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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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陈子昂“汉魏风骨”的当为《感遇》诗。杜甫称曰：“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陈沆赞曰：“子昂《感遇》，雄轶千古。”
陈子昂《感遇》与阮籍《咏怀》相通，这表明在创作实践上他主要承继“正始之音”。在《感遇》总题下的三十八首诗并非写于一时一地，乃诗人“感于心，因于遇”而作。其内容或批判社会现实，或写志士的坎坷遭遇，或抒个人怀才不遇之愤，确实“兴寄”不绝，亦颇见“风骨”。
金代元好问曾高度评价初唐杰出诗人陈子昂（661-702）诗歌革新的功绩：“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论诗三十首》）确实，陈子昂是扫除六朝余风、开创有唐一代新诗风的破旧立新之骁将，在中国诗歌史上堪称有功之臣。
《新唐书》陈子昂本传指出：“唐兴，文章承徐（陵）、庾（信）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言之更详：“宋齐之末，盖矣。逶迤陵颓，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将丧斯文也。后进之士若上官仪者继踵而至，于是风雅之道，扫地尽矣……道丧五百年而得陈君。君讳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这都赞扬了陈子昂横扫轻靡诗风，倡导刚健诗风，从而恢复“风雅之道”的实绩与影响。陈子昂既有诗歌革新的实践，同时又有诗歌革新的理论作为指导。这些理论主要体现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其核心是揭示了“汉魏风骨”说。他高举复古之旗号，开拓革新之道路：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听，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显然，陈子昂之所以要提倡“汉魏风骨”乃是针对晋宋以来“风雅”之道“逶迤颓靡”之弊而发的。“汉魏风骨”说包含几层意思。
一、以时代而言，实际是倡导“建安”风骨与“正始之音”，反对齐梁以来的诗风。这一思想上承刘勰，下启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刘勰《文心雕龙》评建安诗人曰：“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又评正始诗人曰：“唯嵇（康）志清峻，阮（籍）旨遥深，故能标焉。”（《明诗》）“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才略》）这些正是陈子昂推崇“建安作者”与“正始之音”的着眼点。晋宋以还，则“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明诗》），或如李白《古风》所言“自从六朝来，绮丽不足珍”，白居易《与元九书》所指斥的“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适足成为“汉魏风骨”的对立面。
二、以诗的本质特征而言，“汉魏风骨”与诗的“兴寄”相联系，要求表现社会内容与深刻的思想感情，或如陈子昂《喜马参军相遇醉歌序》所云，“夫诗，可以比兴也”，以代替“以义补国”，发扬诗歌风雅美刺、批判现实的传统。
三、诗有“兴寄”的内容，尚须以端直有力、明朗刚健的风格来抒写，故推重“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诗作。所谓“骨气”与“风骨”毫无二致。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气”与“风”就是相通的，明人曹学？批语说得好：“气属风也。”“端”即形容文骨之“结言端直”，“翔”形容文气之“骏爽”飞动。“音情顿挫”则指感情表现与音调之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光英朗练”要求词采明朗精练。“金石声”喻诗之发聩震聋的感染力量。这些皆与“逶迤颓靡”之软弱无力相对。
四、具有“汉魏风骨”之作可以“洗心饰听，发挥幽郁”，即洗人心目，舒散郁愤，具有教化的社会功能。
陈子昂的诗作正是其“汉魏风骨”说的具体实践，具有风骨矫拔的特征。后人评之曰：“追建安之风骨，变齐梁之绮靡，寄兴无端，别有天地”（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一），“能超出一格，为李、杜开先”（刘熙载《艺概》），皆信非虚誉。最能体现其“汉魏风骨”说者当为《感遇》诗。杜甫称曰：“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陈拾遗故宅》）陈沆赞曰：“子昂《感遇》，雄轶千古。”（《诗比兴笺》）陈子昂《感遇》与阮籍《咏怀》相通，这表明在创作实践上他主要承继“正始之音”。在《感遇》总题下的三十八首诗并非写于一时一地，乃诗人“感于心，因于遇”（《唐诗别裁集》卷一）而作。其内容或批判社会现实，或写志士的坎坷遭遇，或抒个人怀才不遇之愤，确实“兴寄”不绝，亦颇见“风骨”。这里试析其“发挥幽郁”之《感遇》第三十四首，作为“汉魏风骨”说之诗例，从而具体显示其美学思想。诗曰：
