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国台湾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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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移民文学和移民后代文学的共生期

1683年7月8日(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郑成功叛将施琅率水陆大军两万多人,战舰200余艘,从山东铜山开跋向澎台进发。经历澎湖大战,郑军大败,7月27日郑克爽向清军递交投降书。10月13日施琅进入台湾接受投降。1683年清军占领台湾。这是清朝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清军入台时,台湾人口下降至六七万人。1清朝统一台湾后,每年从大陆向台湾移民达10多万人,到1763年,台湾人口达666040人。又经过48年,即1811年,台湾人口便增至1901833人。从1683至1811年,台湾人口增加了180万。大陆的大批移民,为台湾带去了先进文化,增加了大批劳动力,为台湾的开发和垦植提供了生产力。台湾普遍的、大规模的开发还是清朝时期。这种经济、文化的进步带动了文学的发展。大陆台湾派遣大批文武官员。文官系统有:道员、知府、知县。最高文官为正四品。知县下设县丞、主簿、典史。武官方面有镇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台湾最高武官是总兵,正二品。雍正年间,台湾的驻军已达1.4万人。文官36名。各级官员三年或五年一任。那时,文武官员中有许多人是文墨之士。

如:姚莹、安徽桐城人,1808年进士,历任台湾知县、噶兰玛通判、台湾道18年。大兴教化,振兴文风受到称颂。后因抗英被英人报复,英人勾结清朝,将姚莹逮捕入狱,引起台湾人民激愤。后革职他任。姚莹著有《东溟文集》、《东槎纪略》等。姚莹的《台湾行》是描写台湾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的。诗中有“长年暄暖无霜雪”,“男女赤足垂双环”的句子。他的《留别台中人士》一诗,既描写台湾物产丰富“独运天南数君粮”,又表现出“户口日增民利尽”,为台湾的未来担忧。表明姚莹是一个爱祖国、体民情的好官。

周凯,江西富阳人,1811年(嘉庆十六年)进士,1833年(道光十三年)任台湾道。因为清廉“甚获民心”。他关心人民疾苦和遭遇,诗中对灾情民怨有真切的反映。如“坐定问民疾,父老双泪流,谓遭去年旱,颗粒不得收”,“一字一珠泪”“归来不成餐”。他著有《澎湖行记》、《内自讼斋文集·诗集》。

徐宗干,江苏通州人,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进士,1848年(道光二十三年)任分巡台湾道。徐宗干任台期间,正值鸦片战争。他领导台湾人民建立《台湾绅民公约》,进行抗英活动,反对“习教成众”,反对“占地盖房”,反对“霸揽货税”,政绩卓越。徐宗干著作甚丰,有《红玉楼诗选》1卷,《信斋文集》21卷。

刘家谋,福建侯官人,1835年(道光十五年)举人,1846年任台湾学府教谕,他的作品有:《外丁卯桥居士初集》8卷,《东洋小草》4卷,词1卷,《开天宫词》2卷,《揽环集》18卷。其中最著名的是收录台湾掌故的《海音诗》2卷。刘家谋的《海音诗》是绝句一百首,描写台湾地理。历史、风土、人情、时事等内容。如写澎湖物产贫乏的诗:“一碗糊涂粥共尝,地瓜土豆且充肠。萍飘幸到神仙府,始识人间有稻粮。”该诗说明文字写道:“澎湖不生五谷,惟高梁,小米、地瓜、土豆而已”,是郑成功推广水稻,人们才吃上大米。

杨廷理,广西柳州人,曾任台湾海防同知、知县。1812年(嘉庆十七年)任噶玛兰通判。著有《东瀛纪事》、《噶玛兰记略》、《东游诗草》等。

范咸、浙江仁和人,1723年进士,1745年(乾隆十年)任巡台御史。任职两年期间与六居鲁合编《重修台湾府志》,并著有《婆娑洋集》和《浣浦诗抄》等,范咸的诗有咏史、有写人物、有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比较有意义的是反映当时台湾生产生活状况的作品。如《台江杂咏》、《再叠台江杂咏》、《三叠台江杂咏》等。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人非土著翻成庶,食有余粮到处盈。”“地瓜生处成滋蔓,土豆收时祝满盈。”这都是贴近下层劳动者的作品。此外,那时的移民诗人还有六居鲁、钱琦、朱仕王介、张之新、熊一本、何竟山、沈葆桢、周华仲、黄逢昶、杨桂森、杨二酉、夏之芳、李宜青、周钟王宣、庄年、赵冀、张际亮、张景祁、刘铭传等。这些诗人中张景祁的文学成就最大。他是浙江杭州人,1874年(同治十三年)进士,1883年(光绪九年)调台湾淡水知县。时值中法战争,他力主抗法。著有:《新蘅词》、《雅堂诗集》、《雅堂文集》等。其描写抗法战争的诗词“纪实抒愤、慷慨苍凉”,被近代词人谭献称之为“江东独秀,其在斯人”。

