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和的生平
台湾的新文学运动，继张我军的理论倡导之后，赖和正是以他对台湾白话文学和现实主义创作的确立，以他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培养，而被誉为“台湾新文学之父”以及“台湾的鲁迅”。
赖和（1894—1943），本名赖河，字懒云，台湾彰化市人，常用笔名有懒云、甫三、安都生、灰、走街先等。幼年习汉文，并接受日文教育。1909年入台北医学校，毕业后在彰化建立赖和医院。1917年到厦门博爱医院工作，1919年下半年返台。这期间接受五四新文学影响，成为一个热心的社会活动者。1921年加入台湾文化协会，开始其毕生悬壶济世及抗日文化活动的生涯。1923年因治警事件入狱，翌年出狱之后，从此留须明志，以示与日本官宪抗争。1941年又因思想问题再度入狱，后病重出狱，1943年1月即以心脏病与世长辞，年仅49岁。
赖和的一生，是令人敬仰的一生。其一，作为铁骨铮铮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了证明自己是中国人，不臣服日寇，他曾经不剪辫子，始终穿着民族服装，充满了“不忍衣冠沦异族”的高贵情感。其二，赖和医德高尚，扶危济困，一生为劳苦群众所仰望，有“彰化妈祖”和“医圣”之称。不仅如此，“凡台湾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先生无不公开参与或是秘密援助。”他免费医治穷苦百姓，“每天所看的病人，都在百人以上，然而，先生的身后，却留下万余元的债务。”赖和去世的时候，乡人沿街痛哭，送葬者络绎不绝。其三，作为充满反抗精神的新文学作家，赖和一生坚持用中文写作，绝不用日文写作，这在日据时代的文坛上，实属难能可贵。其四，作为台湾新文学的“奶母”，赖和在担任《台湾民报》文艺栏主编和《南音》杂志编委的时候，为台湾文坛培养了一批作家，守愚、虚谷、杨逵、王诗琅以及稍晚的钟理和、叶石涛、钟肇政等等，都曾深受他的影响。
身处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赖和，终其一生未曾见过鲁迅，但深深受到鲁迅影响。依其友人杨守愚的说法：“先生生平很崇拜鲁迅先生，不单是创作的态度如此，即在解放运动一面，先生的见解，也完全和他‘……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者，是在改造他们（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合致。”鲁迅弃医从文，成为勇敢的文化斗士和时代旗手；赖和以鲁迅为楷模，一边行医，一边创作，去做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他们都在寻求通过文学改造社会，启蒙民众，疗救国民精神。尽管赖和在创作成就和思想影响力诸方面还不能完全比照鲁迅，但他在台湾新文学运动中的奠基作用，使他获得了台湾文坛最高的敬仰和评价。黄得时将赖和比喻为“台湾的鲁迅”，吴新荣对其大加推崇，认为“赖和在台湾，正如鲁迅在中国，高尔基在苏联，任何权威都不能漠视其存在。”陈虚谷也断言：“赖和生于唐朝中国则可留名唐诗选；生于现代中国则可媲美鲁迅。”
赖和是文坛多面手，从1925年发表台湾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散文《无题》，到1941年在狱中完成的《狱中日记》，他共创作了小说14篇，新诗11首，随笔杂感13篇，狱中日记39篇，这些作品由李南衡编为《赖和先生全集》，1979年3月由明潭出版社出版。
赖和的文学创作成就
生在一个身不由己的殖民统治社会，又经历着旧文学和新文学交替变更的风云时代，加之悬壶济世、体察民生的悲悯情怀，赖和走上文坛伊始便确定了自己创作的原点，那就是以拥抱民间疾苦的人道主义关怀，藉由文艺的力量去启迪民众精神，改造黑暗社会。1937年，赖和在回答应聘《台湾民报》副刊主编黄得时的请教时，曾当场明确提出四点希望：“1.现在虽然在日本统治下，我们绝对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2.对于中国优美的传统文化，不但要保存，还要发扬光大。3.对于日人的暴政，尽量发表，尤其是日警压迫欺负老百姓的实例，极力暴露出来。4.对于同胞在封建下所残留的陋习、迷信，应予彻底的打破，提高文化素质和水平。”这既是赖和的政治理想，也蕴含着他的文学追求。赖和终其一生所努力的，就是要让文学成为“民众的先锋，社会改造运动的喇叭手”，“忠忠实实地替被压迫民众去叫喊。”
