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的生平
在台湾文坛上，有一位被称为“海峡两岸第一人”的奇特作家。这里指的“第一人”当然是文学方面的，然而“奇特”却指的是曾为自己的思想坐过八年监牢的历史，他就是在小说创作中具有理智与探索精神的陈映真。
陈映真原名为陈永善，1937年11月生于台湾西海岸的竹南村。在他两岁时过继给他的三叔。七岁时，因躲避空袭，养父家与生父家一同搬到台北县莺歌镇，此时与他孪生哥哥相聚。九岁时，小哥哥重病身亡，这给他一次身心上的沉重打击。直至很久很久以后，感伤的情绪还笼罩着他的心灵。他回忆到：“数十年来，依稀总是觉得他的死遽而使失落了一个对等的相似的自我，同时又仿佛觉得，因我的形貌，心灵的酷肖，那失落的一切，早在小哥病死的一刻与我重叠为一。”为了怀念死去的小哥，便在发表处女作《面摊》时用了他的名字“映真”为笔名，除此之外，还寓意为反映生活的真实。1957年，陈映真考入台湾淡江文理学院外文系读书。大学二年级时，《面摊》的问世使他从此跻身于台湾文坛。陈映真善写小说，又作评论。发表小说时的笔名为陈映真，而发表评论文章时的笔名则是许南村。台湾著名学者、评论家吕正惠教授曾将陈映真的创作分为四个阶段——自传时期、现代主义时期、反省时期及政治小说时期。统观陈映真的创作历史，每一个时期都留下了他的创作足迹。1959年至1961年是他的自传时期。这时期他的作品基调是“伤感、忧郁、苍白而且苦闷”，他在自剖式的《试论陈映真》一文中写道：“1958年，他的养父去世，家道剧而中落。这个中落的悲哀，在他易感的青少年时代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这种由沦落而来的灰黯的记忆，以及因之而来的挫折、败北和困辱的情绪，是他早期作品中那种苍白惨绿色调的一个主要根源。”正如他自己所剖析的那样，破败的家乡市镇、贫困的哀愁、苦闷的情绪，以及远离故乡这样愁思，无一不在《面摊》、《我的弟弟康雄》、《乡村教师》、《死者》、《故乡》、《祖父和伞》等篇小说中找到影子。这一时期，陈映真还在现代派超现实主义的圈子里盘旋、惶惑、迷茫、充满凄苦和无奈。他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也大多在失败中走上自杀的道路。如《我的弟弟康雄》中的那个充满乌托邦式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康雄、《乡村教师》里在幻灭中发狂自杀的吴锦祥、《故乡》中的那个终于堕落的哥哥、《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中的犹大等等，都是市镇小知识分子。他们都怀着极旺盛的理想，但都缺乏将理想付诸实施的勇气和力量。他们只看到理想的美好，却不愿为实现理想而付出代价；他们只想走平坦而有鲜花的大道，却畏惧崎岖长满荆藜的小路。这种用生命赌明天的、有着浓重感伤情绪的城镇知识分子形象的再造，正是此时期由于养父去世、家道中落的悲剧使陈映真处于人生彷徨阶段的真实写照。这些作品，无疑打上了自传体的烙印。
1961年至1968年是陈映真的创作由超现实向现实主义过渡时期。此时，他的作品涉足于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揭露、讽喻现实取代了原本的无奈和逃避，两岸关系成为他作品中的主题：描写台湾姑娘与大陆老兵演绎爱情悲剧的《将军族》，既突出了人物自愧的心灵美，也突出了对现实的控诉，残酷的现实生活摧毁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希望。《将军族》的问世，将陈映真的创作从幻想拉回到现实，落脚在坚实的土地上。而在他另一部小说《唐倩的喜剧》中，又可感受到他的思想有了飞跃性的变化，从现代派文学的灵魂——存在主义的阴影中挣扎出来，走向灿烂、多姿的现实：女主人公的四次换偶轮转与存在主义信徒的试婚，到信奉存在主义且又挣脱，正显示出作者冲出现代派的樊笼迈入新的创作行列。
1968年是陈映真生命史上最不能忘怀的一年，也就是从这一年起，他开始陷入了八年的“牢狱抗战”。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台湾当局关进了监狱，一关就是漫长的八年。监狱生活并未使陈映真退缩、沉沦，而且变得更成熟、更坚强、更敏锐了。监牢里造就的力量为陈映真的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他愈战愈勇，《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等小说就这样诞生于牢狱之中。此时可谓是陈映真创作人生的辉煌时期，他彻底摒弃了以往创作中的感伤、悲怆情调，并将健康向上、豁达欢快和讽喻的风格融人作品之中，思想的觉醒带来了再创作的高潮，世界级作家的桂冠戴到他的头上。出狱后更一发不可收，《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贺大哥》、《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等系列小说，以及中篇小说《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等相继问世，是他在乡土文学论战中所提出的“建立民族文学”思想的立体印证。期间，他的《夜行货车》和《山路》分别获1978年吴浊流文学小说奖和1982年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小说推荐奖。
