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1年，郑成功刚刚光复台湾，便开始狠抓文化教育事业。一批在大陆就较为显赫的明朝遗老，因对清朝不满便跟随郑成功去了台湾。比如：王忠孝、辜朝荐、沈佺期、沈光明、卢若腾、徐孚远、李正青、许吉火景、王愧两、陈永华、朱术桂、纪石青、陈梦林、高拱乾、阮蔡之、孙元衡、蓝鼎元、张湄、朱仕王介、六居鲁、范咸、钱琦、杨廷理、杨桂森、周凯等。这些人中，有的在大陆时期就是诗坛名家。这些文人与先期去台的沈光文等，便成了台湾文坛的拓荒者和开山人。作为台湾文学的奠基者，他们有三大有利条件：（1）他们反清复明的政治主张相同，共同期望将台湾建成一个反清复明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基地，以便有一天能从满清手里夺回“祖先创造的基业”。他们是一批过河卒子，除了前进没有退路。因而那种创业复基的心气很高，人人有一股作为的冲劲，他们的这种士气虽然不一定适应历史潮流，但却对开创台湾文学的基业十分有用；（2）郑成功的事业刚刚开始，郑氏政权刚刚建立，极需大批的文人辅佐，因而求贤若渴，礼遇和善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使这批文人有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3）在此以前，台湾没有文人、没有文学，是一张白纸，正期待着文人们来经营和拓荒，这就为他们准备了很好地用武之地。台湾文学开创初期，体裁上只限于古诗和纪实文学两种，基本上沿袭大陆时期的创作。这里例举几位文人的创作情况，便可一叶知秋，窥见全貌。
徐孚远（1599～1665）江苏华亭人。1642年明朝举人，明亡后曾举兵抗清，1661年随郑成功去台湾。郑成功去世后他定居于彰化县，一面招徒授诗，传播祖国文化，一面从事农耕和文学创作。他著有《钓黄堂诗集》20卷，收诗2700多首，其中《台湾诗抄》是他在台湾创作的诗篇。他的诗除写移民的心态和情感际遇外，还描写郑成功复台和思念家乡故土等题材，表现对祖国的忠贞之情。连雅堂在《台湾诗乘》中曾对他的诗评价道：“暗公之诗大都眷怀君国，独抱忠诚，虽在流离颠沛之时，仍寓温柔敦厚之意。人格之高，诗品之正，足立典型，固非藻绘之士所比也。余读《钓黄堂诗集》，既录其诗，复采其关系郑氏军事者而载之，亦可以为诗史也。”
高拱乾，陕西榆林人，公元1692年任分巡台厦兵备道，兼理学政，后升浙江按察使，他在台湾任职四年，编纂《台湾府志》10卷，称“高志”。他在台期间创作的作品有：《东宁杂咏》、《台湾八景》和《澄台记》、《台湾赋》等。高拱乾的诗，是对台湾生活的描绘，有描写台湾风光和自然环境的，有表现郑成功驱荷复台战斗的，也有对日本入侵者睥睨的。诗人在描写台湾战略地位重要时写道：“天险悠悠海上山，东南半壁倚台湾”（《东宁杂咏》一）。描写郑成功驱荷复台战斗时写道：“晓来吹角彻苍茫，鹿儿门边几战场”（《东宁杂咏》二）。在诗人笔下，台湾的自然风光也是豪迈壮美的：“海门雄鹿耳，春色共潮来”（《鹿耳春潮》）。此诗的深意在于表面写自然，深层歌颂郑成功。鹿耳门位于南海上，十分险要，郑成功驱荷复台从这里攻入台南。春潮既是春天的海潮，也是郑成功给台湾带来的春汛。《续修台湾县志》中写道：“岛上谈诗，名宦则以高观察孙司马为贵。”