在这种文学理念的指导下，赖和的创作始终坚持了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取向，从而成为日据时代最富有抗议精神的文学。以其成就最为显著的小说而言，赖和的创作有以下鲜明特色：
（1）以尖锐的抗议精神，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的罪恶，唤醒台湾人民的反抗意识。日据时代，反对殖民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成为广大台湾同胞最根本的问题。赖和的小说，或抨击横行霸道、为虎作伥的警察制度，如《一杆“称仔”》、《不如意的过年》、《蛇先生》、《惹事》等；或揭露日本殖民者对台湾蔗农残酷的经济压榨，如《丰作》；或斥责日本同化政策对中国传统文化风俗的消泯，它们表现的全是与异族统治者势不两立的主题立意。《一杆“称仔”》写贫苦农民秦得参被日本巡警逼上绝路的故事。秦得参借来三元钱做卖青菜的小生意，因为无钱购置“称仔”，只得向邻居借来一杆“尚觉新新的称仔”。当时的度量衡是官厅的专利，敲诈勒索的巡警不由分说，折断称杆，罚款拘人。秦得参被妻子借债赎出狱来，禁不住满腔悲愤，终于在新年之夜与巡警同归于尽。这里，原本象征老百姓谋生工具的“称仔”，现在却被破坏；原本象征了法律应有公正的“称仔”，现在却遭践踏；官逼民反的背后，是日本殖民者对民众生存权利的残酷剥夺，是走投无路的百姓对于强权专制的抵死抗议。值得指出的是，赖和小说不仅表现深沉的控诉力量，而且凸显了强烈的抗争精神。《一杆“称仔”》中，秦得参的拼死抗争；《浪漫外记》里，民间好汉对日寇爪牙“补大人”的诱杀；《惹事》中勇于揭露日本殖民统治者“劣迹与残暴”的青年学生；以及《善讼人的故事》里为民请命、反抗强权的林先生，都是这种不屈意志的集中体现。
（2）以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描写了苦难深重的百姓生活，传达出反帝反封建、改造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强烈要求。《可怜她死了》是一篇哀怜贫苦女性命运的经典之作。小说中命运多舛的阿金，自幼被卖做童养媳，未婚夫又在一次罢工风潮中被警察打伤死亡。遭受重创的公公含恨死去，阿金婆媳挣扎在贫困线上。为了摆脱困境，阿金再次被已经妻妾成群的富绅阿力哥包养，受尽蹂躏后却遭遗弃，最终带着身孕投河自尽。赖和在作品中揭示了造成阿金悲剧的三个原因：一是养女制度，作为封建制度的残余和变形，它在日本统治下的合法化，是造成无数女子悲苦命运的渊薮。二是纳妾制度。封建主义传统与男权中心话语的强势作用，使被物化的妇女变成男性需要的工具或可以任意买卖、遗弃的物品。三是殖民主义统治。作为一切黑暗势力的总根子，它与实行专制、压抑人性的封建主义制度的联盟，是维持自身统治的需要。阿金的悲剧，正是殖民统治和封建制度一手导演的。赖和对封建礼教和落后习俗的鞭挞中，无不凝聚着对殖民主义的憎恶。
（3）对旧社会习俗的败坏，对苟且偷生者的形象批判，表现了赖和文化革新的要求，以及疗救国民精神的忧患情怀。他于1926年写的第一篇小说《斗闹热》，是最先批评封建社会迎神赛会的铺张浪费，表达期盼文化革新与社会进步的作品。故事借着镇上人们的闲谈，表达出两庄村民在妈祖生日的祭典中为了争面子而“斗闹热”，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幕后操纵者却从中渔利。对于为发起“斗闹热”而奔走的学士、委员、中学毕业生和保正等“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士”，赖和也给予了特别的讽刺。事实上，赖和对那种在殖民政府统治下苟且偷生，甚至巴结奉承的旧知识分子的描写，笔锋一贯犀利无情。在《棋盘边》里，作者用一幅对联，概括出此类人物萎靡颓丧的生活习俗：“第一等人乌龟老鸨，惟两件事打雀烧鸦”（指打麻将、吸鸦片）。《一个同志的批信》、《赴了春宴回来》等作品，从不同侧面表现了民族危难时期一些知识分子的空虚与妥协心理，前者揭穿了有钱有闲者施灰献媚殖民当局的行径，后者则活画出一群寻花问柳的“圣人之徒”的卑污灵魂。