1983年陈映真开始涉足于敏感的政治小说区域，目的是要把他认为的“历史真相”告之于众，发表了影响颇大的《铃铛花》、《山路》等力作。1985年他又创办了大型报道记实杂志《人间》，着力于思想文化阵线的战斗。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站在“中国人”立场上清理台湾社会历史，反思文学现状，直面现实，与“文化台独”和文学台独论者展开了不屈不饶的斗争。从1999年开始，陈映真的文学创作再掀高潮，为文坛奉献了《归乡》、《夜雾》、《忠孝公园》等重作。无疑，陈映真创作的震撼力再次进发“像一个文学领域的探险家，从不满足于脚下的获得，不断地踩着坎坷的路前行，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至今为止，陈映真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有：《将军族》、《第一件差事》、《陈映真选集》、《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山路》、《忠孝公园》等；出版的评论集有：《知识人的偏执》、《孤儿的历史，历史的孤儿》等。
陈映真的文学理论与其小说的思想成就
台湾乡土文学的开拓者、奠基者中有陈映真。七十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众多骁将中有陈映真，可以说，陈映真的文学理论不仅在乡土文学论战中取得了胜利、为乡土文学的发展开拓了航道，而且其思想影响力在读者中也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国内的评论家曾将陈映真的乡土文学理论内容归纳为以下几点：“文学源泉来自生活；文学必须启迪人生；文学有自身的规律，不能凭借暴力来左右或消灭；文学应建立自己民族的风格，首要是民族的灵魂；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台湾文学要向中国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认同等。”
陈映真不仅是著名的小说家，也是鼎鼎盛名的文艺理论家。尤其自乡土文学论战以来，他有大量的文艺理论著作问世，其形式多样、理论范围宽广，在台湾文坛亦是屈指可数的。
前边我们简单介绍了陈映真小说创作发展的四个时期，应该说，陈映真的理论思想应该是他出狱后所确认的。并且，他出狱后所写出的小说作品亦是在他文学理论指导下创作的。应该讲，早期即自传时期、现代主义时期的作品所缺乏的理智与探索精神在他后期的创作中得以发挥。尤其是1977年后所创作发表的作品，如《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贺大哥》、《夜行货车》、《云》、《万商帝君》、《铃铛花》、《山路》、《忠孝公园》等，展现了他创作产生的新飞跃。
七十年代，台湾经济复苏，呈现一派繁荣气象。作为美国跨国公司驻台湾分公司职员的陈映真，对整个世界商战极为熟悉。作为一个有骨气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愿再看到台湾中国文学如经济一样被外国的文学和经济所支配，要树立鲜明的、自强自立的民族主义旗帜，才能维护自己庄严的民族信心和民族意识。此后，陈映真便将笔锋转入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进行经济文化掠夺的民族性题材。《夜行货车》的发表，正体现了陈映真这一段的创作水准。作品深邃的主题，使陈映真的探索之路又前进一步。
创作政治小说则是他后期创作中的更深的一次探索。八年的监狱生活，使陈映真的创作理智较早期创作更发达更宽阔。他不把自己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兢兢业业地去开垦自己所熟悉的土地，而是“弃其所能”的行径，追寻更高的思想境界，拓宽自己的艺术才思。所幸的是，他所创作的政治小说《铃铛花》、《山路》，由于台湾的政治禁忌逐渐放松，这两篇小说无论从题材上还是艺术表现形式上都得到一个较大的突破，在台湾文坛上发生较大影响。
在三十年来的台湾新文坛上，很少有作家像陈映真一样随时用他的敏锐的现实感捕捉台湾历史的“真实”。从他前后期的创作风格和思想内容来看，独特的使命感成为他创作的精神支柱。作为台湾的最具思想性，最具政治头脑，最具时代感，而又最具浪漫情趣的优秀作家，近年，他的“再出发”小说中突现的反思现状、直面现实的主题设置则预示出陈映真的作品将会达到一个更完美的顶峰，这就是陈映真理智、探索精神的最终实现。
现实主义深沉的揭露和批判精神与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时空交错等灵活多样的表达艺术相融合，是陈映真小说中所显现的独特艺术。其既有深邃的思想，也有高度的艺术；既有现实的内涵，又有梦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