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逵的生平和抗日活动
作为日据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杨逵经历了台湾现代史上最为混乱的动荡岁月。期间的历史脉动与他的生命历程息息相关，台湾的文学风尚与其文学创作互为见证，这使杨逵成为解读台湾抗日民族运动和台湾新文学历史的一面借镜。而杨逵对台湾新文学运动中尖锐的抗议精神和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发扬，他对日本殖民主义和社会黑暗势力的不屈斗争，又使他以“不朽的老兵”形象和“压不扁的玫瑰花”气节，成为民族脊梁精神的写照。
杨逵（1905—1985），原名杨贵、杨建文等，台南县新化镇人。杨逵9岁入公学校读书，幼年喜欢听卖艺人说书，《三国志》、《水浒传》都是他耳熟能详的故事，10岁那年，噍吧口年抗日事件发生，因为杨逵的家正处于台南通往噍吧口年（玉井）的必经之路，他亲眼目睹日军隆隆而过的炮队，又耳闻台湾义民被镇压的种种惨象，心中开始埋下仇恨与叛逆的种子，及至后来读到日人秋泽岛川将起义者贬为土匪的《台湾匪誌》，杨逵“这才明白了统治者所写的‘历史’是如何地把历史扭曲，也看出了暴政与义民的对照。”从此，杨逵的生活和创作同台湾同胞的抗日民族运动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说：“我决心走上文学道路，就是想以小说的形式来纠正被编造的历史，历来的抗日事件自然对于我的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4年，中学毕业的杨逵为了探求新思想和寻找出路，东渡日本勤工俭学。期间，他不仅大量阅读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和法国大革命时期进步作家作品，还研究过《资本论》，深受历史唯物主义的薰陶，并参加了“打倒田中内阁”的示威游行，由此揭开他一生社会运动的序幕。
1927年，杨逵应台湾文化协会的召唤返台，时值台湾文化运动和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之际。杨逵被选为“台湾农民组合”中央常委委员，负责政治、组织、教育三部的工作，并组织特别行动队，专为贫穷的农民向日本政府争取权益。因此，曾先后被捕十次之多。这期间，他与志同道合的女中豪杰，“台湾农民组合”的妇女部长叶陶结为终身伴侣。
1931年以后，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共产党实行全岛性的大检举，社会运动遭受毁灭性的重挫。杨逵在为生活奔波的同时，开始了文学创作。1932年，他首次以“杨逵”笔名，尝试用汉文写作小说《送报伕》，经赖和之手刊载于《台湾新民报》，但后半部被查禁。杨逵再将全文以日文书写，1934年10月发表于东京左翼刊物《文学评论》，并获其征文第二奖（第一奖缺），杨逵与日本左翼文坛开始往来，左翼思想从战前至战后，贯穿了他的一生。1934年，杨逵参加“台湾文艺联盟”，担任《台湾文艺》日文编辑，从此活跃于文坛。1935年12月创办《台湾新文学》，至1937年4月遭当局禁止。
1937年抗战爆发后，身患肺病的杨逵遭遇一生最为艰苦的岁月。在日本友人入田春彦的帮助下，得以归农的杨逵租地种花，借用伯夷、叔齐的典故，创办“首阳农园”。—并在报上发表《首阳园杂记》，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
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打后，台湾总督府官方杂志《台湾时报》编辑植田向杨逵邀稿，《泥娃娃》、《鹅妈妈出嫁》相继发表，引起总督府内开明人士和迷信武力的军警间的摩擦。而当杨逵这些小说要出单行本时，终遭查禁。
1945年台湾光复后，杨逵满腔热情地投入台湾新文学的重建工作。他把自家花园改名为“一阳农园”，创刊《一阳周报》，并担任台中《和平时报》“新文学”版编辑。“二·二八事件”之后，杨逵参加了台湾新生报《桥》副刊关于台湾文学问题的讨论；1948年主编《力行报》“新文艺”栏；1949年起草《和平宣言》，被判刑12年。杨逵一生坐牢12次，虽历经坎坷，但矢志不移。1961年刑满出狱后，杨逵在台中经营“东海花园”，再度以养花种菜为生。1982年应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计划”的活动，1983年获台湾“吴三连文艺奖”，1984年又获“台湾新文学特别推崇奖”。
杨逵写小说、散文、戏剧、诗歌，也写文学评论。主要小说有《送报伕》、《泥娃娃》、《鹅妈妈出嫁》等多篇；另有剧本《父与子》、《猪哥伯仔》、《扑灭天拘热》、《牛犁分家》等多种。
杨逵的小说成就
小说无疑是杨逵创作的重镇，其文学理念与艺术追求在这里得到集中的体现。杨逵主要的小说计有：《送报伕》（1935）、《蕃仔鹅》（1936）、《顽童伐鬼记》（1936）、《模范村》（1937）、《父与子》（1942）、《无医村》（1942）、《泥娃娃》（1942）、《鹅妈妈出嫁》（1942）等。
杨逵的创作一向以反压迫、反殖民的精神而著称。与同时代作家相比，同样是表现对日本殖民者的强烈抗议，杨逵有其独特的侧重点。如果说，赖和是以深沉的控诉力量，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给台湾同胞带来的灾难；那么，杨逵在揭露与控诉的基础上，更着力描写了台湾人民觉醒与斗争的社会前景，启示人们去探求光明的出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台湾作家龙瑛宗认为，杨逵的小说“是指示历史进路的文学，是为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心上点燃一盏灯的文学”。