（4）在艺术表现上，赖和着力观照乡土的文化背景和艺术趣味，注重故事性与戏剧性，显示出乡土的特色。而对于邪恶与堕落的一面，他又特别运用讽刺手法加以抨击。从赖和的诗歌、散文创作来看，《无题》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散文，它把日寇统治下一个失恋者孤寂痛苦的心情，描写得栩栩如生。清新的形式，优婉的文字，加之个人情感与黑暗时代的碰撞扭结，使全文有一种悲哀而倔强的美感，
赖和的新诗创作，比之其他文体，情感基调更为高昂激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要“吹奏激励民众的进行曲”。坚持社会写实的文学路线，带来其作品强烈的现实针对性。1925年10月23日，彰化二林的农民起义被日警血腥镇压的当天，赖和就以满腔悲愤写下了他的第一首新诗《觉悟下的牺牲》，副题是“寄二林事件的战友”。有感于农民这种不怕牺牲、奋起反抗的“觉悟”，赖和反复吟颂：“我的弱者的斗士们，/这是多么难能，/这是多么可贵！”但他最成功的新诗则是《流离曲》、《南国哀歌》和《低气压的山顶》。
《流离曲》写于1930年，长一百余行，被人称为日据下台湾新文学中最长、最动人的一首诗。它是以殖民当局用极廉价将3886甲土地批售给370名退职官员，迫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的事件为背景所作的长诗。《南国哀歌》写于1931年，是为纪念反殖抗日的“雾社事件”而创作。《低气压的山顶》则以象征的手法，在日寇制造的政治低气压时代，大声呼唤推翻殖民统治的狂风骤雨：“这冷酷的世界，/留它还有何用！/这毁灭一切的狂飚，/是何等伟大凄壮！/我独立在狂飚中，/张开喉咙竭尽力量，/大着呼声为这毁灭颂扬，/并且为那未来不可知的，/人类世界祝福。”
赖和在台湾文学史上的意义
在日据时代的台湾新文学运动中，赖和是以反帝反封建的主题，人道主义的情怀和社会写实的方法路线，率先倡导了具有地方色彩的乡土文学，富于反抗精神的抗议文学，以及充满新时代意义的白话文学。
赖和的功绩在于他第一个用白话文写作，从而揭开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序幕。台湾新文学兴起后，遇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难题。新文学运动要求言文统一，台湾居民却多用台湾方言。赖和经过艰苦的努力和实践，率先摸索出以白话文为基础，尽量吸收台湾方言的途径，使其作品言文一致，呈现出明白易懂的乡土特色。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他还大力实践“舌头和笔尖的合一”的主张，使其文学语言口语化。正是在此意义上，“第一个把白话文的真正价值具体地揭示到大众之前的，便是懒云的白话文文学作品。”
作为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的创作影响了整个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坛。正如文评家张恒豪所称：
他的写实精神引导了不少的继起者，尤其是杨守愚、陈虚谷、王诗琅；他的反讽技法影响了蔡愁洞、吴浊流、叶石涛；而他那不屈不挠的抗议勇气更鼓舞了杨华、杨逵、吕赫若。可以说，台湾新文学的扎根从赖和开始着手，而赖和的崛起才奠定了现代台湾文学的基础。
赖和被称为“台湾的鲁迅”和“台湾新文学之父”，他对台湾新文学的巨大贡献，与这两个崇高的称谓是相称的。赖和的创作跨越小说和新诗两种题材，这两个领域他是两面旗帜。他的闪耀着强烈战斗光芒的现实主义作品，成为整个台湾新文学的样板。尤其是他作品中反对异族占领和对祖国的向往与亲和的民族主义精神，以及大声疾呼革命风暴的到来、摧毁旧世界的呐喊，无不体现出无畏而彻底的革命性，教育和唤醒了几代台湾青年。这种革命战斗精神成了整个台湾新文学的灵魂，并且将永照台湾文坛。赖和的文学主张和他的爱祖国、爱民族的精神，也是今天反“台独”的锐利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