朔风吹海树，萧条边已秋。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
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
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
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
陈子昂“少以豪子驰侠使气”，后乃闭门读书，览尽“经史百家”，“慨然立志”（见卢藏用《陈氏别传》），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二十四岁举进士，初上书论政为武则天所赏识，官至右拾遗。后对武后弊政屡加批评，但“言多直切，书奏辄罢之”（同上），而终未受重用，不得施展其政治抱负。他曾两次随军出征，后一次因受排斥打击，乃辞职还乡——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最后被县令段简收系狱中，忧愤而死，年仅四十二岁。陈子昂的经历有两点与其《感遇》第三十四首密切相关而值得注意：一是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与正确的政治见解，又敢于指斥时弊；二是他并未能实现其政治理想，胸中郁积着怀才不遇之忧愤。此诗就是借写一游侠的怀才不遇，为之鸣不平，来表现自己壮志未酬的“兴寄”，并对统治者埋没人才予以讽喻。
诗的开头两句以苍劲古朴的笔触勾勒出诗中主人公的时空背景，构成阔大的意境，又渲染出悲凉的气氛：“朔风吹海树，萧条边已秋。”“朔风”，北风；“萧条”指树木凋零；“海”，指渤海；“边”，边塞。背景是深秋时的海边要塞，凛冽的北风吹刮着浩瀚大海岸边的树木，呈现出一片凋零、萧瑟的景象。背景画面苍凉，但气势飞动。“海树”以“海”叠加于“树”，就使得这个意象雄浑而有风骨。动词“吹”，副词“已”，亦用得骨劲气遒。
在广阔萧条的背景前，于苍凉的氛围中，诗人的镜头又推出一个近景，从而引出诗的主人公：“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亭”，亭堠，指边塞哨所；“楼”，指亭上的戍楼。“明月楼”，化用曹植《七哀》诗“明月照高楼”之句，既具体点明此时乃深秋月夜，又使形象充满“哀”怨，使人联想到“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七哀》）的境界。曹植为“建安作者”之冠冕，钟嵘誉之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此诗三、四句学习《七哀》但并不照搬。《七哀》写女子，此写游侠；子建尚有“柔情丽质”（钟惺《古诗归》），子昂却刚健质朴。这两句是从诗人的眼光来写：那亭楼上的戍卒不知何许人，正在明月之下悲哀地徘徊。“哀哀”叠音字，极写楼上人之悲哀情态。此诗重在写人的情态与内心世界，因此未具体描写人的外貌。但通过下面诗句对其内心世界与经历的抒写，我们却可以想象出大概。
接下诗转入主人公的自述，是全诗的主体部分。前面不明说楼上戍卒到底是“谁家子”，有“弯马盘弓故不发”（韩愈）的顿挫之致，既引逗读者的遐思，又可把“哀哀”的情调渲染足，而不分散笔墨在无关宏旨之处，可见作者“朗练”之功。在此基础上，才如《六哀》“借问叹者谁，自云宕子妇”的句式一样，挑明主人公的明确身份与经历、内心。“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幽燕”，战国时燕国之地，汉以后置为幽州，故连称为幽燕，属今河北北部与辽宁西部一带；“客”，指从外地（幽燕）来的人；“结发”，古时男子二十岁束发而冠，表示成人。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尚勇崇武，故只“幽燕客”三字就足以表明此人乃一侠士，并初步给人以孔武有力、具有侠肠义胆的感觉与联想。“幽燕客”胸怀大志，刚一成年就离家远游，以求建功立业。他不是恋巢的家雀，而是欲搏击四海风云的雄鹰。他既是豪侠之士，又值血气方刚之年，故疾恶如仇，愿铲尽天下不平事，敢作敢为，对贪官恶吏就难免有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侠义之举：“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赤丸”：据《汉书·尹赏传》说，长安有一群少年专门谋杀官吏替人报仇，事前设赤、黑、白三色弹丸，探得赤丸者杀武吏，黑丸者杀文吏，白丸者处理丧事。这两句写出主人公的孔武有力与打抱不平的侠义精神，写得“骨端气翔”，遒劲矫拔，令人胸胆为之开张。“赤丸”与“白刃”、“杀”与“报”、“公吏”与“私仇”，皆对仗工整，韵律铿锵，“有金石声”，颇似五律之对仗句式。从诗“情”来看，也颇有“顿挫”之效。如果说“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是抑，显得低沉，那么至此则一扬，显得高昂，痛快淋漓。此诗感情的基调是沉郁悲凉，故写扬旨在反衬抑。
