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铜带着永远的遗憾，没有喝到最后的二两白干，就去了另一个世界了。
萧铜是爱喝酒的，爱白干、爱二锅头……就是不爱喝洋酒，不爱喝白兰地、威士忌，摆在他面前，劝他也滴酒不进。他喝啤酒，啤酒不是外国酒，中国也有；啤酒在他看来甚至可能不是酒，他只把他当做饭吃，酒后的一种饮料。
他是爱酒的人，也爱写作。我们往日可以看到他坐在餐厅的卡位里，一边写作，一边喝酒，酒喝完，几篇稿也写好了，他就收拾收拾，离开餐厅，去附近的那家报馆送稿。
许多时候，他干脆就去相熟的报馆，在编辑部或别的一个角落，去写他的稿，但还是有酒侍候；一边写稿，一边喝酒。
他是个“爬格子动物”，每天都“爬格子”是他生活的一部份。
他是个作家，从青年直到老年，都是个作家。他写了许多，小说、随笔、评论、剧本……无所不写，只是没有见他写诗。
在台湾，他得过青年小说奖，他写过台语片的剧本，多到一两百个。他编过《华报》、《大华晚报》和《自立晚报》的影剧版。他也上过舞台，演过几次戏。他甚至也当过童星，演过一次电影。
他还“票”过京戏。他是幼年就学京戏的，学的是裘盛戎，唱的是“铜锤”（还是“架子花”）。他的一个最常用的笔名萧铜，是不是因此而来，我不知道。只知道他是因为裘盛戎、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等“京朝大角”到香港演出，他才冒着风险，在一九六一年从台湾到香港来听戏的。
这一听就是三十多年。当年从台湾有去无回，到了香港，就回不了台湾。那时海峡两岸的关系没有现在这样的宽松，两岸的人不但老死不相往来，就是到了香港，也不能看大陆的电影或演出，担心受到暗中的窥伺，回台湾后被惩罚。萧铜是被官方拒绝回台湾，还是自己主动自律回台的脚步，我不知道，只是他从此就留在香港了，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这才永远离开香港。例外的是他的多次大陆之行，回上海，回北京。
他是香港人当中的“上海人”，他的原籍是江苏镇江。他又可以算是“北京人”，他是一九二九年出生在北京的。他一口标准的“京片子”是地道的北京话。他笔下带有浓厚京味的文字，也是北京的。老舍的《骆驼祥子》等等，是京味小说；萧铜的《上京记》、《京华探访录》，我说它是京味小品。我甚至怀疑，他写小说用祥子做笔名，就是从《骆驼祥子》得来的。
他更多的笔名却是从京戏人物来，赵旺（有《无风楼随笔》）、贾六、马路通、金大力、花得雷……这些都是从京戏里挖的“角”。
京戏是他最擅长的。不是说他最能唱、做，而是说他最能写。大陆的京戏团体到香港演出，他当晚看，当晚写，这些评论文字第二天就在《文汇报》的新闻版以专栏形式刊出。一唱一做，成功失误，好在哪里，不好又如何，他都能恰如其分地指出，令人心服。
演出者因此以他的戏评作为镜子，看自己的得失。他对京戏的评论逐渐建立了权威，被认为是这方面的“香港第一支笔”，不作第二人想。
这些戏评文章的写作，都是他到报馆去，借一个角落，一边写，一边喝，用啤酒浇出灵感，像记者赶新闻稿一样，急就而成，他的成就是那么好！
他最爱京戏，也爱看别的地方戏，爱写别的地方戏。
爱酒、爱戏以外，他也爱书。爱看书、买书，晚年住的地方又小，书一多，就到处都是书了。他的一屋子只是一间房，一张小床让妻子杨明睡，多少年来他只是“打地铺”，在地上睡的。他把自己的地位也让给书了。
他的藏书虽然不少，却不是什么善本、珍本的名贵书。书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和戏曲、戏剧有关的，还有一类你再也想不到，是“小人书”，也就是连环图画。人们很少有收藏连环图画的。小时看，大了就不再看；大了也看，看了就丢掉，没有人会珍藏它。萧铜却不，从小到大到老，他都爱看，爱买，也爱藏，他没有份睡的那张小床床底，也藏满了他的“小人书”。这个大人，这个老头（他实在不像老头，只有这两年才步履蹒跚显出衰老的样子），真是不失其赤子之心。他是不是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不知道，但是罕见的连环图画收藏家却是无疑的了。
他曾经有过一次护书的喜剧。当他和妻子杨明住在九龙塘的时候，一天胡金铨和翁灵文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大叫救命——救书的命，因为两人吵架，温柔如月里嫦娥的杨明（她主演过电影《嫦娥》）发了脾气，说是要烧他的书，他们两个连忙雇车前往，到了那里，只见萧铜已在楼下门口，手中捧着一大堆书，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杨明要焚书坑儒了。”书当然没有焚，儒更没有坑，喜剧只能是喜剧，还可能有什么呢？
他是七十年代之初和杨明结合的，当时境况不错，住的是九龙塘的华屋。两层楼的房子，他们住楼上，楼下有人开了一间戏剧学校。前有院子，后有花园，楼中是如花美眷，不像晚年，只困在一个小小的房间，要“打地铺”。
萧铜的晚年是清苦的，在他“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以前，稿费收入不太多，境况已经不大好。一位朋友在《新晚报》上写文章，对他的煮字疗饥的生涯流露了同情。他这个“丈夫何必受人怜”的人，看了大为生气，不仅打电话去骂作者，还打电话骂我这主编。每天晚上，一到十二点半，电话铃一响，我就得接受他的一阵骂声。怎么解释都没有用。这样过了十天半月，他大约也感到骂得累了，乏劲了，才停了下来。直到春节以前，我照样发出邀请，请他一如既往，年初二到我家喝酒聊天。他应约而来，我们也就忘却了那一场“冷战”的骂声，好像没有过那一回事。到现在，我只记得有过午夜骂声，却记不得具体是骂了什么了，经朋友提起，这才想起往事，只是好笑。
这可以看出他的不“受人怜”的傲气。他还有份豪情，与人斗气。
有一年，他参加一个作家旅行团去游江南，和一位诗人同住一个房间。不知道是怎么样，两人一个你开灯，我关灯，你开我关，我关你开，经过了十几二十次的反复，才被同行的人劝阻，结束了这一场义气用事。
但萧铜平日是不爱与人争辩的。他习惯于在旁人辩个不停时，坐在一旁默默静听，不发一言。对于有些问题他还不大明白时，更不轻易发言，强不知以为知，他是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人。
最近这些年里，他们一家两口，年年几乎都有江南冀北之行。杨明到上海娘家养病，萧铜一人独上北京，去喝豆汁，喝二锅头，以烧饼当饭，烤羊肉下酒。住的是护国寺人民剧场的招待所。白天到处逛，找朋友聊天，晚上不是看戏，就是写稿。这么过了一两个月，满足了他对儿时、对春明的怀念，才南下到上海，和杨明一起回香港。这是他欢乐的归去来兮。
我又记起了我在北京居住的那些日子了，他去找我，我们一起去昌运宫老西来顺涮羊肉、烤羊肉、喝二锅头。这早成旧梦，萧铜如今已是梦中人，在一阵火光中，他不是西来，而是西去，永远地去了，如火光般消失了。
我更记起，他在火灾的劫后，躺在重症病房中，不能言语但可以书写时，写下了一张小小小的条子：“我想吃饺子，带二两白干。”这是他最后的愿望，这愿望是永远无法满足的了。
洒二两白干吧，洒二两白干吧，往哪里洒？
一九九六年一月