是20世纪中期我在纺织工业专科学校任职时的同事。他1947年毕业于北京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古籍整理功力颇深。他帮我校审文稿，并承担个别难写的著作中一些工作；第三个帮我的是师大学报主编张虎刚同志。他古文功底相当好，我上世纪80年代完成的《贾谊集校注》、《唐太宗集》的审校、修改，他花费了大量心血。此外前纺织工业学校校长、翻译公司经理高承志先生，鼓励我搞古籍整理，并为《王粲集》校改文稿，他对我学术研究帮助颇多。
我从事科研的原则是争取所做的项目形成一个“台阶”。“台阶论”是恩师马汉麟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对我讲述的。他所说的形成一个台阶，即所选的科研项目出版后，别人再搞类似项目要踏着你形成的台阶（成果）向上攀登。我在马先生的“台阶论”后加了二个字，即“创新”，我认为没有创新的科研项目，是不可能成为台阶的。为此，我从事科研伊始便重视创新二字。我已出版和将要出版的书，共为二十三种。除《古文观止译注评》、《汉魏六朝诗三百首注》等书外，其余著述均基本具备创新或填补空白的条件。至于这些著述，哪项能成为“台阶”，那是要经过漫长的历史去筛选。
我到现在已将近七十九周岁。在这漫长的七十九年中，我小学毕业后种过地，当过农民；中学失学后，当过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工友，经过流浪生活后，又当过解放军，此后便是上大学和教书。社会上的工、农、兵、学等行业我都干过，只有没有经过商。但由于受书商的欺骗，订了出版合同，书出版后，不给稿费，以书代稿酬，为此我也曾卖过书，实际上也沾过从商的边儿。我从一个农民，最后当了教授，我早已心满意足了。我从十七岁接触教授，1950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时，所接触的多为教授。当时我立志，发奋读书，要做一名教授而奋斗。此志向已于1988年实现，并于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进入晚年后，我颇感欣慰：从我个人而言，如前所述在古籍整理和古典文学领域取得一些成绩；从我的家庭来说，共四个成员，都毕业于南开大学，堪称“南开之家”。我于195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老伴冀宇于同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退休前晋升为高级教师；儿子吴伏生，儿媳邓筱莲于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南开大学外文系，均取得硕士学位。吴伏生和邓筱莲于1990年和1991年先后赴美国留学，吴伏生在布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现任犹他大学终身教授和孔子学院院长。邓筱莲在美国又取得硕士学位，现为犹他州盐湖城一所图书馆任高级馆员。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先生，曾经为世人列出一道公式：天资 勤奋 机遇=成功。如果我也能算一个成功者的话，那么机遇对我说来是第一位的。因为我天资平平，勤奋方面较努力，而机遇对我的最后结局，便成了极重要的因素。如前所述，我一生中给我机遇的人，按事情发生的前后为序，他们是阎文儒、陈家骥、李何林、李国骥、姚耀、马汉麟诸位先生。上述六位先生有个特点，除陈家骥先生毕业于东北一所工业大学，阎文儒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外，其余四位先生均在南开大学工作。我又是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南开大学有四位先生给我创造机遇，这是我的终生荣幸；并对给我以机遇的六位先生，终生铭记。
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纵观我的生活历程，的确较为认真地按孔子所说的做了，我60岁之后到现在共出版十二部书，这些书属于填补空白者有四部：《20世纪中古文学研究》、《汉魏六朝赋精华注释评》、《历代骈文名篇注析》、《历代骈文精华注释评》（正在印刷）。其馀八部，或为合作，或为主编。为了完成上述作品，我没有休息日，没有节假日。按我的周岁计算，已过79岁，正在向耄之年迈进。为此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对于个人专业，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2009年10月1日
于天津师范大学北院师北里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