在以四句写“幽燕客”回忆往日侠骨铮铮与豪情胜慨之后，又回到今日现实的境界中来：“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既然杀公吏、报私仇，触犯刑律，则难免身陷囹圄乃至以命抵命；而“幽燕客”壮志未酬，岂甘坐以待毙？于是避逃海上，并来此边塞之地从军。这其中自然亦有投身疆场，借一刀一枪以建功封侯的幻想。谁料明珠暗投，他在“此边州”并未能显示身手，展其抱负，其勇武之力与铁义之胆亦皆不为在上者所重视。他碌碌无为如同凡夫俗子。英雄失路，心绪悲凉，虚比一行，早知如此，何必远游？久在异乡为异客，又处此坎坷之境，最易生故乡之思：“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故乡”，当指幽燕之地；“三千里”，乃夸饰之词，形容遥远；“辽水”即辽宁省辽河；“悠悠”，兼指时、空的长远，与陈子昂著名的《登幽州台歌》“念天地之悠悠”相通。此处形容辽河水流之远与长流不息，同时亦寓有“幽燕客”忧思悠悠不尽之意。一个“复”字下得颇有力，也使诗显得“音情顿挫”：故乡既远隔千里，“复”有辽水阻拦，真是有家难回。难道只能在此边州磨尽壮志豪气，而至老死吗？此可愤之一也。更令人愤恨与羞愧的还不在于个人的荣辱升降，而是胡兵屡犯、主帅无能：“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一“每”一“常”都颇遒劲，突出其愤其羞，爱国感情郁积是极深厚的。“胡兵”原指汉朝时的匈奴军队，此当比契丹军队（详后）；“汉国”即汉朝，此实喻唐朝。“愤”针对胡兵入侵，显得有力，“羞”针对主将昏庸无能，显得深刻。这两句既是批判社会现实，也寄寓“幽燕客”怀才不遇之愤，其弦外之音当为：倘自己被重用，即可“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使国家免遭失败的耻辱。诗末四句是借用汉朝李广的典故来写“幽燕客”的不平，后两句更明确点明：“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据《史记》载：李广作战骁勇，带兵有方，被匈奴号曰“飞将军”而闻风而避之。李广尝自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又感叹道“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李广不仅“白首未封侯”，甚至被迫演出“引刀自刭”的惨剧。“七十战”却“未封侯”，是何等强烈的对比！“何知”，犹言怎么知道，领末尾两句，对此结局有出乎意想、难以理解之感叹，益显示“幽燕客”的不平之意。这两句亦堪称全诗画龙点睛之笔。“幽燕客”借李广来鸣不平，陈子昂则借“幽燕客”以抒愤。这就是诗人“兴寄”之所在，亦是从诗整体上运用“比兴”。
前曾说陈子昂两次从军出征。第一次于垂拱二年（636）随乔知之征金徽州都督什固始，颇为顺利。第二次于万岁通天元年（696）跟武攸宜北征契丹李尽忠、孙万荣，活动于东北边陲。《感遇》第三十四首所写的地理环境正是东北边塞，故“幽燕客”乃是诗人构思的北征契丹之士卒形象。主将武攸宜刚愎自用，又“无将略”，“与孙万荣战于东峡石谷，唐兵大败”（《资治通鉴》）。子昂曾出谋献策，以改变战局，但不被武氏采纳。陈子昂为之失望悲愤，乃有此“感遇”篇。此诗“词旨幽邃”（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四），它不是直抒胸臆，而是借“幽燕客”之“言”批判当时主将之误国，并寄寓自己之悲愤。这正是其所谓“吾无用矣，进不能以义补国，退不能以道隐身……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喜马参军相遇醉歌序》）“幽燕客”是当时边塞普通士卒的代表，借个别以反映一般，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这首诗一扫初唐残留的六朝无病呻吟的诗风，乃诗人确有所感而发，故感情沉郁深厚，内容充实有力，富于强烈的现实意义，实可以“洗心饰视，发挥幽愤”。诗之风格迥异于齐梁与初唐的轻靡绮艳，无论是写“朔风吹海树”的背景，还是写侠士“赤丸杀公吏”的壮举，以及愤胡兵、羞汉国的内心感情，无论是用实词“吹”、“杀”、“报”、“愤”、“羞”，还是用虚词“已”、“复”、“每”、“常”、“何”、“未”都“结言端直”，遒劲有力，内含飞动之势。写感情亦抑亦扬，诗韵平仄协调，并不乏律诗的句式，益觉铿锵有力；语言质朴雅正，精炼明朗，确实体现了其“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汉魏风骨”说。
（发表于《名作欣赏》1985年第4期：合著黄金铸子昂——简析《感遇》第三十四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