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文学创作的萌发，首先以白话小说的出现，标志了一种新的文学品种的诞生，这也是台湾文学史上的重要突破。
1922年至1925年，在《台湾》和《台湾民报》上相继问世的，是几篇带有萌芽性质的新小说，例如：追风的《她要往何处去》，无知的《神秘的自制岛》，柳裳君的《犬羊祸》，赵经世的《贤内助》，施文杞的《台娘悲史》，云萍生的《月下》、《罪与罪》等7篇。
《她要往何处去》，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于1922年4月的《台湾》杂志。作者追风，原名谢春木，1902年生，台湾省彰化县二林人，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曾任《台湾民报》主笔，是台湾早期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启蒙运动的骨干人物之一。他的小说处女作，通过描写一对青年男女从订婚到毁约的爱情故事，藉以破除封建礼教下婚姻制度的弊害，提出反封建与妇女解放的问题。台湾姑娘阿莲与台湾留日学生清风相爱，清风的家长却通过媒妁之言为清风和桂花订下婚约。桂花单方面爱上了清风，收到的却是清风要求解除婚约的请求信。后来在表哥草池的启发下，经历了痛苦婚变的桂花萌发了自救救人的思想，东渡日本求学。她意识到，这次婚变“不是阿母的罪，也不是清风的，都是社会制度不好，都是专制家庭的罪。我只是牺牲者之一。正如表哥所说，整个台湾不知有多少人为这制度而哭着。如今我却明白过来了。我要为这些人而奋斗，勇敢地奋斗下去。”这篇小说主题思想鲜明，注重人物性格刻划，笔下有情有景。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表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显得过于生硬。另外，小说采用日文写作，未能与当时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相协调。
其他几篇作品，《神秘的自制岛》是以台湾为观照对象，带有强烈讽刺性的寓言小说。它描写日本统冶下，背负枷具的台湾人的痛苦、愚昧与奴性。小说在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的同时，也暗讽岛人的迷信与不觉悟，揭示造成民族悲剧的症结所在。《犬羊祸》是篇政治小说，通过描写当时台湾社会运动家的内幕，对林献堂和杨吉臣退出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的妥协行为进行批判。小说在《台湾》杂志登出后，只刊载一半就停止了。《台娘悲史》是以寓言方式表现恶男霸女为妾的不幸婚姻，小说中的“台娘”、“华大”、“日猛”三个人物均有所指，婚姻故事的背后，暗含着台湾的沦陷史。《贤内助》一篇，用的虽是白话文，内容似翻译日人作品，没有更多价值可言。而杨云萍对自己早期小说的看法，用的是“虽有一二，但不成问题”的评价。这一切，应该说是符合萌芽期小说的发展规律的。
总之，萌芽期的台湾小说，一开始就显示了反殖民压迫、反封建制度的主题指向，并且带有强烈的政治讽喻性和现实针对性。在题材选择上，无论是写社会问题，还是表现家庭生活、妇女命运，都与现实政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寓言形式和讽刺手法的较多运用，显示了台湾作家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特殊方式。这些小说虽然在艺术上还比较稚嫩和粗糙，有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还残存某些旧小说的痕迹，但其呈现的小说主题与内容是全新的，它无疑代表了台湾小说的发展方向。
从1926年开始，台湾新文学运动由理论的发动进入创作的过程，赖和、杨云萍、杨守愚、陈虚谷、郭秋生、张我军、叶荣钟等作家的群体聚合，带来了真正显示台湾新文学运动实绩的作品，而小说创作又居于领先地位，据不完全统计，1926年至1930年五年间发表于报刊的小说为47篇，相当于萌芽期创作数量的6倍，仅1926年这一年，《台湾民报》就推出了10篇小说，其中赖和的《斗闹热》、《一杆“称仔”》，杨云萍的《光临》、《黄昏的蔗园》、《弟兄》，张我军的《买彩票》等，标志着新文学运动由理论到实践的转变，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奠基性的作品。在此之后，涵虚的《郑秀才的客厅》，虚谷的《他发财了》、《无处申冤》，太平洋的《夜声》，杨守愚的《凶年不免于死亡》，郑登山的《恭喜》，铁涛的《阿凸舍》等，以及赖和、杨云萍、张我军不断问世的其他作品，则显示台湾现代小说从不同角度，揭开了台湾新文学历史的崭新一页。
成长期的台湾小说创作，主要采用现实主义方法相中文写作方式，对日帝统治下的台湾封建社会进行抨击，进一步凸显出反对殖民统治、反对封建主义的总体倾向。纵观上述作品，大多表现了如下内容和主题：
（1）揭露日本警察的凶暴和压迫民众的情形。日本警察作为维护殖民统治的鹰犬，无所不管，无恶不作，是台湾人民最为痛恨和直接抨击的对象。赖和的《一杆“称仔”》、《不如意的过年》，郑登山的《恭喜》，一村的《无处申冤》等，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民间百姓在警察制度下所遭受的欺凌，重压以及无处伸冤的悲惨现实。
（2）表现殖民者，地主和资本家对工农群众的经济剥削的现实。以杨云萍的《黄昏的蔗园》，太平洋的《夜声》，杨守愚的《凶年不免于死亡》为代表。日据时期，全台耕地的30%由殖民垄断阶级掌管，48%为地主阶级保留。而占农村70%人口的贫苦农民，仅占17%的耕地。残酷的经济压榨，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加速了底层百姓生活贫困化。杨守愚《凶年不免于死亡》中的农民，在地租、税收与灾年的多重压迫下，无论怎样挣扎，最终不能逃脱家破人亡的厄运。
（3）旧礼教束缚下的家庭生活与妇女悲剧。张我军的《白太太的哀史》，讲述嫁给大陆官僚被折磨而死的日本女子的不幸身世；杨云萍的《秋菊的半生》，塑造了家贫被卖、又遭富人欺凌玩弄的台湾少女秋菊的形象；赖和的《可怜她死了》，则借少妇阿金的遭遇，控拆了落后愚昧的养女制度。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妇女命运，成为当时作家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
（4）揭露封建地方势力和御用绅士的妥协。以杨云萍的《光临》，涵虚的《郑秀才的客厅》为代表。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推行的愚化、奴化和同化政策，促使封建地方势力臣服殖民当局，成为反对社会改革的力量。《郑秀才的客厅》里所上演的，就是三个封建遗老接受殖民当局旨意，加入御用文化团体的丑剧。
这时期作家创作的局限，一是由于他们多以文学为武器来推动政治、文化运动，还缺乏对创作数量与艺术质量的潜心关注；二是因为当时作家往往兼营多种文体，艺术的磨砺与积累还不够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