赶走日本殖民者，还我国土，这是杨逵创作最为关心的主题。他的批判锋芒，直逼日本殖民体制和殖民政策，有一种怒目金刚式的抗议和直捣黄龙的勇气。他所有的小说创作，都在揭露台湾于日本殖民帝国经济和文化双重侵略下丑陋的现实，都在传达台湾人民反抗异族压迫的民族心声。《模范村》通过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模范村”的描写，揭露了“共存共荣”样板背后上演的台湾农村惨剧，并特别凸显了抗日志士阮新民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双重觉醒。在小说中，泰平乡大地主阮固爷与日警互相勾结，为了追求“模范村”，不仅强迫各家建造铁窗与水沟，而且每年要向佃农收回垦熟的荒地而转租给（日本人的）糖业公司，以致于民不聊生，走投无路，造成憨金福的自杀。富有正义感和抗日精神的阮新民东京留学归来后，很快与其父亲阮固形成势不两立的阵营。阮新民鼓动农民群众说：“日本人奴役我们几十年，但他们的野心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辣，近年来满洲又被它占领了，整个大陆也许都免不了同样命运。这不是个人问题，是整个民族的问题……我们应该协力把日本人赶出去，这样才能开拓我们的命运！”最终他前住大陆，投身全国同胞抗日救亡斗争的潮流之中。
《无医村》通过一个农村孩子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亡的遭遇，对日本殖民统治下不合理的农村医疗制度进行大胆谴责：“这政府虽有卫生结构，但到底是在替谁做事呢？”《泥娃娃》写几个孩子用烂泥塑造了一堆日本的飞机、军舰和士兵。但是，“当天夜晚，一场雷电交加的倾盆大雨把孩子们的泥娃娃打成一堆烂泥……”作者所要传达的，正是对殖民者的藐视和对战争的厌恶情绪，一如作品所直言的那样：“如果以奴役别的民族，掠夺别国物质为目的的战争不消灭；如果富岗一类厚颜无耻的鹰犬，不从人类中扫光，人类怎么可能会有光明和幸福的一天！”在《鹅妈妈出嫁》中，学经济的林文钦呕心沥血撰写《共荣经济的理论》一书，到头来却落了个家破人亡的悲剧，所谓“共存共荣”的真相，恰恰是“不存不荣”。林文钦的结局造成了小说中另一位知识分子“我”的觉醒：只有消灭侵略、压迫和剥削，才可能有真正的万民共荣。《泥娃娃》、《鹅妈妈出嫁》这些作品写于1942年，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台湾被日本殖民当局推向“决战体制”之际，这是应《台湾时报》编辑植田约稿而写的。杨逵说：“我给他写了《泥娃娃》和《鹅妈妈出嫁》，我的意图是剥掉它的羊皮，表现这只狼的真面目。”
杨逵小说诉诸反帝反殖主题，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往往超越狭隘的地域观念与民族意识，站在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的立场，去谋求超乎种族的阶级团结。其代表作《送报伕》，分别以日本本土的资本家对劳工的欺诈剥削，与殖民当局对台湾农民的残酷掠夺为两条主线，透过留学东京的台湾青年杨君的命运遭遇，将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体现出联合各界的被压迫者共同奋斗的思想理念。杨君的父亲因为抗拒日本制糖会社征用土地，而被日警折磨致死；杨君东渡日本勤工俭学，历尽艰辛才找到一个送报伕的工作，却遭到报馆老板的残酷剥削。他忍饥挨饿干了20天，不仅工资未能兑现，连当初的保证金也被老板侵吞，自己还遭解雇。这时收到家信，得知的竟是家破人亡的噩耗。正当杨君陷于绝境之时，是日本进步工人伸出援手，动员他参加反剥削反压迫的劳工运动。杨君逐渐明白了，无论台湾岛上还是日本国内，都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分；为了谋求被压迫群众的解放，全世界的劳动者只有携手联合，才能对抗凶恶的压迫者与剥削者。后来他决定返回台湾，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小说超越了当时台湾文学的水准，不仅启示人们探求积极向上的历史进路，还以高度的民族主义和朴素的国际主义的结合，开拓出一种高远深刻的思想意境和阶级胸怀。杨逵所坚持的那种社会人道主义理念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在其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展示。
作为一个立足于台湾抗日民族运动和现实生活的作家，杨逵始终坚持了台湾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以反映现实的社会为目标”；并通过现实主义艺术功力的捶炼，成就了自己独特的小说面貌。
总之，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精神力量和现实主义艺术成就，使杨逵当之无愧地代表了台湾新文学的主流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