清朝时期的台湾,由于大陆漳、泉、粤三地大批移民,对台岛进行全面开拓垦植,由于自郑成功起狠抓教育文化传播,使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和繁荣。文学方面,明郑时期老移民文人逐渐衰老,清朝新的移民文人又大量涌入。不过接替老移民文人事业的,不仅是新一代移民文人,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批生力军,就是第一批移民们的后代,即本省文人。经过郑成功政权教育培养,他们中的精英分子进入了仕途。1895年甲午战败,清朝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奋而反抗,他们中稍后崛起的伙伴在抗日战争中,大都亦文亦武成了捍卫祖国尊严,保卫领土完整的反侵略爱国将士。在整个清朝政权时期,台湾文坛便是处于移民文人和移民后代文入共生共存的合作期,也是由移民社会向本省人社会;由移民文坛向本省人文坛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涌现的本省文人中较著名的有:

陈辉,台南人,1738年(乾隆三年)举人。曾参与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和《台湾县志》工作,著有《陈旭初诗集》1卷。陈辉的诗,内容上真实地反映了下层百姓的疾苦。如《买米》一诗中写道:“一闻米价高,叹息谋菜妇。高堂有老亲,幼子尚黄口。”陈辉的诗乡土写实性很强,表现了诗人与下层人民的密切关系和对他们的深厚同情。

卓昌肇,台湾风山人,1750年(乾隆十五年)举人。长期担任书院主讲,著有《栖碧堂全集》。卓昌肇创作了许多风景诗,如《凤山八景》、《鼓山八景》、《龟山八景》等。大量风景的塑造和描绘,是诗人热爱乡土心情的投射。

章甫,台南人,1799年(嘉庆四年)贡生,著有《半崧集》6卷。章甫有学问,有才情,诗作常有独创与超人之处。有人评价其诗曰:“上祖风骚追汉魏,集成直欲纲三唐。”

黄靖泰,台湾凤山人,武官六品,最高职务参将,戎马生活30多年。他的诗气势雄浑,语言豪放。他的作品既有五言,也有七言,以七言见长。如《九日登八卦山》“海色天容一镜描,仙风拂拂袂飘飘。千秋醉把龙山酒,七字吟成鹿港潮。地势长蛇宜据险,民情衰雁怕闻谣。太平须悟边防重,半壁东南翼圣朝。”因为诗人是武官,他的诗作便以国防和军事价值评价山水。

陈肇兴,彰化县入,1858年(咸丰八年)举人。他是武官出身,参加过1862年至1866年的“戴春潮事件”平叛战争,诗中常写到此事。他的著作有《陶村诗稿》8卷,诗作中《由港口放洋望海上诸屿,寻台山来脉处放歌》一诗,写得十分精彩,表现了大陆和台湾的母子关系。该诗写道:

“鼓山如龙忽昂首,兜之不住往东走。

走到沧海路已穷,翻身跳入冯夷宫。

之而鳞爪藏不得,散作海上青芙蓉。”

该诗是描写台湾与大陆关系的诗中佳品。诗人将福建的鼓山比龙头,龙身向东,深入台湾之后,龙爪散开变成了台湾澎湖等海上的岛屿。诗的气派之大,想象之奇,形象之美,比喻之贴切,均不多见。