卢若腾（1598—1664年）金门县人，明崇祯十三年进士。连雅堂在《台湾通史·诸老列传》中写道：“洁己爱民，兴利除弊，势豪屏迹，莫敢呈。荡平剧寇胡乘龙等，闾里晏然，浙人祠祀之。”公元1664年，他与沈佺期等人同舟来台，船到澎湖，卢若腾突然生病，遂留居太武山下，不久病逝。享年66岁。他自题墓碑：“有明自许先生卢公之墓。”1959年金门发掘鲁王冢，从中发现卢若腾的著作有：《留庵文集》、《留庵诗集》、《制义》、《岛噫诗》等。他在明朝遗老中，是郑成功最为敬仰的文人之一。卢若腾擅长写长诗，他的《金陵城》是歌颂郑成功的。他的《东都行》等诗，是描写郑成功驱荷复台和中国艰苦卓绝开发台湾的诗篇。他的《老乞翁》、《柑蔗谣》、《蕃薯谣》、《哀渔父》、《田妇泣》、《抱儿行》等都是描写台湾人民生活疾苦的，为民喊冤，为民请命的诗作。他是最能体贴下层百姓的知识分子。他的诗题材广阔，挖掘深刻，成为现实主义写实作品的代表之作。
孙元衡，安徽桐城人。曾任四川知州，1705年调去台湾任海防同知，1708年任东昌府知州。他在台湾任期三年，著有诗集《赤嵌集》，收诗360首。《台湾省通志稿》评价他的诗时写道：“《赤嵌集》内之《飓风歌》、《海吼》、《日入行》等诗作，健笔凌空，蜚声海上，为我台湾生色不少。”孙元衡的诗如惊涛拍岸，似台风过境，大气凌云，横空出世。如他描写台湾玉山气势的《玉山歌》中的句子：“须臾云起碧纱笼，依旧虚无缥缈中。山下蚂蟥如蚁丛，蝮蛇如斗提如风；婆娑大树老飞虫，钻肌吮血断人踪，自古未有登其峰。于戏！虽欲从之将焉从？”孙元衡的诗颇有李白诗的遗风。孙元衡极擅描绘山川大海的浑宏壮丽与捕渔农耕之苦寒和清贫。有人评价他的诗“可与韩、苏两公较短挈长。”
张湄，字鹭州，浙江钱塘江人。公元1733年进士，1741（乾隆六年）任巡台御史兼学政。在台湾任职期间著有《瀛儒百咏》，即绝句百首等诗作。这些诗是张湄在台湾所见所感，亲身体验之作。作品的题材较广，涉猎自然、农耕、物产、气候等。张湄的诗朴实自然，鲜活生动，相比较少书卷气。如他写柑桔：“枝头俨若挂繁星，此地何堪比洞庭；除是土番寻得到，满筐携出小金铃。”
郑成功驱荷复台前后，跟随郑成功去台，或独自去台的文人很多。这里我们仅简述数位诗人的创作概况，让人们一叶知秋地了解到台湾文学萌生初期的状况。从上述情况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1）郑成功驱荷复台之前，台湾没有文人，没有文学。郑成功光复台湾，为台湾文学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使台湾文学的诞生有了良好的土壤、水份、气候和阳光。即为台湾文学的孕育和萌发准备了母腹；（2）郑成功驱荷复台，将大批文人从大陆带到了台湾，并将明朝的教育、文化、管理体制等体现中华文化的事物运用于台湾。不仅为台湾文学的诞生创造了社会文化氛围，而且为台湾文学播下了优良的种子，使台湾文学的萌芽、扎根、开花、结果、成长成了必然；（3）上述大批文人，去台湾之前就是成熟的诗人、散文家，有着十分丰富的创作经验和艺术积累。他们将那些创作经验和艺术积累带到了台湾，养护了台湾文学。所以使台湾文学一起步便是一种成熟的文学，它无需经历文学幼年的初生态；（4）台湾是个移民岛，几乎所有居民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大陆移民。移民社会文化的特点，就是原样的从原乡移植过来。尤其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移民，由于移民不断，新老移民和原乡联系紧密，原乡的文化、文学源源不断输入，不断交流，其性质上永远是母体文化文学的一部分。所以台湾文学完全由移民文学而来，并由移民文学不断补充和输入，伴随其成长，它永远保存着原乡文学的基本性质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