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学一直在台湾当代文坛占据着重要一席。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大陆流入并畅销于台湾岛的武侠、言情小说至现今已达八十余年之久，起起伏伏却始终充溢着旺盛的生命力。
一种文学现象的设立，当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有着密不可分的客观联系，当然，也由其自身特性所决定的。尤其通俗文学在台湾60年代那场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下的商品潮的冲击中，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骤然卷入商品经济的巨浪中。文学作品的精神目的要受“市场规律”所制约，物质生活决定精神文化也是一种文化消费的需求，一种寻求精神刺激、化解内心苦闷、填补心灵空虚、猎取奇特梦幻等等为打发时间的消遣文学的应运而生，必然带来强大的市场经济效益。如以爱情婚姻为描写题材的言情小说，因大多出自女性作家之手、凭借女性独有的文化心理与气质，着力构筑虚幻飘渺的爱的世界，用缕缕忧伤的丝线编织着缠绵悱恻的感情梦幻，不仅打动了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也让具备高学历却赋闲于家的富家太太们掩卷不舍；再如武侠小说，那高超武功、儿女情长、非常男女、呼风唤雨的义士等等人物的刻画，无疑获得了多层次、多群体读者的青睐——松弛心理，企求得到精神上刺激或情感上愉悦的公职人员；填补内心的空虚，追寻奇特而迷人的梦幻的城镇小市民；处在青春的跃动时期，倾心英雄与美人并得到生理与心理上满足的青少年。总之，通俗文学所具备的大众文化品格与大众文化消费心理的一致性为通俗文学提供了滋长的苗床，所以它的出现与流行是大众文化的必然产物。
追究台湾的现实环境与文坛的实际情况，由于50年代，国民党当局造成的“反攻”局面，使整个社会的思想、教育与文化都笼罩在泛政治主义的氛围，这种不安定因素给一般民众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往往从害怕政治到希望远离政治。而在当时，充斥文坛的那些“战斗文学”，让渴求安逸、平静的民众心悸，于是那些不涉及政治，便于阅读，容易理解的消遣性作品便被文化市场所接受。6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经济的开放，台湾当局对普通民众的政治控制虽然有所松动，但政治重压的阴影依然存在。这就使得自50年代以来在民众之中滋生的逃避政治现实的心态不但持续下来，而且进一步蔓延。通俗文学以它流行的伤感、梦幻、煽情、轻松的格调很快适合了社会上的一大部分读者的口味：年轻女性面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两性关系分化而未有新道德规范的约束的无奈和茫然之中，急于寻求一种世外桃源般的生存；大多知识层次较底的民众因无法从随着经济大潮涌来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里获得精神给养，仍然对产生与本土的通俗文学情有独钟。这种对文学的嗜求，就是当时台湾社会所存在的逃避与满足的对抗，所谓的“琼瑶热”、“古龙武侠”就是这种对抗中的“赢家”。70年代，台湾社会面临着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保钓运动”、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台湾当局从联合国驱除等，又一次给刚趋于稳定的社会以冲撞。自然，社会动荡之不安因素使广大民众不得不从“桃花源”走到关注现实的精神世界。因而，此时的通俗文学被反映社会嬗变的作品所替代。80年代后，由于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又发生了巨大变动，从以往现实环境低谷里走出的普通民众又迈入唯美与梦幻的感情世界，市场经济的需求，加快了文学商品化的进程，通俗文学开始“梅开二度”。从台湾图书市场的出版发行量来看，通俗文学的发行销售总列畅销书榜首，如高阳历史小说的频频再版；琼瑶言情小说走红影视；古龙、温瑞安的新武侠小说迷醉了一代武侠迷；三毛情趣盎然的散文、席慕容如梦如画的诗集等，都造成了轰动效应。至今，随着台湾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两岸文化的沟通，通俗文学今后发展势头将会更加旺盛，因为“在以科学技术和信息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中，文化和工业生产和商品已经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商品化的形式和逻辑将更深入地渗透到文艺领域之中”。台湾的通俗文学大体上可以包含这样一些作家和作品。其一，以琼瑶的爱情小说为代表。其他作家，如：玄小佛、沈明华、白慈飘、杨小云、胡台丽、姬小苔、光泰等。其二，武侠小说，以古龙为代表，还有朱羽、东方玉、温瑞安、宣、新宋礼等。其三，通俗历史小说，以高阳为代表包括南宫博、毕珍、林佩芬、朴月、杨涛等。其四，通俗散文，以三毛为代表，包括林清玄、刘墉及一些专栏小品等。上述作家作品，大体可归入这一范畴。通俗文学，以其大众化、平民化、通俗化，赢得了广泛青睐，占有了广大读者群，获得最快、最好的市场效益。因而它实在不应该受到贬抑和排斥。通俗文学不应当与粗俗和杂劣相等同。它是有品味的通俗化有格调的大众化。
综上所述，通俗文学持续不断的走红于当代文坛，一是能够以其特殊的精神与品格满足普通民众的文化消费心理；二是台湾特定的现实环境与文学背景又成为它流行的土壤。现将其创作特点归纳如下：
（1）模式化的构思，简约离奇。通俗文学之所以能广泛流行，关键一点在于抓住读者，巧妙构思。就单部作品而言，从情节构筑上来看，通俗文学着重于事件的描述，尤其讲究内容的故事性，往往抓住主要矛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不断激化矛盾过程中推进情节，并兼制造悬念，埋下伏笔，使情节曲折生动，引人入胜。在人物安排上，时常使人物在偶然中巧遇，在交往时误会，侧重人物外部形象的描绘，细腻的心理刻划，使人物形象具体鲜明，可感性强。从总体上看，通俗文学模式化倾向较重。无论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还是不同作家之手的创作，大同小异不足为奇。
（2）通俗易懂，缺乏深度的内涵。鉴于广泛流行之特色，必得通俗易懂。无论是“阳春白雪”读者还是“下里巴人”读者，茶余饭后的消遣时，都需要并喜爱的阅读，就要求其内容不能崛屈艰深，令人费解，应该较浅显、较贴近日常生活。撷取生活表层现象，用不着刻意的捕捉而没有加以审美的过滤与选择，缺乏一种较深层次的理性认识与升华。这就使得作品内涵相对比较肤浅，缺乏应有的力度与深度。
（3）语言生动流畅，但缺乏锤炼。以语言为手段去吸引读者的通俗文学，自然尤为注意语言的生动性与趣味性，乃至于不根据表达需要而堆砌形容词。因而有信手写来不加推敲的痕迹，有不重视遣词造句的准确性和语言的创新与变化，也有不讲究修辞的运用与不注意语法的规范，甚至，无年龄段的语言使用，矫揉做作。前边我们已提，台湾的通俗文学以其形式大众化、情节曲折、内涵浅显、语言生动流畅而深受各层读者的喜爱，鉴于此，研评通俗文学，不能简单的把通俗文学作品统统归入“拳头加枕头”的地摊文学，排拒于文学的殿堂之外。其实，较好的通俗文学都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都能陶冶人们的美好感情，启发人们的正义感和是非感，鼓舞人们的侠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操，乃至传播历史知识和民族文化信息。都能使读者展卷得益，获得精神享受和休息。当然，通俗文学中也有一些低级庸俗之作，不仅思想内容不好，艺术技巧也十分粗劣，其对广大的读者，尤其对涉世未深的青少年读者来说，无疑有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