曾曰唯,台南人,著有《半石居诗集》1卷。蔡迂兰,澎湖人,当过知县,著有《惕园诗文集》等。陈斗南,台南人,著有《东宁自娱》1卷。陈维英,淡水人,著有《太古巢联集》、《偷闲录》、《乡党质疑》等。陈震曜,台南人,著有《小沧桑外史》4卷,《风鹤余录》2卷,《海内义门》8卷及《诗》1卷。郑用锡,新竹人,著有《北新园全集》。林占梅,新竹人,著有《潜园琴余草》。郑用,新竹人,著有《静远堂诗文集》等。施士洁,台南人,著有《后苏龛合集》。汪春源,台南人,著有《柳堂诗文集》。吴德功,彰化人,甲午战争期间任台中县甲正局管带,为抗日先驱。著有《戴案略记》、《施案略记》、《让台记》、《瑞桃斋诗稿》和《瑞桃斋诗文稿》等。王竹友,新竹人,著有《台阳诗话》、《如此江山楼诗存》等。《台阳诗话》不仅是王竹友的力作,也是重要的古体诗词的评论集,上下两卷,论诗150余家。论述平实,评判中肯,并能探索各重要诗人的流派和师承,具有较好的学术价值。胡南溟(殿鹏),台南人,著有《南溟诗抄》、《大冶一炉诗话》,胡氏有“狂士”之称和“胡天地”之誉。他的长诗《黄河曲》、《长江曲》、《湘江曲》、《曲江曲》浩瀚汪洋,自由驰骋,将祖国河山的壮阔形貌显于笔端。如《黄河曲》中写道:

万迭山泉动地鸣,化为无数小列星。

列星岔涌成海水,海水撼山山尤崩。

车马连岗卓驰骤,波光摩荡走春霆。

群岩积石擎天立,势如奔涛万里经长鲸。

胡南溟的诗,为台湾古诗中一奇。谢颂臣,台中人,为丘逢甲部下抗日将领,著有《小东山诗集》,诗中充满忧愤之气。

由上述简单列举的诗人和作品,可以清楚地看出,清朝时期台湾文坛的特点是:(1)大陆去台的移民文人和台湾出生的文人,大体上是各一半,创作成就也旗鼓相当。此时的台湾文坛是由移民文人和台湾出生的文人两根梁柱支撑,缺一不可。这表明台湾文学处于一种由移民文学向台湾文学的过渡和转型期;(2)此一时期台湾文学创作题材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于1895年甲午战败,日本入侵台湾,两岸人民并肩抗日,诗的题材由一般地表现民生疾苦和自然风光,转向了抗日爱国题材。诗的风格气度由柔美转向激愤悲壮;(3)此一时期两岸文人开始了互动交流。虽然从数量上大陆来台文人仍占着绝对优势,不过,台湾生长起来的文人往内地作官、访游的越来越多。如:

李望洋,宜兰县诗人,于1872年至1885年间赴甘肃省任知县、知府等职。他的《西行吟草》就是描写甘肃和表现内地生活的。

施士洁,1895年内渡,游晋江、泉洲、厦门,任同安县马巷厅长,并入厦门“菽庄吟诗社”为同仁。他在台湾诗坛享有盛名,连雅堂在《台湾诗乘》中写道:“光绪以来,台湾诗界首推施沄舫,丘仙根二公。”

许南英,台南人,著有《窥园留草》、《窥园词》。1895年内渡福建龙溪,并在广东任职,曾入厦门“菽庄吟诗社”为同仁。这个时期内渡的台湾文人还有:安平举人汪春源、嘉义举人罗秀蕙、淡水举人黄宗鼎、彰化县进士李清奇、台湾县进土叶贵随、台中文人林痴仙、台中文人谢颂臣。以及台湾文人:丘逢甲、陈浚芝,黄颜鸿、郑鹏云,林鹤年、林尔嘉、林景仁和林景商等先后到过大陆。这些人或为官,或游览,或定居,在大陆期间均创作了不少作品;(4)那个时期两岸文学、文人的互动交流和如今的互动交流内涵有所区别。那时台湾刚刚开发,移民和原乡联系极为密切,亲戚故旧的关系、辈分清晰可数。移往台湾省并未将自己看作是台湾居民,在他们心目中,返回大陆就是回老家,如在异地生活的不好,可随时返回原乡。如丘逢甲、许南英在台湾抗日失败,无法立足,便返回原乡定居。那时台湾人和大陆人的界定并不明显,人们心目中惟有我是中国人的概念,台湾人的概念在人们心目中非常淡漠;(5)这个时期两岸文学交流互动中,大陆的许多文学大家、名家来到台湾,尤其是一些革新派失败后,在大陆无法立足,而来台湾逃难或省亲讲学者大有人在。他们中如:章太炎,在台湾任报社记者。梁启超,1911年2月28日至3月13日游台。谭嗣同,两次去台湾,第一次去台是1889年5月。康有为将其孙子康葆延交托台湾学生张汉文处避难定居,前不久才从台湾文化大学退休。林琴南也先后两次寓台。首次寓台时间为1867年,第二次寓台时间为1878年10月,曾在淡水居住三年。这些大家、名家,到台湾居住和创作,对台湾文学的发展有所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