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明的生平
1939年初春，黄春明诞生在台湾宜兰县一户并不富裕的家庭，因为是头生子，故让父母、祖父母欢喜一通，奶名叫“阿大”。八岁那年，母亲不幸去世，撇下了黄春明与下面的几个弟妹，这一副生活重担就压在年衰且又缠过足的祖母肩上。生活的困窘使得黄春明养就了一副不屈不挠的倔强性格，为此他挨过家人、伙伴们甚至学校老师的无数次打骂。曾有过的一次“番茄树”事件足见黄春明的性格特点：小学读书时，一次国画课，他画了一幅题为《屋顶上的番茄树》的画，屋子小小的，番茄树却比屋子还大，老师不满意，质问黄春明，黄春明坚持自己的意见，粗暴的老师竟狠狠掴了他几耳光，而黄春明仍然执着不改。后来，黄春明又写了一篇自传体散文，题目便是《屋顶上的番茄树》。黄春明的这种性格使得他在读中学时期，三年换过五个学校，四次退学。其中有一次他考试不及格，怕贴在布告栏里让人耻笑，就干脆连布告栏都给砸碎。还有一次和同学打架被学校除名，只好到一家电器行当学徒。由于打架的经验相当丰富，便为以后创作打架的题材小说《男人与小刀》积累了诸多素材。黄春明终于在屏东师范毕业了，在他自己的要求下分到山地教书。由于他与山地高山族同胞的频频接触，结交了不少高山族朋友，为他后来创作的《黑莲花》等作品打下生活基础。黄春明当学徒、当兵、当教师、当工人、做电台编辑、拍电影等的经历，固然为此后的创作生涯作了准备，但他也并不是一帆风顺打开文学殿堂大门的，也曾经摸索尝试了许久，最后才得以入门。对诗、童话都尝试过了以后，他决定写小说，最后是前辈林海音将他引入了小说殿堂，黄春明的处女作《城仔落车》便是刊登在由林海音主编的《联合报》副刊上。这篇以细腻的笔法、充满真情的言语刻画的一对孤苦无望、弱病缠身的祖孙二人寒夜搭车所遭受的灾难，具有写实意义。而对黄春明的另一篇受现代派影响具有超现实意味的小说《把瓶子升上去》，是发表还是退稿，曾让林海音大伤脑筋。为此，她对这篇“让人喜欢而又操心的小说”，读了又读，改了又改，发下去，抽回来，终于也“以自暴自弃的心情发了下去。晚上睡在床上又嘀咕了好一阵子”。当黄春明在与乡土人物有了感情，进入“乡土题材”的大堂，才算是真正找到了自我。
1962年至1966年是黄春明自认为“苍白而又孤绝”的创作早期，这时期的作品大多刊登在《联合报》副刊上。共八篇小说：《城仔落车》、《两万年历史》、《玩火》、《北门桥》、《借个火》、《把瓶子升上去》、《胖姑娘》、《男人与小刀》等。
1967年到1973年是黄春明创作的鼎盛期，也是他小说的成熟期，这时候的小说奠定了他“世界级”小说家的基础。他的小说大多刊登在《文学季刊》上，故自称“文学季刊是我的摇篮”。这些小说主要有《鱼》、《锣》、《癣》、《甘瘐伯的黄昏》、《溺死一只老猫》、《青番公的故事》等等，多半刻画了现时社会中的一些低层人物遭遇、性格与心声，表现了资本主义侵入台湾省后，农村经济和传统思想的崩溃。他笔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悲剧人物，并触及到前人所未注意的领域，可以说是台湾乡土文学的开创者。尽管创作如此丰硕，但此时黄春明的小说并未引起文坛上大的轰动，也还未拥有太多的读者。
1974年，是他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由于生活环境的变迁，他的小说创作领域有了新的开拓。两本自选集《莎呦娜拉·再见》、《锣》的出版引起众多评论家的关注。小说背景由农村转入城市。受台湾“保钓运动”所掀起的民族运动和文学中反西化思潮的感染，他的创作由乡土题材转入到对民族题材的开掘上。他主要描写城市生活，揭露殖民经济给台湾人民带来的灾难，反映工人在城市中所处的困境。这时期的小说有《莎呦娜拉·再见》、《我爱玛莉》、《苹果的滋味》、《两个油漆工》等。这些小说斥责了崇洋媚外，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对台湾的掠夺和蹂躏。
八十年代末期，台湾社会转型后，由于受到政治、经济的挤压，农村正面临着老未能养的社会现象。如何赡养老人、人老了怎么办等一系列问题就成为黄春明笔下的焦点，随后，他的老人系列小说问世。其作品有：《最后一只风鸟》、《打苍蝇》、《呷鬼的来了》、《死去活来》、《银须上的春天》等。新世纪之初，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放生》，以精辟理论对老人生存观念作了深刻的阐述。
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黄春明坚韧不拔，辛勤耕耘，他谦虚地把自己的创作成就说成是“善意的误会”，并动情地将自己比做文学史这株大树上的一片叶子，“落下来，参加作为肥料的行列”，然而诸人普遍认为，这片树叶却应该是满树中特别丰厚的那一片。
黄春明小说的创作成就
作为有着十分强烈使命感的作家，黄春明时刻关注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关注着社会中最下层民众的地位和处境。在他的小说中，小人物占着重要地位，他戏言自己是：“小人物的代言人”。
黄春明笔下的小人物大多是不与现实妥协的、坚强的、自信的小人物，他们有着一种极为旺盛的生命力，有着一股很强的要平等和自由的情绪。因此，以揭露控诉社会的黑暗，替小人物伸张正义是黄春明小说题材中的首要主题。让我们分期对黄春明小说的这一主题做一剖析。
一、在黄春明早期与中期的小说中，他常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情感与性格揉进小说中去。尽管某些人物、情节如他自己所说的“要多苍白有多苍白”，但对于被用心所描述的一群常遭人遗忘的小人物群组成的作品，却也一样震撼着读者的心，久久回味。
二、七十年代中后期，台湾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浪潮席卷了台湾，一些跨国公司相继扑入台湾市场。崇洋媚外，向往西方，成了社会上一些人们的通病。黄春明仍从描写人物入手，一反往常的同情怜悯，用辛辣的笔锋将丧失民族自尊甘当洋奴的小人嘴脸展示给读者，揭示出了台湾现实社会潜伏的危机。在一阵轻喜剧般的嘲讽后，会感到隐隐作疼般的沉思。
黄春明当之无愧为台湾文坛上创造性最强的作家之一，他不仅在小说创作题材上努力开拓新的领域，而且在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上大胆地创新与突破。由于他对生活在底层社会的弱小民众寄于深切的同情，因而着力表现对人性尊严的维护和对人的价值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