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有光先生一九〇六年出生，今年是九十岁了。本会刊物《语文建设近讯》第五十期已定为《周有光先生九十华诞专号》……”
这是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姚德怀先生的一封信，这里的“本会”就是中国语文学会。信中还提到，他们准备在专号中转载我在这个专栏里写老人的两篇短文。
说来也巧，收到这封信的第二天，又收到了北京的朋友寄来的两本书，三联书店出版的《语文闲谈》上下册，就正是老人的新作。
更巧的是，这一本书也是和香港中国语文学会有关系的。书的前言中一开头就说：“七十年代后期，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主席、香港大学教授姚德怀先生，经常跟我通信，讨论中国语文问题。他把我信中的点滴意见，摘录加工，成为谈话小品”，先后在香港的《抖擞》、《语文杂志》等刊物刊登。前后有七年。周有光自己也写了一些三言两语的语文闲谈，刊登在上海的《洋语拼音小报》上，前后有六年。合起来，就是这八百篇、十二卷上下两册的书。
他称之为“超短篇”，短的短到只有几十个字。如“爸爸考”这一篇：“黎锦熙写过‘爸爸考’，其中说：‘巴巴、八八、罢罢’，即‘爸爸’；‘爸’始源于‘伯’，今读‘父’之本音；‘爸爸’较之‘父亲’更为古雅。”
老人说：“闲谈是谈不完的，今后还要一直谈下去。这本小书只是‘一千零一夜’的第一夜而已。”
好极了，还有一千夜、两千本书呢！
祝他老人家长命百岁、千岁、一千零一岁！
二
周有光是个很风趣平易近人的老人。
这位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在大学里却是读钱币史的，留日留美，后来还担任过财经学院的教授。
他不但自己有名，夫人和亲戚也都是名人。他夫人的一位妹妹是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另一位是书法家、诗词家张充和。
周有光的风趣从聂绀弩的两首诗可以看到。一首“遇有光西安”：“黄河之水自天倾，一口高悬四座惊。何处相逢谈兴少，片时不见旅愁生。人讥后补无完裤，我想先生是岁星。举碗自谦茶博士，乐游原上马蹄轻。”
一九六四年八月，聂绀弩和周有光都以普通话推行委员会的委员，去西安参加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周有光的口若悬河，使满屋生春，他的一条西装裤，补了两个大补钉。语文学家倪海曙笑他是“候补委员”，候补音谐后补。岁星是木星，人称汉朝以滑稽出名的东方朔是木星下凡，周有光就正好与东方朔同其风趣。
另一首“有光枉过”：“驱炎雨过晚天凉，好客登楼月在先。谁主谁宾茶两碗，蓦头蓦脑话三千。愁君学博心多累，恨我平时见每偏。倘有幽花同此座，不知今夕是何年。”
这是从西安回北京后，周有光去看聂绀弩所作。据周有光回忆，聂绀弩一屋子空空荡荡，一桌数凳，别无长物，“可是这空空的房同，充满着悠悠的友情。他（聂）的一谈一吐，如幽兰芬芳，阵阵散发出来，可闻其香，不见其影，辞别回家，茫然者久之！”
三
人老了，书法的工夫也更高了，被称之为“人书俱老”，原是自谦的话，也被当做赞词。
人老了，文章写得依然有生气，而不是老气横秋，人老而文章年轻，这就更难得，更少见，我不久前就见过。
文章的题目是《变阴暗为光明》，作者是一位已经八十七岁高龄的老先生。看这题目，好像写的革命文章，其实不是，谈生活而已，谈“生活方式”而已。
这方式就是：“当我无力改变环境的时候，我就改变我自己，去适应环境。如果既不能改变环境，不能适应环境，我就不可能愉快。虽然不能改变环境，可是能够改变我自己，去适应环境，我也就愉快了。这就是‘我与我’的生活方式。”
举一个例：他在长长的三十年中，住在有成百年历史的老屋里，轻走地板就跳舞，重走地板就唱歌。他说，这是坏，也是好，因为地板有自动化通报的功能，客人一踏进前房，他在后房就知道了。
举两个例：后来乔迁，搬进有四小间的新屋，房小而书多，拆书架而分置，找起书来要这间房那间房来回行走，这是坏，也是好，“二间运动”，有益健康。
举三个例：“文革”下放，被赶到宁夏“五七”干校，只许劳动不看书，长期的失眠症不治自愈。
“这种生活方式古人说是‘知足常乐’，今人叫它‘阿Q精神’，我称之为‘变阴暗为光明’。”他说，这样一想，“我就有勇气‘知难而进了’”，应该说是“愉快地”知难而进。
文章是去年冬天写的，真是文清如话，文白似水，趣味盎然，幽默满纸，哪像是快九十岁的人写得出来的？
老先生周有光，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沈从文夫人张兆和是他妻妹。在美国的张充和也是。他的夫人是张允和。
在北京和他有幸见过一面，茶会中他还很活跃，行动比年龄至少要小二十岁。
四
周有光老人不仅八十六、七岁还在写文章，七十岁以后还作过一首新体白话诗似的《新陋室铭》：“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敬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药橱，药有书香。/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邀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笑谈高干的特殊化。/赞成工人的福利化。同情农民的自由化。安于老九的贫困化。鲁迅说：万岁！阿Q精神！”
十几年前这篇东西写成时，他只能用一个笔名把它发表，现在他能够毫无顾忌署上“周有光”的大名了。他的胆子显然比从前大，现在大陆上的形势显然比从前好。
好是好，但“老九的贫困化”并没有什么好转，恐怕是更坏了。“高干的特殊化”又如何？是发展得更“高”？还是特殊的事情“干”得更少？
老人是幽默的。读这《新陋室铭》，彷佛看到他边念边笑，念完了还要加上一句：“我阿Q！我阿Q！”
老人是健谈的。从聂绀弩一再送他的诗句可以看出：“黄河之水自天倾，一口高悬四座惊。”“谁主谁宾茶两碗，蓦头蓦脑话三千。”口若悬河，话有三千，可惜我无缘恭逢其盛。我偶遇他那一次，虽有谈笑，如沐春风，却不是他在给人的信中说的“早夕谈笑，满屋春风”的境界。不免有机会已失、时不再来之叹了。
一九九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